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作者:80年代的村庄日常

黄灯

2017-01-31 13: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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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生活在湖北农村的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此后,作者黄灯将13年来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写成《大地上的亲人》(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一书,记录了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这三个村庄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她的出生地凤形村、她外婆外公生活的隘口村、她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丰三村。作者在题为《用文字重建与亲人的精神联系》的自序中说,这本书“是我远离乡村后,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致意”。
本文节选自黄灯对1980年代湖南省隘口村日常生活的描述。

2006年新年,作者婆家的全家福。
村庄的根

外婆所在的村子叫隘口村,隶属湖南汨罗长乐镇。长乐镇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因为紧靠汨罗江,有古街数条,有繁忙的古港,商业十分发达。在外婆的印象中,民国时期镇上的热闹远超现在的繁华。我们小时候将“镇子”称为“街上”,“到镇上去”说成是“上街”。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多次提到长乐镇,其中词条“晕街”中的“街”,即指“长乐街”。从饮食看,长乐甜酒最为有名;从民俗看,流传至今的“故事会”(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闻名中外,被视为古镇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时候,每到过年,上街看故事,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爱。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融合了强烈的古典趣味。因为出故事的过程,调动了普通民众的热情,包含了上市街和下市街的竞争和对垒,客观上赋予了它可持续发展的活力。每逢过年,尤其是到元宵节,长乐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看故事,不但成为全镇人民的共同节日,也成为周边乡镇民众的节日。印象中,除了90年代末期到2006年前后稍稍冷清以外(此时正是“买码”、赌博、吸毒泛滥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每年的春节,在长乐街都能看到玩故事。
独特的传统,塑造了长乐镇人独特的性格:聪明活泛、行动力强、团结义气、爱面子、讲排场、喜欢热闹、族群认同感强、不安分、喜欢冒险。相比临近的三江乡,因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长乐镇除了青狮村的“青狮桥人”外, 大部分居民不太信奉“读书改变命运”(青狮桥人重视读书,也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而是几百年来,诗书之家的习惯传承)。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最好的地方是湖南,湖南最好的地方是汨罗,汨罗最好的地方是长乐,无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终归要回到长乐街的家乡。我还惊讶地发现,我出生的凤形村,亲人中外出打工的很多男孩,带回了全国各个贫困地区的女孩子结婚;而在隘口村,几乎没有找外地女子的情况。就算条件不太好的男子,他们宁愿找长乐峒里姑娘,也不愿找外地女子。
从人员分布看,长乐镇主要有黄、周、杨、陈、鲁、余等十三大姓氏,其中第一大姓为黄姓,即我外婆娘家,坐落在长乐镇东北面的青狮桥,距离镇子三公里。青狮桥自古重视文化教育,是长乐镇历史上读书入仕最多的家族。我小时候因为经常跟随外婆回娘家,总的印象就是青狮桥多大户人家,后来查找资料才发现,历史上,青狮桥确实是一个重教兴学的地方,村民大多信仰基督教,宗族势力一直强大。现在修建的祠堂,除了敬奉祖先,同时兼办幼儿园,由村庄外出发达的人捐建,条件非常优越。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乡村的凋敝,青狮桥的祠堂,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凸显了宗族极大的修复、输血能力。
