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的“年”︱最忆新疆，军营大院里肆意撒野的“年”

我多少是有些过年情结的。这大概和家教有关。

记忆中最早的“过年”，是在新疆了。在军营的家属院里，没有老人，都是些来自五湖四海、年轻力壮的随军家属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大人岁数大的估计也未及不惑，所以，是一块年轻人的地方。那地方方圆不大，数来数去，不过百来家，因为编制的关系，家家也都大体认识，像一个枝蔓丛生的大家庭。但和传统大家族不同的是，大家来自天南地北，没有一个统一的过年习俗。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候的年过得是不伦不类，没有约定俗成的礼节、没有统一的祭拜和祈福，没有严格的长幼之别。所谓的过年，不过就是孩童时代最计较的吃、穿、玩了。那可都是一年中最好、最新、最过瘾的吃、穿、玩呢。

吃，不用说了，家家都把好东西存到了过年。过年的吃与平日的吃差别太大了，不仅可以敞开肚子大吃，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还可以爱上谁家吃就上谁家吃——那是一年中最自由、最无所顾忌、最随心所欲的“吃天下、吃四方”的时候。即便像我妈妈这种并不太善烹饪的主妇，也会大做特做，不仅做足自家吃的，还要做出额外给邻里的份额。她拿手的都是南京老家的东西，有炸豆腐丸子、开口笑，有时候也会炸些油条、馓子、麻团什么的。不过我印象中，她炸出的油条像油棍，馓子不成形，麻团像麻饼。只是因为平时不太能吃到，还是极喜欢的。我妈妈还有一个拿手的是红烧鱼肉，也是我现在最怀念的一道菜。鱼是咸鱼，四方大块，和五花肉一个大小，却有着不同的花纹，在浓汁晶亮的砂锅里，我总是能一眼就看得出鱼来。可惜现在到处都难买到那种大块咸鱼了，旧金山、奥克兰中国城里卖的广东的咸鱼或大或小，离那个差得太远太远了。我尝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只得作罢。偶尔和母亲提到这道菜，她都感叹：那时候的东西就是好呀，怎么吃都香。

如果我爸爸不很忙，一定会给我们做蛋饺。这可是他的绝活。那蛋饺黄澄澄的、肉蛋齐香，总也吃不够。印象中，也只有过年才吃得到的。那可是一个功夫活儿，拿着一个圆头勺子，直接在火上，一个一个地做出来的，然后再一个个码在锅里一起炖。所以，做一次就是大半天，然后东家送、西家给，我们也能吃上好几顿。我妈妈不耐烦做这个，从来都没有做过。几年前，父亲来旧金山，我曾经让他做过一次，便也学了来。不过，现在会做了，却并不觉得那么好吃了。

在吃与穿之间，我妈妈绝对更在乎穿。年前很久，她就会开始唠叨起来，说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裤子、什么样的鞋子，甚至配上什么样的围巾或什么样的帽子。她特别喜欢把我们打扮得里外、上下都焕然一新，有时候连内衣都不例外。即便行头不是崭新的，也是她亲手翻新过的，比如棉袄、棉裤，一定是她亲手拆过、洗过，棉花可能重絮过的，或添了新棉花。在我的童年岁月的印象里，妈妈花在缝纫机上的时间，要比锅台前多得多。好像只要过年那天，我们穿得体面了，就注定了我们家这后面一年的日子都会过得富裕、过得光鲜。而作为妈妈，我们走出家门时，看上去比别人家的孩子靓丽、清新，似乎就表明她比别人家的妈妈更好，更称职一般。

