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赵龙江:一通知堂短札

赵龙江

2017-01-23 15: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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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一生几乎只用毛笔作字,从他留存下来的墨迹看,便可以得到证明。他的字,严格讲并不属于大多数旧文人所惯用的传统体式,而是特有的“知堂体”,如同它主人的性格一样内敛平和,又好像他晚年的文章,似乎总是不慌不忙,张弛有度。
偶然的一次机会,使我有幸见到知堂老人的一封亲笔信,难得一饱眼福。
八道湾11号俯拍图
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我得知周氏兄弟在西城八道湾的故宅,因城市规划行将拆除的讯息,我便有了一探究竟的念头。记得第一次踏勘这座宅院,眼前景况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有想象中的轩敞神韵,和应该有的独特文化气息。院内拥挤杂乱,据说已塞进三十几户人家,而且几乎每家都在圈地盖屋,只剩下弯弯曲曲的狭小过道。询问居户,大多是“文革”后陆续进驻者,只有后院住了一个“猫老太太”,是这院中最早的住户。老人姓氏,即使院内邻居也多不知晓。在路人引导下,我才循八卦阵般的小路走到后院一户人家。这是一个里外间,是这所大宅院后罩房最东面的两间,据说当年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曾在这里住过。进屋自我介绍后,便与老人闲聊起来。老人极其热情,典型的老北京人性格。
“猫老太太”张淑珍抱着猫在她家屋前,照片摄于世纪之交
老人叫张淑珍,平日她与外孙女同住。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才上小学的外孙女正在桌边写作业。环顾屋内,几乎没有像样家具和电器,柜顶、床上、炉边等处果然卧白猫多只,皆驯顺,难怪人称“猫老太太”,她说都是捡来的流浪猫。她讲,因亲戚早年在周家做事,她也在1950年搬入这所院子,并做些杂务。住进当年,她便生下女儿白月英。据老人讲,当年是二太太信子、三太太芳子及二先生儿媳张菼芳帮她接生的。此前,知堂先生还为这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名,并用毛笔在一小纸片上题写了“白宝山”和“白月英”两个名字(因出生前不知孩子性别)。这张纸片一直保存在老人家中。谈起周作人夫妇,老人的评价是温蔼和善,并说二先生不大出门,多数时间在房里写毛笔字。与老人聊了很久。之后我又去过几次,渐渐也就熟悉了。
有关几次去八道湾情形,我曾在拙作《重访八道湾》(原载民刊《芳草地》2010年第一期)一文中言及,这里也就不再重复了。
印象较深的是我第二次去八道湾。记得张淑珍老人热情如旧。那天恰好老人女儿白月英也在,白大姐人颇朴厚,平和而稳重,承她见告,江小蕙(江绍原女儿)于八道湾事最熟悉,并自告愿带路引见,只是天寒道远而未成行。老人言二先生家事依然滔滔不穷,所闻多可慨叹。我对这些陈年旧事也很感兴趣。那天老人检旧存知堂短札出以相示。信是写在一张不大的格纸上,字法练净的墨笔小楷,别出神韵,风格一看便知。因为我太喜欢知堂老人的字,便在附近照相馆翻拍了一张。信这样写道——
白太太:
近来因为开支增加,每月需要付房租,并寄西安补助费,对于你处所送之款,不能再送了,特此通知,尚祈原谅是幸。
周启明 十月廿八日

周作人写给张淑珍(白太太)的短札
知堂这封信中的“白太太”即张淑珍(因她夫家姓白)。她来到八道湾后,主要是为周家干些杂务。知堂先生晚年,张淑珍有时帮周家到邮局寄信、取件,有时去医院为知堂夫妇拿药或取化验单,知堂先生有时便送他些零用钱,即信中所写的“送款”。
信落款未记年份。我曾在《重访八道湾》相关文字中推测,很有可能作于1964年,因为那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周作人稿费预支,由原来四百减半为二百元。之后,承张菼芳老师回忆后告知,应该是在她婆婆羽太信子1962年病逝以后的事情。这个疑问,我在多年以后终于有了答案,知堂写这封亲笔信的确切年代,应该就在1963年。
知堂老人晚年生活艰窘,从他这一段的日记,以及给友人的书信中大致也能找到依据。
起初,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因而有了一定预支收入,使这一大家庭得以勉强度日。但随着儿子周丰一被划定右派,直接影响到家庭收入,加上他与羽太信子饱受年老病痛的缠绕,家庭生活再陷艰窘压力。然而也在这一时期,旧日朋从的日子同样不大好过,一些昔日熟悉或不大熟悉的朋友经常因穷告帮,包括街邻平民也来求助。一般情况下,知堂老人总会有所援救。据我所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周家就不断收到这样的请求。
比如,昔日旧识黄萍荪,从1952年开始,因失业、疾病、断炊等状况,多次写信请求知堂援助。1955年6月后黄萍荪劳改期间,他妻子唐氏则以病困、试用工作评级尚未发薪等原因,乞求知堂老人帮助。解除劳改后的黄萍荪仍因困求款,并索要书报杂志等。另一位昔日旧识顾承运(顾共鸣)同样因贫病陷入绝境,加之家中子女多,以及冬衣无着落等,求诸知堂老人施以援手,长达十年之久。旧日熟友中还有张次溪、徐淦、冯元亮(倚魂)等,也都因家庭困难和病痛,不同程度受到知堂老人钱物药品的济助。
此时的知堂老人也是入不敷出,家庭支出不断增加,不得已,只能陆续变卖家中书物,甚至通过常惠(常维钧)为介,两次将部分个人日记卖给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与此同时,知堂自己也要不断借贷,老友中借钱资助他的有徐祖正、王仲廉(王钟麟,即王古鲁)等,无奈中,他有时还要向儿子儿媳借钱。
知堂老人不单是救助往日朋友,对身边街邻也常施援救,受惠者有孟记笔铺制笔人、同巷十七号马氏老人(焊洋铁壶者)、公用库(胡同)修鞋铺主人、邮局周君、家住同巷二十七号三轮车夫小方、常年为周家理发的老陈等。难怪张淑珍老人后来回忆说,二先生日常生活简约,与人无争,虽生活不富裕,却常以钱物济助困窘者。
八道湾11号院子正门,照片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除了八道湾一大家人生活,知堂先生还要定期寄西安女儿一家补助款,这在他同时期日记中,便已有所体现。
1935年,由沈兼士做媒,知堂先生的大女儿周静子与任教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数理系,兼任私立辅仁大学的杨永芳结婚。抗战爆发后,杨随校西迁,后来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与杨永芳婚后先后育有三子两女,家庭生活并不宽裕。1963年9月24日杨永芳病逝,静子一家人生活便也陷于绝境。当时周静子只是在西北大学院内家委会工作,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周静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世。
岁月流转,半个世纪前知堂先生所写的这通短札,背后竟有如此多的故事,想来实在令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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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周作人,八道湾,短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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