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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首饰作为段落符

帕翠希娅·西安伯里

2017-01-23 15:24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帕翠希娅·西安伯里（Patrizia Ciambelli），1975年起任职于意大利民间艺术与传统博物馆，进行民间首饰的研究。与大多数关于首饰的研究不同，作者并没有采取博物馆学的视角，她更关注的是现代女性使用首饰的方式。她分析整理了约300份来自妇女与少女们的调查问卷，做了大量访谈，请女人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是在何种场合收到（或自己购买）首饰的，她们佩戴其中的哪些，又有哪些首饰的丢失令她们痛心不已，以及这一切的原因。“我们事实上在邀请她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打开首饰盒，回顾那些她们人生中的快乐、不幸、爱恋与分离。”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别具一格的装帧方式：全书所有的插图都要从书的附页中一张张撕下来，贴进正文相应页的黑白线框中，仿佛完成一种仪式，就像书里说的“人与首饰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维度是：眷恋”——贴完所有插图之后，你会否因为此番手作而对书本身产生眷恋呢？

本文摘编自《首饰的秘密》，由澎湃新闻经重庆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谁知灵魂中的首饰拥有什么？当一个女人的嘴与珠宝互相抵牾，该信谁？（狄德罗《泄露秘密的首饰》）

“泄露秘密的首饰”来自于狄德罗（Denis Diderot）著名的哲思小说，故事说，芒哥古儿（Mangogoul），一位想象中遥远东方的富有苏丹君主，传唤了精灵古古发（Cucufa）并要求来点“损宫里女人的乐子”，于是他得到了一枚银戒指。只要将戒指的魔法底座转向某个女人，就能在令自己隐身的同时让她的“首饰”开始说话，也就是“她身上最诚实的部分”。这一小说再现了民间文学中的一个经典主题：操纵戒指，能使男人拥有获知女人全部秘密的权力。这究竟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荒谬言论”，正如苏丹所反驳精灵的那样，还是一种其实相当普遍的，我们经常加诸首饰之上的权力呢？

在现代欧洲的田野作业中，我们的确碰见了这些“会说话的首饰”，有时它们甚至是非常厉害的泄密者，因为那些接受并信赖了我们的女人们，总是把它们与自己最隐秘的经历相联系。因为性别的原因，女人自古以来便行使这项权力，但将首饰作为一个问题并首先关注女性视角，反而也让我们重新考虑并思索男性地位的问题，并使我们追问，某些行为或语言的实践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当然，佩戴首饰已成为女性气质的标志之一，我们在相同数量的男性与女性之中发放的问卷也显现出可观的性别差异，事实上，除了几个男孩和男人亲自完成了问卷，还有一些由母亲或妻子代为完成之外，大多数男人都没有将问卷返回给我们。有些人解释道，他们之所以“忘了”，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首饰，或者是觉得这与他们无关，首饰是“女人们的事” 。

《最初的首饰》，母亲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小儿子戴着围嘴别针和洗礼铭牌。1960 年代，卡尔希雅（A.Garcia）摄影。玛赫莲娜·阿尔伯特- 洛卡私人收藏。

然而，田野调查的结果却与他们的断言有所不同：性别差异可以表现为拥有（佩带）首饰或完全没有任何首饰，但是更主要的差异是细微的，表现在拥有首饰的数量与类型，以及它们的使用方式上。当一个男人“过分”炫耀首饰，我们总将其理解为与性取向或社会边缘性有关，或者他在展示他的反叛意愿。但事实上，男性始终与首饰有密切关系，不仅因为他们是主要的首饰赠予者，并保证它们的流通，同时也因为，这些亲密熟悉的物件往往与童年有关，正是它们引发了男性对女性的想象与感知。自相矛盾的是，也正是男性作家们的文字，以其精准的用词、简单的回忆，以及诗般的细节描写，恢复了这独一无二的时光与关系。例如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在《柏林的童年》（Enfance Berlinoise）中的回忆：

我的母亲有一件椭圆形的首饰。它如此之巨大，以至于人们都无法把它佩戴在胸前，每次我母亲都把它挂在腰带上。只要她出席晚会就会带着它，不过除非家庭晚宴，她不会在家里戴。它的中心是一块巨大的闪闪发光的黄色石头，周围有一圈小一点的五颜六色的石头：绿的、蓝的、黄的、玫瑰色的、绛红的。每次看见它都令我陶醉狂喜，它那棱角轮廓射出的千万光芒，总让我想到舞蹈和音乐。当母亲将它从藏身的首饰盒中拿出，这一刻它的双重力量开始显现：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整晚它将在母亲的腰带上闪烁，同时它也仿佛是护身符，能保护她在外面不会受威胁。我自己也处于它的保护之下。

