《世纪》专稿｜陈四益：关于老师和书的回忆

不少人问我：你藏书多少？

答曰：不多，也不藏。

不“多”，因为要买的那些书，大抵都是常常要用的。为了一本常常要用的书去跑图书馆，时间、精力，都不合算。可书到用时方恨少，因为不断有了新的兴趣或新的关注点，原来那些书又不够用了，于是再买。这样，几十年哩哩啦啦地买下来，也渐渐成了个“包袱”，但又舍不得丢，因为不知何时不定又会用上。于是，也就任其堆放在那里。不过，一生能读几许书？任你兴趣再广，个人所有也不过九牛一毛，哪里算得上“多”。

不“藏”，是因为书只是为了用，如果不用，弄那些书当摆设，或当秘宝，有何意趣？这些年，收藏成了“理财”的手段，书籍亦然。电视里说收藏的节目，一开口就是这值多少钱，那值多少钱。我觉得好笑，但也由他。有钱人喜欢玩儿，随他。我的想法是，书只要有用、可靠便好。什么时候刻的，现在存世还有几部，值多少钱，对我并不重要。那些稀有、珍贵的刻本，应当由国家去保存，让研究需要者人人得而用之，才是物尽其用。放在私家手中，大多最终还是糟蹋了。试看那些世代相传的藏书楼，而今还余几处？不是被不爱书的子孙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就是毁于天灾、兵燹、盗匪、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我还小。后来听长辈闲谈，知道兵荒马乱之际，古董珍玩，宋椠明刊，不知毁弃了多少，留得一条性命便是大幸。1949 年以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直到“文革”，抄没、破“四旧”，又不知毁弃了多少。

吉安，古庐陵也，人文荟萃之地。经历了无数劫，到“文革”之世，抄家送往废品回收站的线装书仍能堆积如山。那时我在复旦大学任教。一位吉安籍的学生从朋友处得知废品站有大批书籍要焚弃，说可以论斤给价，便起意赶去，看看是否可以捡回一些有用的书。不料“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赶到之日，坑灰已冷，只有摇头叹息。

到了“文革”结束，有事去苏州，记得“文革”前人民路一带，旧书店甚多，我也曾在那里买过《带经堂诗话》一类便宜的旧籍，可前几年因囊中羞涩，早已三文不值两文送到旧书回收站，给孩子换奶粉了。于是又想再去转转，不料个体书店早已无存，剩下一家官营古籍书店，里面大抵都是新书，仅有的一些不起眼的旧籍，价钱也都吓人，不是我这月薪几十元者所能购买。于是，从此断了买所谓“古本”的念头。若说要用，现代刊印的“洋装”旧籍，许多都是经过学者校勘、注释的，较之古本更觉方便。若是真有一部珍本在手，既不敢随便翻检，也不敢躺卧闲览，更不敢在书上夹批加注，何等不自在。所以，书，是喜欢买的，旧籍也是要看的，但不藏，也“藏”不起。大抵只是拣有资质的出版社印行的、或经信得过的专家点校、注释的买下。就这样，有些买得早的，从刊印时算，也已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了。

书，是为了用

书要有用——这种对书的态度，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我大学老师的家中，书都很多。那是他们做学问毕生所聚，自然非常珍爱。但如果这些珍爱的书籍对人有用，他们又绝不吝惜，总是慷慨借览。

赵景深先生是中国戏曲研究大家。他极注意搜罗资料。有关中国戏曲、小说的资料，大自专著，细至报纸副刊上的短文，只要有价值，无不细心搜集。他家住在上海淮海路、重庆路附近一处三层民居。从一楼到三楼，每层都有放书的地方。旁人很难弄清先生书籍摆放的次序，但他要拿什么书或剪报资料却“ 手到擒来”。

书籍资料是赵景深先生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但若问他借阅，无不倾囊相借。记得读大学时，因为赵先生讲文学史讲到了《金瓶梅》，但图书馆都不出借，于是便问赵先生有没有此书，是否可以借阅。赵先生问我已否结婚？这倒弄得我颇为羞涩，那时年方十九，女友尚无，更不知读《金》与婚否有何关系，只好讪讪地走开了。不想过了几天遇到赵先生时，他把一部世界书局印行的洁本《金瓶梅》递到我手中，并说，这书删去了一些，但对了解《金瓶梅》的价值并无影响。后来，做毕业论文，也是从赵先生那里借阅了许多图书馆所无或不出借的材料。

