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赵龙江：一通知堂短札

周作人一生几乎只用毛笔作字，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看，便可以得到证明。他的字，严格讲并不属于大多数旧文人所惯用的传统体式，而是特有的“知堂体”，如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内敛平和，又好像他晚年的文章，似乎总是不慌不忙，张弛有度。

偶然的一次机会，使我有幸见到知堂老人的一封亲笔信，难得一饱眼福。

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我得知周氏兄弟在西城八道湾的故宅，因城市规划行将拆除的讯息，我便有了一探究竟的念头。记得第一次踏勘这座宅院，眼前景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想象中的轩敞神韵，和应该有的独特文化气息。院内拥挤杂乱，据说已塞进三十几户人家，而且几乎每家都在圈地盖屋，只剩下弯弯曲曲的狭小过道。询问居户，大多是“文革”后陆续进驻者，只有后院住了一个“猫老太太”，是这院中最早的住户。老人姓氏，即使院内邻居也多不知晓。在路人引导下，我才循八卦阵般的小路走到后院一户人家。这是一个里外间，是这所大宅院后罩房最东面的两间，据说当年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这里住过。进屋自我介绍后，便与老人闲聊起来。老人极其热情，典型的老北京人性格。

老人叫张淑珍，平日她与外孙女同住。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才上小学的外孙女正在桌边写作业。环顾屋内，几乎没有像样家具和电器，柜顶、床上、炉边等处果然卧白猫多只，皆驯顺，难怪人称“猫老太太”，她说都是捡来的流浪猫。她讲，因亲戚早年在周家做事，她也在1950年搬入这所院子，并做些杂务。住进当年，她便生下女儿白月英。据老人讲，当年是二太太信子、三太太芳子及二先生儿媳张菼芳帮她接生的。此前，知堂先生还为这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名，并用毛笔在一小纸片上题写了“白宝山”和“白月英”两个名字（因出生前不知孩子性别）。这张纸片一直保存在老人家中。谈起周作人夫妇，老人的评价是温蔼和善，并说二先生不大出门，多数时间在房里写毛笔字。与老人聊了很久。之后我又去过几次，渐渐也就熟悉了。

有关几次去八道湾情形，我曾在拙作《重访八道湾》（原载民刊《芳草地》2010年第一期）一文中言及，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

印象较深的是我第二次去八道湾。记得张淑珍老人热情如旧。那天恰好老人女儿白月英也在，白大姐人颇朴厚，平和而稳重，承她见告，江小蕙（江绍原女儿）于八道湾事最熟悉，并自告愿带路引见，只是天寒道远而未成行。老人言二先生家事依然滔滔不穷，所闻多可慨叹。我对这些陈年旧事也很感兴趣。那天老人检旧存知堂短札出以相示。信是写在一张不大的格纸上，字法练净的墨笔小楷，别出神韵，风格一看便知。因为我太喜欢知堂老人的字，便在附近照相馆翻拍了一张。信这样写道——

白太太：

近来因为开支增加，每月需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

周启明 十月廿八日

周作人写给张淑珍（白太太）的短札

知堂这封信中的“白太太”即张淑珍（因她夫家姓白）。她来到八道湾后，主要是为周家干些杂务。知堂先生晚年，张淑珍有时帮周家到邮局寄信、取件，有时去医院为知堂夫妇拿药或取化验单，知堂先生有时便送他些零用钱，即信中所写的“送款”。

信落款未记年份。我曾在《重访八道湾》相关文字中推测，很有可能作于1964年，因为那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周作人稿费预支，由原来四百减半为二百元。之后，承张菼芳老师回忆后告知，应该是在她婆婆羽太信子1962年病逝以后的事情。这个疑问，我在多年以后终于有了答案，知堂写这封亲笔信的确切年代，应该就在1963年。

知堂老人晚年生活艰窘，从他这一段的日记，以及给友人的书信中大致也能找到依据。

起初，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因而有了一定预支收入，使这一大家庭得以勉强度日。但随着儿子周丰一被划定右派，直接影响到家庭收入，加上他与羽太信子饱受年老病痛的缠绕，家庭生活再陷艰窘压力。然而也在这一时期，旧日朋从的日子同样不大好过，一些昔日熟悉或不大熟悉的朋友经常因穷告帮，包括街邻平民也来求助。一般情况下，知堂老人总会有所援救。据我所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周家就不断收到这样的请求。

比如，昔日旧识黄萍荪，从1952年开始，因失业、疾病、断炊等状况，多次写信请求知堂援助。1955年6月后黄萍荪劳改期间，他妻子唐氏则以病困、试用工作评级尚未发薪等原因，乞求知堂老人帮助。解除劳改后的黄萍荪仍因困求款，并索要书报杂志等。另一位昔日旧识顾承运（顾共鸣）同样因贫病陷入绝境，加之家中子女多，以及冬衣无着落等，求诸知堂老人施以援手，长达十年之久。旧日熟友中还有张次溪、徐淦、冯元亮（倚魂）等，也都因家庭困难和病痛，不同程度受到知堂老人钱物药品的济助。

此时的知堂老人也是入不敷出，家庭支出不断增加，不得已，只能陆续变卖家中书物，甚至通过常惠（常维钧）为介，两次将部分个人日记卖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与此同时，知堂自己也要不断借贷，老友中借钱资助他的有徐祖正、王仲廉（王钟麟，即王古鲁）等，无奈中，他有时还要向儿子儿媳借钱。

知堂老人不单是救助往日朋友，对身边街邻也常施援救，受惠者有孟记笔铺制笔人、同巷十七号马氏老人（焊洋铁壶者）、公用库（胡同）修鞋铺主人、邮局周君、家住同巷二十七号三轮车夫小方、常年为周家理发的老陈等。难怪张淑珍老人后来回忆说，二先生日常生活简约，与人无争，虽生活不富裕，却常以钱物济助困窘者。

除了八道湾一大家人生活，知堂先生还要定期寄西安女儿一家补助款，这在他同时期日记中，便已有所体现。

1935年，由沈兼士做媒，知堂先生的大女儿周静子与任教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兼任私立辅仁大学的杨永芳结婚。抗战爆发后，杨随校西迁，后来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与杨永芳婚后先后育有三子两女，家庭生活并不宽裕。1963年9月24日杨永芳病逝，静子一家人生活便也陷于绝境。当时周静子只是在西北大学院内家委会工作，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周静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岁月流转，半个世纪前知堂先生所写的这通短札，背后竟有如此多的故事，想来实在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