是否可以说，首饰的含义可以简化为个人使用方式及相关表象？在欧洲农业社会中，正如衣服和发型一样，首饰也是一种信号，让人一眼就能判断其主人的身份、归属与社会状况。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些密码已逐渐失去作用，均质统一的大生产抹杀了阶层、性别与年龄之间的差异。例如，越来越多的成熟女性选择年轻女孩的首饰与装束，而后者的财力却难以与前者匹敌，于是只能拥有少得多的首饰。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是对个体的推崇，这使我们很难遵从严格的着装规则：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在他人眼中展现出独特性。某种首饰与个人气质相适应，那么对它的偏好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当下魔幻风格与异域风情的首饰大行其道，事实上正因它们提供了展现独特自我的可能。然而，独特性恰恰以规则的存在为前提。

我们在人生中一点点地积攒首饰，这是建构女性特质的一种方式，因为性别身份也同样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生命的每一阶段，都有这些赠送或购买的首饰作为段落符，为了标志每一段生命的独一无二，它们的出现几乎是必需的。

《身体的首饰》，一个曾许诺要向树之圣母（Madonna di Carpineto）奉献“ 一位圣女”（verginella）的女人，为了圣母巡游而打扮一位小姑娘，在小姑娘的耳垂上挂上她自己和其他女人临时借出的首饰。拉皮诺（Rapino）, 阿布鲁兹，意大利，1993。摄影：帕翠希娅·西安伯里。

女人们向我们讲述她们的首饰——她们何时并如何得到，怎么佩戴，而它们又代表着什么——我们事实上在邀请她们讲述自己的历史（虽然一开始我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用这样那样的方式，打开首饰盒，回顾那些她们人生中的快乐、不幸、爱恋与分离。

正如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在《微小生活》里一段美丽细致的描述中所说的：

我幼时生活在穆里乌（Mourioux），每当我生病或仅仅是不安时，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祖母总是会去拿些宝贝来。我还记得有两个白铁盒子，表面凹凸不平，画着些幼稚的画。它们从未装过小饼干，却藏着另一类财富：我祖母拿来的，是一些珍贵的宝物，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历史，给孩子们的记忆。复杂的家谱随着小饰物一起在铜质手链上摇荡，一些钟表的指针永远停在了某位祖先离开的那一刻，念珠上故事流动，和国王的画像在一起的小东西，讲述着某件礼物的故事以及捐赠者那乡下人的名字。

她的爱情信物有限，但有讲不尽的神话作为证明，在爱丽丝黑色的围裙上，信物从她手心深处闪着微弱的光，这是残缺的紫水晶或没有底托的戒指。那些从她口中假装漫不经心流淌出的神话，补足了戒指的底托，纯净了宝石的光泽，在祖先陌生的名字中，在同一故事的笫100 种版本中，在婚姻与死亡那意义模糊的母题中，舌灿莲花，语言的珠宝慷慨洒出。

皮埃尔·米雄突出了人与首饰关系中的一个核心维度：眷恋，有时是非理性的。首饰所见证的，它们的使用方式，经常与个体的个人“神话”相连，即是说，与我们或有意或隐秘地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方式有关。

薇薇安娜，她总是戴着一块光滑的纪念章，上面唯一刻着的是她的名字。她向我们解释道，在她父母离婚之后，她就再也没戴过施洗首饰：她曾向上天祈祷阻止父母离婚，然而却没得到任何回应，她说，绝望的她从此无法再从外表上显示任何宗教印记。在访间中，莫妮卡告诉我们，她曾给女儿买过一些首饰，与自己小时候收到的礼物一模一样。至于奥黛莉，她提到自己把前夫送的结婚戒指改成了普通戒指，正如她也把他本人“改成”了普通朋友。

首饰的意义首先存在于我们使用它们的方式上：在某种情况下购买某一特定的首饰，决定戴或者不戴某件别人送的首饰，改制、转送、丢失，或遗弃，个体通过这些行为表明自己的身份及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说首饰能伴随我们的人生旅程，这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首饰被认为是“珍贵的”物品，以此为名，它们命定要凝聚那些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然而，即使我们尽力从不同方面了解它们的意义，首饰的故事却表明，在某种意义上，一具被首饰所装饰的身体，一具希望展示给人看的身体，同时也总在避免被他人了解或重构。

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可见物的实质，是它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里衬，这个里衬作为某种不在场被展现了出来。”我们应该明白，无论是展现或隐藏，“真实”或“虚假＂，佩戴或远离，固定或运动，首饰总会呈现出这种不在场性。在匣子里、盒子中、珠宝柜里熠熠生辉或蒙暗灰尘的首饰，重新让幻影成形，让它们能被观看、触摸、想象。它们让无意识的记忆鲜活起来，讲述那些永远在存在与缺失、秘密与剖白、遗忘与“纪念”之间摇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