因为和外婆的亲密关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尽管青狮桥更多时候作为“外婆的娘家”而出现,但其通过外婆对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的形成,还是起到了无形的熏染作用。外婆一生爱干净、讲究精致、对食物有着天然的敬惜之情,对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强调女性的隐忍和包容。在她看来,生育子嗣,更是女性的天职。外婆对我的最后一次教诲,是我博士毕业以后,曾向她提起,压力太大,不想生孩子。她将此记在心里,没有多说,只在当天晚上,和我慢悠悠地说起村上的贵奶奶,因为没有生养所遭受的委屈和凄伤,尤其强调了去世以后的冷清场景。我始终记得外婆向我强调的一句话,“千金难买亲生子,没有孩子,老了太可怜”。和鲁家塅浓厚的生活氛围比起来,来自青狮桥的外婆,天然具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从小便从她的讲述中得知,外婆的父亲是个秀才,在汨罗江边中了别人的冷炮,爬到江边喝了很多凉水,失血过多,不幸身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在外婆扎实、高大的衣柜中,有一个朱红色的皮箱,是老外公当年用来装卷子、官帽用的,外婆在晚年,将箱子送给了我弟弟。据说,外婆当年之所以同意唯一的女儿嫁到三江,很大程度缘于爸爸姓黄。
长乐镇的第五大姓“鲁姓”,是我外公的姓氏,主要分布在鲁家塅屋场。从文化根源和村人的性格而言,鲁家塅和长乐街相差无几。以我二舅的话说,“长乐街原来有半条街都是鲁家塅的,现在还有一条鲁巷”。从二舅保存的家谱可以看到,鲁姓始祖任牧公,于元末自江西铁树观迁入湖南境内,一开始确实定居长乐街。尤其在洪武四年,德华公在长乐十字街置办产业多处;嘉庆年间,斐延公倡建鲁氏祠堂,位于长乐中街,1949年尚有遗址留存,现已全部改建。换言之,鲁氏先人,曾居住长乐街达六百余年,但现在几乎全部迁居长乐镇北郊的隘口村,俗称团山鲁家塅。在长乐的“故事会”中,鲁家塅属于上市街范畴,可以协助其他姓氏,一起参与上市街的故事比拼。现隘口村有两千余人,鲁姓人口有一千左右。村庄东北两面环山,中间是大片良田,房子依山而建,比邻而居,从背面的隘口水库下来,有一小溪流经村庄,有山有水,灵秀自然。我自小在鲁家塅长大,那里良好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童年回忆。
打讲(闲聊)
外公在世时,我注意到一个事实,他对自己喜欢的老人,最高评价就是,“这个老倌子好打讲(发“港”音)”。外公因为要吃炒肉,而外婆坚持要吃炖肉,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当外公以失败告终时,他常常气得绷着一张脸,不断地嘟囔,“这个阿婆子怎么这样不好打讲”?
外公在世时,是一个公认好打讲的老人。他认识的人很多,每天早晨起床、坐在阶基上乘凉时,总有冲里的老人跟他打招呼,“岳爹,你老人家好早啊”!外公照例会留他们歇歇,照例会留他们喝口茶,照例会与他们打打讲。“宋爹唉,我们都是黄土淹齐了脖子的人,你老人家凡事要看开点,不要打太多转身,不要太劳神费力。没事就多坐一下,到了这个年纪,今天不晓得明天。”于是,外公要外婆去称肉,买点瓜子,打点酒,他要留宋爹吃午饭,两个老人准备好好打打讲。他们照例会讲到大集体那年,去华容贩鸭子;讲到那年发大水,鸭子全部死光,不但钱没赚到,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烂账。
外公对鸭子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他不但贩鸭子,还养鸭子,我小时候待在他身边,跟着放鸭子是我最喜欢的事。外公养鸭子极其有耐心,不但挖蚌壳、掏螺蛳给鸭子吃,到夏天怕鸭子上火,还要给它们煎凉茶。为了买鸭苗,他每年都会步行到华容或湖北监利一趟,而宋爹就是陪他最多的老伙计。可想而知,两位老人碰到一起后,有多少共同语言可以打讲。
与打讲对应的,还有一个词,扯谈。隘口村人爱扯谈,外婆很利索地将家里一切料理好后,告诉外公,要到冲里去敬神,但在路上碰到福奶奶,竟然跟福奶奶在树阴下,扯了一个上午。亲人对外婆的整体评价相当高,但他们共同的遗憾,就是嫌外婆知道的太多。他们坚持,要是外婆再糊涂一点,那方圆几百里,就没有老人可以和她相比。但外婆偏偏不能如他们的愿,她活得很通透,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外婆有很多好打讲的老人,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吊壶,边喝茶边闲谈,很快就能消磨一天。她们的话题无非就是儿子、媳妇、孙子,不是东家媳妇的嫂子躲计划生育,没有生到儿子;就是西家的傻儿子,之所以蠢成了一坨泥,主要是因为爷爷在世时,做多了歹事,遭到了现世报应。聊完了别的村庄,就聊身边的人,彩妹子之所以如此厉害,一来就给喜奶奶一个下马威,主要来自娘家的教训。