赵先生慷慨借阅，但又十分爱惜书籍资料，因为那些辛苦积聚的材料都是他做研究所要用到的。每次借阅，他都在借阅册上亲自登记，待还书时，又手自消除，绝不假手他人。有一次，我从他那里借了几本参考书，因为没有带书包，他怕散落，特意找了一张《新民晚报》，把书包好交给我。用毕奉还时，我把包中的书一本一本当面点清后，赵先生忽然问：“那张《新民晚报》呢？”我一愣，因为我以为那张报纸只是随手拿来包书的，用过即弃，就像家里若要包什么东西，父母就会叫：“寻张申报纸来。”上海旧时《申报》销行最畅，所以不管什么报纸都叫“申报纸”，到这时虽然已没有《申报》了，但上海人还是习惯叫旧报纸为“申报纸”。只好实告赵先生，那张包书的报纸我没留下。赵先生没有责备，只是轻声说：“我每个月的报纸都是自己装订。那天给你包书的，是这个月还没装订的报纸。不过，没关系，丢了就丢了吧。”听他这么说，我真是很感抱歉。此后向赵先生借书，都不再忘带书包了。“文革”中我去了湖南，分别七八年后，还曾向赵先生借过书，承他费心专门到邮局给我寄来，令我十分感激。

刘大杰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但在校时，他因身体缘故并未为我们上课，只听过他一次讲座。“文革”中，因为我已留校任教，他被“勒令”到校参加学习，同我编在一个组，有了多一些的接触。后来在我经历了一番批判、审查、干校再教育后，决定告辞高校、去湖南时，向他辞行。他检出一部《引玉集》为赠，并告诉我这部书是鲁迅送给他的，因为知道我爱读鲁迅，故转赠给我。此事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引玉集》是1934 年由鲁迅出资刊印的，都是苏联版画艺术家的作品。书后说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闲书屋据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罗版翻造三百部，内五十部为纪念本，不发卖。二百五十部为流通本，每部实价一元五角整。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代售。”施高塔路即今之山阴路，鲁迅旧居在此路上。内山书店就在山阴路和北四川路交会处。

《引玉集》一共只印了三百部，数量有限。书为鲁迅所赠，当为纪念本，更是难得。大杰先生因我爱读鲁迅，慨然相赠，着实令我感动。我想，这也是因为先生以为书是为了用，将书赠与爱书之人，更有意义的缘故吧。这书印行到今天，已经八十多年了。书前扉页钤有大杰先生印章。

俗言：“宝马赠烈士，红粉赠佳人。”那么书呢？

书赠用书人。

“那书白送他了”

鲍正鹄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曾为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法国、俄罗斯、埃及等国讲学。上个世纪60 年代初，强调文科教材建设时，他被调到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主持文科教材编著工作，后来又担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主管业务的副馆长，一直在北京工作。所以，同他更多的接触，是在上个世纪80 年代，我调到北京工作之后。

那时，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科研组织局局长。鲍先生中外兼通，学识广博，学术兴趣又极广泛，往往同他谈起一个问题，他便能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说得一清二楚。我的工作虽已远离学术研究，但每同他一次交谈，都会引起我关注某一问题的兴趣。

这也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始终保持着对学术问题的关注与兴趣的原因。

我那时业余写些短文。起初是《绘图新百喻》，是一些用浅近文言写的寓言，虽是借古人躯壳，却是为启今人思索，每则都有丁聪先生作图，起先在《新观察》《方法》及一些报纸刊载，后来固定在《读书》杂志刊登。这些文字鲍先生是看到的，也常常给予奖掖。后来他看到我在写《唐诗别解》，也还是借唐诗说些现在想说的话，并不是正襟危坐地做学问。一次，去鲍先生处看望，他忽然拿出一部线装《宋本唐人小集》赠我。这是清代江标以影宋本校刊的。江标是维新派人物，曾任湖南学政，与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等同倡新学。这套《唐人小集》，都以宋本影刻。譬如初唐四杰的《王勃集》是以南宋书棚本影刻，《杨炯集》是以宋睦亲坊本影刻，《骆宾王集》是以南宋陈道人家本影刻，《卢照邻集》则只题江氏影宋。虽然都是影刻，但集五十家唐人宋刻诗集，也十分难得

了。我想，鲍先生是希望他赠送的这部《唐人小集》能拓宽我“ 唐诗别解”的选材范围吧。后来的事情越来越让我感到，鲍先生一直关注我的写作。他的赠书大都与此有关。那时我写过一篇文章，从《桃花扇》中柳敬亭说《论语·子罕》，说到贾凫西木皮道人鼓词中《大师挚适齐全章》，又说到《镜花缘》中紫芝说《论语》，大意是说，用说书的办法说经，古已有之，但大多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过借讲经来吐胸中块垒。无论说书的和听书的，都不会把这当作对经书的正解。由此说到当今电视里盛行的说书式解经，听者大可津津有味，学者却不可将此当作学术的方向来提倡。大概为了提示我，先生又检出一册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据旧抄本精校付印的《击筑余音》赠我，并说，如木皮道人鼓词一类的，还有这《击筑余音》，你可以看看。

