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三四）︱经世：实学在东亚

欧洲传来的Economy一词，在今天的汉、日、韩语中，都以“经济”对译。“经济”是“经世济民”的缩写，本意是对国家社会的管理、对民众的救助。和今天经济一词的含义不同，它并不专注于财富与市场，和只讨论供求、盈亏，日趋数学化的Economics（经济学）更大异其趣。在17到19世纪的东亚语境中，“经世”代表了东亚政治思想朝向现代的内在转化。

1712年，58岁的康熙皇帝，宣布了一项新政：“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今后国家所收人头税，以上一年登记的人丁数为基准固定，不再增减。后来雍正皇帝把这项政策发展为“摊丁入地”，将丁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某种角度说，人口不再作为制定税赋的指标。这是中国这个千年农业帝国，在国家治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出台此政策的背景，是清帝国政权稳固、社会发展、市场繁荣。凡承平日久，人丁自然兴盛。但生齿日繁必然带来和有限耕地之间的紧张关系。康熙时代，大量人口隐而不报，流动不居。人地关系的松动，是农业国家治理的大挑战。而新政的实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由人丁滋生带来的社会政治问题。随后，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百多年里，中国人口规模急速扩大，从清初的9000多万，一跃而至19世纪初的3亿；到鸦片战争前，更超过4亿。

人口爆炸不惟清朝独有。由于丰臣侵朝、满洲崛起后，东亚世界整体上再无大规模战乱，日本和朝鲜在17到19世纪，也都达到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江户幕府时代，日本人增加了一倍多，从17世纪初的大约1200多万，达到幕末（19世纪中期）的2600多万。朝鲜人口也由17世纪早期的约850多万增长到19世纪初的1500多万。实际人口规模恐怕远大于这些数据，比如朝鲜社会中大量贱民是不纳入官方统计的，而同时期中、日都有大量沿海人口移居东南亚，这些人也不在计算之中。

人口增长虽是经济发展的表征，但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在土地不变或有限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养活新增人口、置产就业、开发新的利源，不但是关系国家收入的（狭义的）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朝向这些实际问题的思考，在东亚的士人中出现了一股务实研讨的风气，可统称为“实学”。所谓“实学”，又恰和儒学系统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反思合拍，并且得到16世纪传来的欧洲科学技术的助力。在实学的语境中，“经世”超越过去的范畴，不但强调治学需以实践为检验标准，而且崇尚理性，重视商业、工业、科技、军事等知识，不再把它们与儒家道德及政治对立起来。

清中后期，“实学”精神在陈宏谋、洪亮吉、龚自珍、魏源等官僚学者身上得以突出体现。作为清中期的模范官员，陈宏谋足迹遍及边疆、江南和北京，著述丰富。他生前并不作为思想家被崇奉，死后其政治与治国理念才得到重视整理。在贺长龄、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里，收录的陈宏谋著述，数量上仅次于顾炎武。陈强调学者要关注实务，反对繁琐考据，每到一处，皆修水利、劝农桑、查民风、兴学校，并格外强调对女性的教育。

在其著名的陈宏谋研究中，美国史学家罗威廉概括说，“经世”不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爱好，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议程或政治风格”，其中要素包括“必须知行合一的信念；从具体时间和空间的脉络而非从经典教条思考问题的思路；对管理实践中细节的密切关注；对各个领域（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技术专长的关心；对流行风俗习惯进行不断改革的信念”等等。陈宏谋的经世，代表了中国思想步入现代的内在理路。

对于日益突出的人口问题，洪亮吉可说是最早的察觉并论述者。1793年，他写作《意言》二十篇，其中《治平篇》专讲人口，指出天地“生人”与“养人”之间的矛盾。他认为除了自然灾荒会令人口减少外，国家则应“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并且禁糜费、抑兼并、赈灾荒。总之，是从开发土地、劳动力和分配正义方面入手。

可资对比的是，5年后，英国人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同样提出“生人”与“养人”的困境。他从抽象的数学角度出发，认为出路只有从控制人口数量入手：要么提高死亡率，要么降低出生率。马尔萨斯主张以道德来抑制生殖行为，而反对建立扶贫济困的社会制度，因为贫困是人口多于资源的“自然”产物。洪和马的观点，非常典型地体现出“经世”与“Economy”之间的思维差异。

在商业日趋发达、商人阶层地位逐渐松动的江户日本，“经世济民”思想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对商业原则、商业精神的正名和倡导。早在17世纪初，德川官学的鼻祖藤原惺窝就正面看待贸易，认为利润只要共享，就是有价值的。此后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则大胆提出：武士之道与商人之道是一致的，只是各自职分不同。他大力倡导“町人（即商人）”伦理，提出“俭约”和“正直”两个基本原则。石田梅岩不遗余力地提倡教育面向平民、特别是处于“四民”底层的商人阶层。而对此实践最力者，当属成立于大坂的庶人学校：怀德堂。

