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正月门首设门簿——王振忠说门簿②

王振忠

2017-01-28 13: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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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正月门首设门簿——王振忠说门簿②
上海书评︱清代官场文化与拜年习俗——王振忠说门簿①【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编者按:本文为《王振忠说门簿》的下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三)《沈氏门簿》
用以登记来客姓名、地址的门簿,在晚清也引起来华传教士的关注。1872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传教士Paul Perny(汉名童保禄,1818-1907)所编的《拉汉对话》(Dialogues:Chinois-Latins),其中有一节叫“看门的事”,对话中就有主人吩咐仆从,将来客姓名“都要写在门簿上,后席好去回拜他”——这当然是入乡随俗的做法。
《拉汉对话》(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1913年4月7日,梁启超在《与娴儿书》中指出:
入都五日,门簿所载客名已三百二十人,接见者约三之一,其劳可想!吾性惟劳乃乐,故精神似尚胜于在津时,明日拟返津作文,数日后复来。看此情形,在都非僦屋不可(大约必须以一半日子住京)。作寓公终不便也。
1913年,梁启超刚从日本归国不久,便再度投身于其时的政治运动。当年,他在北京仅五天时间,门簿上就记录了三百二十人的名字,平均每天就有六十四人前来拜访。梁氏精力充沛,又喜交游,故其自称“惟劳乃乐”,精神更佳。可惜当年的这些“门簿”并没有保留下来,否则,应是研究梁启超社会交游与政治活动的绝佳史料。
1931年,被不少文化人尊称为“谦谦君子”的书商郭石麒,收购了嘉兴著名学者沈曾植的藏书。当时发现其中有门簿一册,顾廷龙先生慧眼独具,认为此书系“封建社会官场的遗物,可以看到酬应的一些礼节”,故而也是一种史料,遂得郭氏惠赠。为提高此一史料的学术价值,顾先生邀请张元济、冒广生等人各写一段题记。该书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题作“沈氏门簿”,为馆藏善本。1951年,张元济跋曰:
世人知有蓝皮书、白皮书,不知前清京师时尚有黄皮、红皮两种本子。……红面者,京官宅子之门簿,阍人记每日来访之客之姓名、住址及来访之原因,或见或否,有时并及其宫[官]职及与主人之关系,以备酬答之用。二者均为居官者每日必读之物。是为吾郡沈子培先生宅中之门簿,时在光绪二十九年。先生方官外务部,卜居于宣武门外上斜街,旋即简擢江西广信遗缺府,出京赴任,道出天津、上海、扬州、九江、南昌,沿途所记,可以考见一时之人物。吾友顾君起潜得诸故纸堆中,持以相示。留阅数日,因记数语归之……
其后的冒广生跋称:“中国礼俗,尚于往来。老辈于寻常宾客,若过五日不答拜,则谓为不敬,此门簿之设之所由来。而于婚丧祝寿,尤极重视。不通庆吊者等于绝交;其通者除远道以函谢外,无不踵门,不似后来以踵谢帖付邮,或并谢帖而无之也。”
门簿
今阅《沈氏门簿》一册,原簿为北京“琉璃厂东门外桶子胡同龙文斋”所印,封皮及首页为红色,封皮上印有“门簿”二字,并用毛笔书写“囗囗年岁次癸卯新正吉 立”,首页首行书“爵禄齐加,福寿连绵”八字。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琉璃厂有专门出售此类用以拜谒酬答之门簿。此册《沈氏门簿》系重新装裱过的簿册,全书除封皮外,每面印刷各分四栏,第一栏的中间印一“印”字,“印”字之上用毛笔填写称呼,如“李大人”、“王大人”、“刘大老爷”之类,“印”字之下填写大名。第二栏用以填写事由,如“道新喜”、“拜会”、“请安”、“差贺”等。第三栏用来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年侄”、“年弟”等;第四栏则印一“寓”字,用以填写来访者的住址或暂住地。以《沈氏门簿》所记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日(1903年1月29日)的来访者为例,首列“葛大人,印,宝华,寓松树胡同”、“沈大人,印,家本,道新喜,寓金井胡同”等。上述这些字迹基本相同,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根据清人杨掌生《京尘杂录》卷四《梦华琐簿》记载:京城拜客,系用三寸红纸书写姓名,其上备载住宅、街巷于纸背,以便阍人登记门簿,名曰“小片子”。由此看来,《门簿》上的这些毛笔字,实皆出自阍人之手。撰写跋语的冒广生,在《沈氏门簿》中登记作:“冒老爷,印,广生,寓如泰馆。”冒广生为江苏如皋人,如泰馆即北京的如皋、泰兴二县会馆,位于宣武门外西河沿,为南通一带入京人士之常住地(如光绪年间张謇多次入京,亦多寓居于此)。另外一位题写跋文的商笙伯,在《沈氏门簿》中系于当月的二十七日,“商大老爷,印,言志,号笙伯,禀安谢步,寓扁担巷”。顾廷龙邀请商笙伯题写跋文,他遂写道:“簿中所列贱名,大约系沈培老任南昌府知府时,余以候补知县禀谒,为号房所记耳。”商笙伯是浙江嵊县人,光绪末年任江西知县,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晚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此跋注明“壬辰农历一月初十”,时当1952年。
(四)《唐土门簿》
门簿所记人数之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地位和人缘。在明清时代,门簿是极为常见的东西,也正因其常见,故很少得以保留。谭嗣同的侄孙谭训聪曾指出:“余家居时,发现一批信件,及会客门簿……门簿中,有旧党领袖满人荣禄、帝傅翁同龢(差帖拜会),以及沈曾植、张孝谦、容闳、杨锐、郭之全(字友琴,河南人,袁世凯之友)等……”(《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类似于此的门簿,当然是近代史研究中考证政治立场与人际交游的重要史料,只可惜后来却遗失了。因此,侥幸遗留至今的此类文本,也就成了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前揭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沈氏门簿》便极为罕见,它也成了考证沈曾植交游的重要史料(许全胜在《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就大量辑录了其中的资料)。这当然是官员的私宅门簿,类似的门簿原件,在海外文献中亦偶有发现。
1997年我在日本从事学术访问,其间,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抄件,其格式与《沈氏门簿》极相类似——首先是称呼(如某某大爷、少爷、相公、总管等),接着的是大名,其后则写明住址或店名。
佚存日本的《唐土门簿》,抄件