沔阳，即今湖北仙桃。卢氏兄弟——卢靖和卢弼——是藏书家，也是学问家。卢靖在任直隶提学使时，对天津图书馆的创立多有贡献，也是南开的资助者；卢弼的《三国志集解》，至今仍是研究三国时期历史的必备资料。慎始基斋刊印的书多为湖北先贤的著作。《击筑余音》的作者熊开元，也是湖北嘉鱼人，生于明末，眼看着大明王朝就这样亡在了一帮只图私利、贪财好色、花天酒地的君主谋臣手里，熊开元彻底绝望了。他写下了这套《击筑余音》，说一声“呸呸呸，俺老先生摆手摇头、再不来和你们胡厮闹”，就此出家去做和尚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兴衰败亡，不知有过多少轮回。每一次都令人失望。但是，在失望之后，仍找不到一条出路。有时以为可以振作一新，走出轮回，结果最终又是轮回再现，人们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也因此断裂，崩塌，陷于绝望，这才是中国真正可悲之处。木皮道人鼓词和《击筑余音》都是这种绝望的见证。鲍先生的赠书，令我对先前写的说经与说书，有了进一步的思索，因此才有了关于《击筑余音》的短文。

鲍先生聚书甚富，但到晚年，散书、赠书似为常事。他聚书是为了学术研究或学术兴趣，而散书则同样是为了学术研究和学术兴趣。如果一本书对于学生辈有用，便慨然赠之，从不论这书值多少钱。书，只有物尽其用才是价值所在。但是，当他赠出之后，如果长时间不见那人的成绩，则慨然叹曰：“那书，算是白送他了。”但下次遇有后辈研究可用的书籍，依旧一部部送出。在他，聚书犹如聚财，但所聚是精神财富或学术财富。聚财而不能财尽其用，是为财奴。聚书而不能书尽其用，是为书奴。在今日把购书当作理财、投资手段，不是为了用，而是等待升值、赚钱的时代，鲍正鹄先生这样的爱书人，只怕难觅了。

买书的眼光

买书，是为了用，或是阅读欣赏，或是求知研究。我想，书的用途其大端就是如此。有些书，读过一遍就再也不会有重读的兴趣，借来翻翻也就够了，像电视里那些肥皂剧似的，无非打发空闲的时光。有些属于经典或工具，无论文学的还是学术的，不时会有重读或使用的需求，那么若非囊中羞涩，不妨购置一部。还有一些，虽非自己研究范围，但未尝不能增广见闻、开阔思路，可收触类旁通之效。可各随其好选购，譬如三联书店出版的“新知文库”，其中许多便对我有很大吸引力。这大抵是读书、爱书、用书人通常的眼光。

有人喜欢买大部头的丛书，一放一个书柜，几架图书，整整齐齐，洁净无尘，甚是壮观。每见到这样气派的排场，心中总是起疑，如此整齐排放的书，真是为了读吗？何况若非大款、大官，谁有那样大的书房？这是为了摆样子、壮观瞻者的派头。如是经常用书之人，哪能摆放这般整齐！我的许多朋友都是爱书之人，但室中案头，大抵凌乱无章。所谓“言无风趣官多贵，案有诗书家必贫”，并非虚语。有把买书当作投资的人，讲究的是宋椠元刊。现在那样的古本越来越少，不得已而取其下，明刻、清版，也已价值不菲，不是一般人所能问津。玩这些花样的虽有书痴，但不少是如玩古董，希望靠它增值，其眼光是商贾的眼光。从用书的角度，并无价值。

真正从学术上研究版本文献的学者，到多半是把钱花出去而不求回报的。取之于社会，回归于社会。

我的老师王欣夫先生是文献、版本学家。从他手中经过的各种善本、珍本乃至抄本，不知多少。这从他《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著录的一千多种罕见刊本、抄本、稿本及其成书、流传经过，可见一斑。但他聚书的目的全在使用，可惜“文革”初起，先生逝世，正值大破“四旧”之时。藏书不准存放在原住所，逼令“处理”，后经多方转圜，才有半数以上得以先生名义捐赠于复旦大学图书馆，余皆散佚。

对于爱书之人，真正的宋元旧刊，大多无力问津，其实也大可不必倾囊购置。我手头就有几部宋版书——当然不是原版，而是今世影印的。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的《韵语阳秋》，线装两册，板框尺寸悉准原书，连书上“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等朱红藏书印鉴也赫然在上。定价只有11元，我买之时，古籍书店在处理，还有折扣。宋本的《三谢诗》一册，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涵芬楼珂罗版影印的，定价更只2元7 角。若论使用，这些再造的善本，丝毫不差，且不必诚惶诚恐，生怕有损。我想，这也是用书人的眼光——既要便于使用，又要价格适宜。

关于书的那些事儿，我想，无非就是怎么看待书，怎么购买书，怎么使用书。至于如何投资，如何增值，这恐怕就不是读书人、用书人所关心的事了。

（文章来源：《世纪》2016年第6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责编：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