所以，小时候的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在穿戴上输给过周围的孩子。

不过，我们家“爱穿”这个传统，并没有顺利地从我妈妈那里继承到我这里。这大概和小时候比较调皮招惹了不少打骂不无关系。

记得有一年我穿了一套崭新的女兵军装，自然大年过得很招摇，放了很多鞭炮，搞得那天晚上回家也很晚。第二天一起床，便发现我的新军装不见了。叫了妈之后，就看见她虎视眈眈地走进来，手上拿着我的新军装，放到我的眼前。我一看，天哪，那件可怜的新衣服的一个口袋周围竟然有一堆烧焦了的小洞洞，好像是人用熏香烧成的。这可是太大逆不道了，要知道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小屁孩能穿上一身女军装（估计我也有四、五年级的样子了），简直算是最高级礼遇了——那是那时候女孩子们最倾心、最梦寐以求的服饰。你想我妈能不生气吗？再说，等她问我怎么弄成这样的时候，我支支吾吾哪里说得出，猜想着大概是和伙伴们放鞭炮时惹得祸，但又不能完全确定，就有些恨起这衣服来，怎么就生出这么些个洞来到我妈这里告状呢，即便是被炮仗炸的又怎么样呢？殊不知，我的手上、脸上又不知被鞭炮炸过多少回了，我吭过一声吗？不仅没吭过，连罪证我都没让它们留下。唉，都是“新”字惹得祸呀，否则的话，我妈也不会特别注意，即便注意到了，也不会这般心疼、这般怨怒。

记得很多年之后，我妈还依旧偶尔可怜兮兮，又愤愤不平地埋怨我。后来，我就很怕穿戴上什么新的、稀有的，或者价格不菲的服饰，虽然心里也很喜欢，但总有种“皎皎者易污”的担忧。于是乎，我便形成了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习惯——新衣服往往都选择在平常的一天穿，免得自己不小心，忘乎所以，又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过。再后来，等我有了孩子，也不是一定要在新年这天给他们穿新衣服，只要是干净、整齐的就好了。现在想来，这好像也不很合适，因为中国人过大年风光体面的优良传统，好像就这么被我给断送了。这怎么左右都是罪过呀。

再说玩。其实那时候真没什么可玩的，不过就是东家串串，西家走走。比较特殊的也就算放鞭炮，看看文艺演出，或者电影什么的。可即便如此，那时候却觉得特别好玩，还玩得特别好。所谓玩得好，就是可以玩到发疯，爱玩到什么时候就到什么时候，爱到谁家就到谁家，玩到鸡叫大人也不会训斥的。过大年，大人不能训斥孩子，这是我孩童时候，最喜欢过大年的一个原因。在我们家，无论犯了什么错，过年那几天，父母都依旧好言好语。我妈妈很迷信地认为，大年第一天被打被骂，就意味着这一年都要在打骂中度过，是不吉利的。所以，即便我们犯下了在平时看来不可饶恕的罪过，一般说来，他们也不会有所表现，更不会有言语或动作。这样，没有了大人约束的小孩子，那种肆无忌惮，那种快意无穷，自然是毕生难得，毕生难忘的。

这种觉得特好玩的时候，后来并不多了。我猜想，也许那时候的玩是纯粹的玩，没有一点压力的。因此，即便是什么都不做，也是开心的，也是觉得好玩的吧。

到了中学后，我们就跟着老爸搬到了北京。北京人比新疆那地界的人可是大气多了。逢年过节，大人们喜欢张罗着请客吃饭，大摆筵席。那时候的我却不再那么投入于节日的热闹气氛中去了。要说喜欢看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年节里孩童时好玩耍的野性，倒是一下子在北京大都市里被收敛了起来，不再喜欢到外面疯耍去了，愿意躲在家中读小说、看闲书了。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是，我的文化知识的启蒙教育比较晚，应该是从中学，确切地说，是从初二以后才开始的。我后来知道，当我在新疆快乐地做着野孩子的时候，我的很多后来的同学们已经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百科知识的原始积累，而等我开始自由阅读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是很多方面的小专家，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了。

小的时候过年还有一大期盼——压岁钱。我父母离家都早，没有承袭下来多少祖上的礼俗，我们从小都没有给父母磕过头，但一样会得到压岁钱。后来知道，我婆家就不是这样，当年我儿子一到春节膝盖一跪，红包就从爷爷奶奶那里到手了，真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呀。公公婆婆来自邹鲁之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个说法有个讲究的。只要他们在，即便在美国，大年也总是要过的，饺子总是要吃的。不仅如此，冬至、小年、腊八，十五，也都不会省略。先生因为在大学里教书，很多来这里读书的大陆学生，要么单身，要么是年轻的小两口，先生便会把他们都叫到家里来，一起吃年夜饭。每当这个时候，能干的婆婆是一定要大显身手的。

