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笔下记录的年俗：祭祖、庙会、送灯、烧灯......

年关至，慎终追远，合家团圆，已是延绵千年的华夏习俗。只是年味在大都市中越来越稀薄，独有的仪式与讲究反倒成了迷信。对于老一辈人来说，童年的回忆中还依稀存在着几分兴味；在外拼搏的青年人却发现自己在竞争压力和习俗之间时时动摇，回家过年的信仰已不再那么强烈；对于更小的孩子来说，过年大抵与平日无二，无非吃一顿好的，外加领取一份不菲的压岁钱。对于那失去了的东西，只能悉悉索索地于既往文字中追寻，要想寻找那纯正的年味，我们还得到作家的笔下去看看。

送灶神

在旧时，孩子大概在腊月十九被放假，为了能够与家人在腊月二十三一起过小年。这小年极类新年的彩排。按常理，这些日子街上当多了不少买麦芽糖的小贩，传说是用来祭灶王。老舍在《北京的春节》写得清楚，“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多少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

显然，祭灶王的经历给孩子们留下了太难忘的经验。许多作家想起过年，总不忘提上一笔。只不过，老舍吃出的是北京的年味，而陈忠实找到了陕西的年味，“到腊月二十三晚上，是祭灶神爷的日子，民间传说这天晚上灶神爷要回天上汇报人间温饱，家家都烙制一种五香味的小圆饼子，给灶神爷带上走漫漫的上天之路作干粮，巴结他‘上天言好事，入地降吉祥’。当晚，第一锅烙出的五香圆饼先献到灶神爷的挂像前，我早已馋得控制不住了，便抓起剩下的圆饼咬起来，整个冬天都吃着包谷面馍，这种纯白面烙的五香圆饼甭提有多香了。”（《过年：家乡圆梦的炮声》）

腊月二十三一过，家家户户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年关在迩。有两件事最为要紧，其一曰扫房，即大扫除，同时也清点家里最好的物件。其二则是备年货，因为按照旧俗初五之前所有的商店都要休息，而家中不可再动刀，否则有不吉利的说法。梁实秋描绘得好，“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作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订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的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  （见《北平年景》）

团年

团年之前，首先需要祭祖。关于祭祖一事，不同作家间倒有颇多歧义。富于批判精神的，如巴金在《家》中将其指认为封建大家长制的传统。“堂屋里挂了灯彩，两边木板壁上也挂了红缎子绣花屏。高卧在箱子里的历代祖先的画像也拿出来，依次挂在正中的壁上，享受这一年一度的供奉。”高公馆的老幼按照男左女右列于神龛前，再有请老太爷带头向祖先请安，拜过祖先后各房再向老太爷叩头，其后是子女向父母、佣人向主子，层层等级严格分明。

反过来，梁实秋显然更擅长于捕捉生活的情趣，他像孩童般战战兢兢地打量着整个过程，后来却发现大家心里思念得竟全是那桌年夜饭。连祖先的画像，都生动了起来。“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一旦谈及年夜饭，各方大家手笔迭出，一家比一家精彩，一家比一家诱人。梁实秋和汪曾祺都写作的是北京的年。前者的菜肴看上去更加粗犷却有京味儿，“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肉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

汪老的描述则更加令人垂涎欲滴，他谈到过腌芥菜，“入冬，腌芥菜。腌‘辣菜’——小白菜晾去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自离家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幺好吃的咸菜。”（《我的祖父祖母》）

他也花大笔墨描写过年夜饭的极致美味，连那小米粥都香甜到令人惊叹。“春节吃饺子，比户皆然。有些老北京人家吃素饺子，以蔬菜、炸油饼、薰干切丁为馅，取其清新爽口。立春日吃春饼。羊角葱(生吃)、青韭或盖韭(爆炒)、绿豆芽、水萝卜、酱肉、酱鸡、酱鸭皆切丝，炒鸡蛋，少加甜面酱，以荷叶簿饼卷食。诸物皆存本味，不相混淆，极香美，谓之‘五辛盘’。萝卜丝不可少。立春食萝卜，谓之‘咬春’，春而可咬，颇有诗意。饼吃得差不多饱了，喝一碗棒渣粥或小米粥，谓之‘溜缝’，如砌墙灌浆也。”（《四时佳馔》）

还有一个美丽的风俗，大抵是除夕宵夜那一段，孝顺媳妇会往老人的饺子里包上一个记号，放入钱币以示来年好运，来博得公公婆婆欢喜。莫言在《过去的年》中有写道“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

庙会

大年初一，男人们常走亲访友，各处拜年。而女人们忙活了一整年，终于能放下家务，悉自外出。店铺当然是关门了，可城内城外的许多寺院开放。有生意头脑的小贩们就可以在庙外摆摊，赚一小笔。有的买买古玩玉器，有的表现花样杂耍，有的准备一些冬天特有的食物。

老舍不愧是地道的北京人，他直接告诉读者“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厂甸）是最有名的……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要是喜欢打麻将的，还可以上八大胡同去。原先的赌禁甚至在元宵之前都被解除了，“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么喝六，老少咸宜。”（老舍《北京的春节》）

烧灯

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过年最为期待的就是炮仗了。按照日历，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十三到十五叫“烧灯”，烧灯也就成了各家烟火高低的小比赛。前面我们多讲的是北方的春节，不妨在回过头来看看湘西才子沈从文的笔底文章。

炮仗简直成为了胆量的象征。“我照例凭顽童资格，和百十个大小顽童，追随队伍各处走去，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玩灯的不仅要凭气力，还得要勇敢。为表示英雄无畏，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白光直泻数丈，有的还大吼如雷，这些人却不管是‘震天雷’还是‘猛虎下山’，照例得赤膊上阵，迎面奋勇而前。我们年纪小，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马不离群，直到天快发白，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精疲力尽。队伍中附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这时节都现了原形，狼狈可笑。”

女孩子当然也喜欢玩，冰心最喜欢的“滴滴金”或许大家都还有些许印象，因为这是家长最放心的烟火了。“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晚上放些烟火。大的是一筒一筒的放在地上放，火树银花，璀璨得很!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最简单的‘滴滴金’。那是一条小纸捻，卷着一点火药，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爆出点点火星。”（《童年的春节》）

巴金也看到了“烧灯”背后的社会苦难。耍龙灯的多是精壮劳力，却在众人的狂欢中变成了残忍的牺牲品。轿夫们轮流“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的光赤的上身射。”烧得这些人“身上的肉已经变了颜色”，但兴高采烈的观众并不罢休，而是继续拿花炮“拼命地烧”。觉慧忍不住质问“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只要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

上述种种，关于过年的习俗、菜肴、讲究，有的已显陈旧，或许还招人厌恶，有的则令人扼腕地消失。但重要的是在新旧交替的当下，让人们在一个特定的仪式中为生活赋予最好的期待，重温与真正重要的人在一块儿的相知相守，并忆起被遮蔽了的、被遗忘了的，关于生活本身的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