大坂在丰臣时代曾是政治中心，自从德川家康设幕府于江户，它就转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连市政管理都由有实力的商人代替大名运作。1730年大坂堂岛设立米会所，汇集全国贡米的交易，号称“天下粮仓”。因此，大坂的町人文化和町人教育高度发达。

1724年，五位商人出资设立怀德堂，学校面向各个阶层，不论身份高低贵贱，都可来听讲。怀德堂既教授古典知识，也讨论商业伦理，培养出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者，如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出身商人的富永仲基拒斥宗教，强调真正的“道”一定是从个人日常生活中来，勤勉地从事每日的工作就是最重要的道德实践。这一主张，大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说，怀德堂倡导的伦理教育一定是“资本主义”式的，但它的学问和实践的确深刻影响了日后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崛起。

在中晚期朝鲜，“实学”的兴起有着两个具体的历史机缘。首先，是丰臣战争后朝鲜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官员学者们开始集中关注恢复民生。柳馨远等提出改革土地制度，抑制兼并，并发展货币经济。金堉则力主实行“大同法”，以土地多寡，统一以米谷或布匹缴纳税赋。这样一来，无地或少地农民大大减轻了负担，也直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增长。18至19世纪的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也在著述中提出改革农业技术、开放贸易等主张，和同时代中日的经世思想遥相呼应。

第二，则是清朝入主中原并达到鼎盛，促使一批朝鲜士人以务实的态度看待满人政权，从鄙视而至虚心学习。这批实学者中，有像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这样的燕行使臣，因目睹清廷治下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力主“北学”，将中国的科技和制度引入朝鲜。也有像丁若镛这样的集大成者，不但大量吸纳李瀷和北学派成果，更因接触天主教而吸收欧洲科学思想，在农学、天文、地理、建筑、兵学、医学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

17到19世纪的东亚现实，不但促发对人口、殖产、技术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带来对国家空间的新想象。中俄军事博弈激发对地图的需求，清帝平定准噶尔等，使国家版图空前扩大，亟需引入对天下空间的新认知。1712年，康熙颁行新的丁税政策的同时，一项全国性地理考察工作也已进行了4年。在法国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康熙主持了以三角测量法和经纬度实测全国的工程，并以梯形投影法，于1717年首次制成当时全世界最精准的地图：《皇舆全览图》。这次实测和绘图，不但为后世清朝的地图测绘奠定基础，而且大大扩展了中原士人的疆域视野，边疆与内地被纳入同一个“版图”概念中。19世纪的思想先驱龚自珍和魏源，都强调经略西北，这与新地理观和天下观的确立有极大关系。此二人又都是林则徐的好友，晚晴海防思想的产生，便自他们始。

清朝政治地理实践更给整个东亚世界带来地理思想大发展。还是在1712年，作为全国测绘工作的一部分，清同朝鲜共同踏查了长白山，划定了鸭绿江和图们江之间的界址。这次划界刺激了朝鲜的领土意识，带动起前所未有的历史地理学热潮。朝鲜士人借地图和写作，重新建构和中原大陆的空间政治关系，国家认同空前高涨。一部分理学者从小中华意识出发，开始将高句丽等北方政权纳入朝鲜的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另一部分实学者（如李瀷、丁若镛）则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拒绝历史浪漫主义，将1712年划界视为朝鲜空间的最终完成。在地图学方面，郑尚骥等引入数学方法，将朝鲜地图朝精确化方向推进。到了19世纪，金正浩吸纳清人带来的经纬度测量成果，以汉城为坐标原点，制作出极为接近当代地图的《大东舆地图》，成为朝鲜实学在地理学方面的一座巅峰。

日本近代的国家思想也深受欧洲地理学影响。实学者借地图认清日本的地缘格局，开始面向海洋，构想日本和世界的关系。18世纪后期，林子平通过游历北海道及同荷兰商人接触，日益感受到俄罗斯南下的威胁，撰写并自费出版了《三国通览图说》、《海国兵谈》等著作，力倡海防。这种由地缘政治认知而产生的焦虑，强化了经世派学者对拓殖海外的渴求。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这样的激进思想家已明确提出，要学习欧洲，殖民海外，建立日本对世界的统治。他们共同的蓝图，是进取满洲、征服中国。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欧洲的坚船利炮到来之前。

强调东亚现代思想的内生性，并非否定向外的反应和借鉴。鸦片战争当然是近代极大的外在刺激，但外因必须内化才会起作用。而选择什么来接受、如何嫁接，仍然由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所决定。和其他方面一样，思想的演进不能被看作是指向特定目的的线性路径。东亚思想没有按照欧洲版本的“普遍”模式生发，但恐怕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活力，误认为它是停滞与封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