鱼，肯定是要有的，要年年有“余”嘛；鸡，也是一定的，图着“吉”利；牛，也是不能少的，越活越“牛”气；香肠也是要得的，“长长”久久嘛；年糕，也得端上，要的就是年年“高”升。即便那些名字配不上，可老人家爱吃的，婆婆也能拐着弯儿，说出个道道来。比如，她爱吃虾，于是她说那叫“红红火火”，因为油焖大虾做好了，看上去就是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的。

当然，最最重要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还是饺子。婆婆包的是山东的水饺，皮薄馅儿多，因为舍得放肉，还常常用排骨汤调汁儿，再点缀些蘑菇虾仁什么的，味道就格外的鲜美。婆婆包的饺子，其实不是用指头包出来的，而是两手捏成的——擀好的皮儿上放好馅儿后，对折，再用两手虎口处在半圆的边缘处相交一握，一个带着手印纹的饺子就捏好了，特有个性。几年下来，我这个原本不会包饺子的媳妇，现在也成了饺子能手了。这几年来，儿子们都上大学去了，老人们也都回国了，在家过年的气氛少了许多，倒是在我工作的政府部门里，每到春节，都会有一帮子香港、台湾，还有东南亚地区来的亚裔同事闹着要吃饺子宴。于是，我会起个大早，在家里把肉馅调好，韭菜、白菜，或者洋葱切好，等到了单位，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地包饺子。虽说他们包出的饺子大多都很不中看，吃起来更是面多馅儿少，下出来常常龇牙咧嘴，但现做出的饺子，还是让大家叫好不迭。洋人同事们也都爱来凑热闹，顺带出洋相。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特别不喜欢生韭菜的味道，可等饺子煮好后，抢饺子，各个当仁不让，绝对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更好笑的是，有些洋鬼子嫌我们的陈醋、酱油和香油做成的调味料味道不过瘾，还要加上自己喜欢的酱汁儿，甚至包括麦当劳的西红柿酱、芥末酱、烧烤酱，红红黄黄地一堆，和在一起，伴着饺子吃，边吃还边冲着我竖着大拇指，叫着“亚米，亚米”。现在，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知道了“亚米”的中文是“好吃”，便把我们做的饺子称为“好吃饺子”。还有几个颇有野心的同事好几次追着我索要“好吃饺子”的菜谱。可每次，还没等我教到一半，他们就都两眼发直地说，下次吧，下次再学。

如果说当年在新疆还有什么值得提的过年趣事，就是那时候军队的战士们都喜欢在春节结婚。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桩婚礼是十分难忘的，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那种出奇的热闹，那种在一个孩子眼里不可思议的胡闹，那种叔叔和阿姨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至今深深浅浅地埋藏在我的脑海里，时时会翻出浪花来，搅动那根乡愁的心弦。搅得我似乎不得不做点什么，才能排解出心中的块垒。于是，千禧年前，我写了一篇回忆式的小说《美人泪》。那是我第一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的起点。那曾经的一对新人，常常被我母亲提前，总让我恨不能让时间再度回到那次婚礼上，让我告诉那个无锡的阿姨，以后会在她的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好让她小心一些才好。

可是，时光已经走到了今天。我曾经在2002年终于完成了一个夙愿——带着儿子们回过一次新疆，原本是想带他们看看我小时候撒野的地方，却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回到南疆，还因为爸爸告诉我说，那里的人早就没有了，大裁军那一年，那块小地方就撤了。

说也奇怪，那块小小的地方，如今在地图上找不到了，却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梦中，让我再一次回到童年，去撒一回野，再看一看那戈壁滩烈焰下，总是亮得像滑冰场一样的盐碱地，还有那片巴掌大的小地方的几乎熟悉得像自家亲戚一样的人家。

正是——

最记当时年尚小，

红柳驼云，白碱连天晓。

偶见炊烟人际缈，

朔风掠过无青草。

还是那时年少好，

地广天高，何恐时光少？

冬去春来秋未到，

花开花谢皆欢笑。

（作者秋尘，本名陈俊，祖籍江苏南京，系海外华人作家。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现居美国加州，任职于旧金山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