《唐土门簿》中出现的汪姓商人共有九名,即汪八老爷(文琪)、汪大爷(本川)、汪二老爷(士镗)、汪老爷(永增)、汪老爷(敬)、汪捷大爷、汪十二老爷(文玢)、汪大爷(炯)和汪二老爷(元炜)。其中的汪永增,在清代前期的中日贸易中鼎鼎有名。从《唐土门簿》的记录中可见,此人居住在义慈巷(即宝莲寺至上塘街一带),这里属清代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汪永增应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是淮北的盐商,其时侨寓于长洲县(今苏州),常年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当时,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许多从事中日贸易的徽商都定居于苏州。在清代,长崎贸易中的铜商,有不少都出自徽州。这是因为江浙一带的盐商(尤其是淮扬盐商)主要来自徽州,而盐商巨子往往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事东洋铜斤的采购。从财富等级及奢靡程度来看,苏州铜商曾与汉口盐商(实即扬州盐商的一个分支)骈肩称雄,并与清江浦河政官员、江苏的州县官员一样,以豪侈挥霍著称于世。汪永增显然就是一位徽州铜商巨子,他在经营中日贸易期间,共派出十一艘船前往日本长崎。除了汪永增之外,《唐土门簿》中提及的其他几位汪氏以及程姓商人,应当基本上也都是在苏州活动的徽州商人。
揆诸实际,抄件《唐土门簿》,收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幕府官员宫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宫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此书是宫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作“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1829)。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政策,长崎是唯一“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是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所带来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从《唐土门簿》中填写的人名、地名和店名来看,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蔴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由此可见,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以经营布匹、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这些,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
反映清代苏州城市布局的《苏城坊巷图》(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另外,对照《沈氏门簿》,《唐土门簿》应非原件,而是宫崎成身誊录而成的抄件。而“唐土门簿”也是他对该份抄件的命名。所谓“唐土”,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习惯性称呼。此份文书的原始名称为“戊寅正月门簿”,其下的第一行写明为“元旦”。文中还提到一位住在张广桥的吴二太爷,旁注有“飞帖”的字样。据《清嘉录》记载:“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飞帖”,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贺年片,贺年片上的名字和地址,由阍者抄录到门簿上面,故在旁注明“飞帖”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该份文书是有关新年拜年的门簿抄件。
由于“门簿”上通常都会写明称呼、大名以及住址,因而就相当于以某人为中心的一份通讯录,这也就成了婚丧喜事时可备查考的资料。门簿的拥有者,通常会将此作为礼尚往来的重要依据。清人胡文炳《折狱龟鉴补》曾讲过一个案例,说有位赵贡生家中死了人,“将出殡,循俗例,通知曾经唁吊各亲朋刻期会葬,按门簿开单,凡一百七十余人”。无独有偶,咸丰二年(1852)七月二十五夜,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亦主张,办丧事不可铺张:
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
由此看来,是否见诸门簿,是区分关系亲疏、有否走动的重要标准,故曾氏是以门簿上的记录开列散讣的名单。事实上,官府私宅的门簿记录,是为了将来的回拜或处理相关事宜。在这种背景下,除了丧葬之外,科举及第后,许多人也往往是以门簿为依据散卷。这就难怪清代徽商后裔潘尚志,在其乡试、会试联捷之后于苏州的散卷、送报,其格式就与《唐土门簿》极相类似。潘尚志的一份乡试捷报现藏于南京夫子庙之江南贡院,与此相关的《乡会联捷苏地发报、送报簿》抄本,便是当年其人科举及第时派放捷报、试草的详细名单。
苏州徽商后裔潘尚志《乡会联捷苏地发报、送报簿》(稿本,私人收藏)
《苏城坊巷图》(局部)
(五)结语
简言之,“门簿”亦即来客登记簿,此类门簿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原本是官场中的一种制度设计。而正月门首设门簿以便拜年,则明显模仿自官府私宅的做法。虽然说门簿类型有所不同,但二者实际上却是相通的,其间的影响亦显而易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一些人来说,拜年逐渐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有时,人们并非真想拜年,而只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来过了”,不至于失礼。而在另一方面,在门首设立门簿,既维持了相关的交际网络,又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彼此之间的应酬。“门簿”功用之嬗变,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时代官场文化对民间习俗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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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门簿,《沈氏门簿》,《唐土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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