令我妈妈不解的是,她离开隘口村嫁到凤形村,凤形村里的很多事情,从来没人告诉过外婆,但外婆对村庄发生的一切,却了如指掌,一清二楚,甚至爸爸同事离婚的消息,她也知道前因后果和其中的关键细节。外婆捕捉信息的能力让我吃惊,她甚至知道隘口村最有名的彩妹子,她弟弟和古仑一个姑娘废婚的原因。我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当年隘口村没人打麻将、也没人疯狂“买码”时,大家在一起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打讲、扯谈。而现在,只要有四个人,就肯定拼一桌麻将,只要有两个人,聊的话题就和“买码”有关。我不知道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村庄闲人的减少,还是公共的晒谷坪被分割。外婆一次次地感叹,“福奶奶走了好多年了,三奶奶也去了好多年了,慧妈子快不行了,以后打讲的人越来越少,只怕阎王老子也快收我了”。
隘口村男人间的打讲,涉及的话题,比起外婆她们这群老婆婆,要宏大、深刻得多。我在武汉大学念硕士时,每个月都有讨论课,每次我的选题还没讲完,张老师就一锤定音,得出结论,“典型的湖南人”。他的根据是,我不论谈什么作家,总要扯到政治上面,总要扯到诸如启蒙的主题上。他根本没有料到,隘口村一个最没文化的男人,在打讲时候所谈论的话题,比我所讨论的选题都要深刻得多,要“启蒙”得多,当然也宏大得多。
隘口村人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直到离开家乡外出念书,我才对此有更深的体会。我仔细回忆,在我童年耳闻大人的扯谈中,十有八九离不开国家大事,在八个关于国家大事的主题中,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内容与收复台湾、惩治贪官、改造社会有关。尽管隘口村的男人在扯谈到正有兴头时,总是被堂客们吆喝着回家吃饭,或是不得不配合阉猪的兰老倌,一起去抓猪栏里的猪崽,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心怀天下的胸怀,干完手头的活,几个人很快就能进入谈论国家大事的状态。隘口村的金贵,刚刚还因为欠了别人的牌账,吓得到处躲债,但看到隘口村的男人又挤在晒谷坪里打讲,还是忍不住抛头露面地加入进来,并及时更正了苏联60年代撤离中国的具体时间,附带补充了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
更令我惊讶的是,隘口村人对赚钱似乎天生没有太多兴趣,尽管隘口村的经济基础在周边数一数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仅仅被积累金钱所吸引。就算做生意,他们内心向往的项目,也是与他们的财力、修养搭不上边的贩古董。在我看来,这种只有大学历史、考古专业的教授才有资格玩的门路,居然被我称为“彪八面”的表哥玩得团团转。也许,隘口村人骨子里的不切实际,和爱打讲、扯谈的习惯息息相关。
我到广州念书后,目睹广东老板哪怕家财万贯,依然勤勤勉勉做小生意时,两相对照,才发现隘口村人真的很懒,他们宁愿花时间在天南海北闲谈上,也不愿好好打理家里的几亩田。他们宁愿相信,只要有一人“买码”发了财,自己就一定能够跟着发财。当我回家告诉妈妈,不到外面去看不知道外面的人有多勤劳时,妈妈显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穷也是一世人,阔也是一世人,他们都看得开,懒惯了啊”!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隘口村人确实能从闲扯中获得快乐,如果他们的酸甜苦辣,都能在打讲中付之一炬,我又有什么理由,强求他们一定要扎脚勒手、大汗淋漓地以深圳速度再建一个经济特区呢?如果他们在吃饱了饭后,始终坚持世上最有味、最过瘾的事就是扯谈,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将隘口村人的懒散,归结到他们爱扯谈的习惯上呢?我凭什么要区分隘口村晒谷坪上成群结队的扯谈,和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城里人跑去泡吧?既然隘口村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享受到聊天的乐趣,我凭什么一定要对隘口村人爱扯谈的习惯不满呢?
事实上,我从内心深处羡慕他们,我羡慕隘口村人没有一点思想压力,躺下去就能呼噜呼噜睡个大觉,不像我,不是担心课题的进展,就是担心怎样发几篇核心期刊论文。我羡慕他们每时每刻都有人陪着扯谈,不像我,无聊时候,只能困兽般地在房间走来走去,拿起电话簿,却不知可以拨通谁的电话,最后只得无奈放弃。尽管在他们眼里,我过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永远没有他们那份扯谈的闲心,我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走在村庄的任何角落,都会碰到熟悉的、能说话的人。
(本文节选自 黄灯 著,《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
思想
我是出身农家的教授黄灯,关于我所见的生存世相、乡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我吧!
黄灯 2016-01-31 610 已关闭提问
责任编辑:彭珊珊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乡土中国,黄灯,返乡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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