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的是与非③：对中国军工行业发展的教训和启示

【编者按】

F-35的“贵”人尽皆知。作为美国空军的“御用智库”，兰德公司2013年就在费效比上宣判了F-35（JSF项目）的“死刑”。虽然F-35成本飞涨，但却在两位总统的16年任期内屡次化险为夷。不过，目前F-35的好日子已经快到头了——在被特朗普措辞严厉地抨击成本超支之后，洛·马终于低下了头，开始降价。F-35的整体成本真的能降到1亿美元以下？本文通过分析与解读兰德公司和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针对F-35的多份报告，向读者介绍F-35这个“坑”是怎么挖的，以及美国国防部是如何掉进这个“坑”的。

中国航空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体上仍与美国航空工业仍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看得到是硬实力方面的差距，比如可靠性高的先进军用发动机、高性能机载雷达和武器等，看不到则是在航空工业的系统管理、经费管理方面的经验缺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F-35作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三军最大的联合航空项目，其整个研制历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许多航空大国进行深入研究。

现代武器对国防预算的锁定效应日益增强

从美国军方的公开数据看，先进武器装备对国防预算存在强烈的锁定效应，导致国防预算支撑未来研发的力度下降。这种效应决定了我国在国防预算分配上要“有保有压”，不宜在武器装备的部署上全面开花。

LCC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因为它最真实反映了一款装备的全寿命周期内对于预算的占用。准确的LCC预测能够避免部队“买得起但用不起”的窘境，LCC的计算模式意味着一款装备一旦入列，就会锁定未来寿命周期之内的预算。举例来说，一架F-35B每年的作战与维持费用为1000万美元，那么在未来剩余10年寿命周期内，每年都会锁定至少1000万美元的预算。一艘驱逐舰如果每年的费用为1亿美元，那未来50年的寿命周期内，也会每年锁定至少1亿美元的预算。先进的军事装备越多，锁定的国防预算数额就越庞大，因此在经费预算一定的条件下，能够维持的军队规模也会随着装备的先进程度提高而减少。

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我国国防预算为8900亿元左右，增速为10%。按照这一速度，预计未来2年内我国的国防预算将突破1万亿元。但应注意到，国防预算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如果我国的经济增速长期徘徊在6.5%左右的区间，那么国防预算的增长幅度很有可能会下滑。

从美军的经验来看，军用飞机的采购费用与寿命周期内的使用成本接近1：1（兰德研究的比例是43%：57%）。新装备一旦入役，就会在其寿命周期内锁定一笔可观的国防经费。目前，我国空军和海军都急切地要求实现装备的更新换代，但正在发展的先进武器装备对预算的锁定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如果一架隐身战机的采购单价为3亿元，寿命周期为10年，那么其全寿命周期的成本大致在7亿~8亿元，每年平均锁定接近1亿元的国防预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推算，如果维持一支500架左右三代/四代混合的空军，每年需要多少预算。笔者认为，解放军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可能会在未来10年内出现一段平稳期，取而代之的是结合军队自身的定位，突出发展重点装备（例如具备非对称能力的高超音速武器、海基战略核潜艇等），通过精简军队规模来打造一支能打硬仗、打胜仗的“精干型”军队，发挥国防预算的最大效用。

有意义的“事后诸葛亮”：F-35项目的一些启示

洛·马将隐身、STOVL等功能塞入一个机体，并且整体性能基本满足客户需求，确实达到了技术上的极限。兰德和GAO并未否认F-35技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批评的重点主要是项目成本超支。那么，F-35项目对中国军工业有何启示呢？

1、突出装备发展重点，避免与美开展军备竞赛

苏联拼命发展军事工业拖垮了经济，教训深刻。我国国防经费虽然一直保持着7%左右的年均增长，但总体金额仍然有限。空军和海军都急切地要求实现装备的更新换代。在这种背景下，国防经费的使用应突出重点发展。

现代武器装备呈现出研发费用高、采购费用高、维护成本高的特点。新装备越多，锁定的国防预算份额越大，能够用于新装备研制和采购的金额会相对下降。我国未来要陆续装备新型航母、大型驱逐舰（055/052D）、隐身战斗机（歼-20）等，这些装备可能会吃掉相当一部分的预算，所以在剩余的预算中，如何分配，突出装备发展的重点对于我军未来履行使命而言至关重要。

中国发展武器装备的目标是定位于保护自身利益，坚持有限威慑，打的应该是一场区域战争，避免卷入东亚地区正在上演的军备竞赛。依我国的财力与国家发展的理念，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维持一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军队。明确军队的定位，才能实现在装备发展上的“有保有压”，发挥有限国防经费的最大效用。

2、武器装备体系发展应坚持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

GAO反复强调F-35的成本超支对美国长期国防预算可负担性的忧虑。兰德的报告已经明确了这样一个在现代军用战斗机领域的定律：即无法通过通用的设计和大规模来实现单机成本的下降。随着军用技术日益走向尖端，现代军事装备研制的边际效益呈现递减效应（边际效应递减就是性能每提升一个百分点，付出的成本可能要多出10个乃至50个百分点）。长此以往，武器装备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都会恶化。

一款装备的可负担性决定了后续装备的可持续性。可负担性的基础就是从作战单位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求大求全。F-35的研制历程提示我们，军用飞机应避免走“联合研制”之路。联合研制会寻求设计的 “最大公约数”，不仅成本超支，各方也难以完全满意。空军与海军舰载机的侧重完全不同，例如海军舰载攻击机对于双发双座属于“刚需”，能够保障安全冗余和作战效率。美国海军历来坚持双发的设计，在F-35C上却被迫接受单发的设计。美国用数万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在军用领域，费效比最高的方法是“各自为政”而非“统筹”。

3、培育健康和竞争有序的航空工业产业基础

兰德指出，JSF项目走联合研制道路的背后是美国军机制造工业不断衰落的困境，洛·马独享订单进一步恶化了这一产业的基础。一件武器装备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因此国防采购在倾向上应当有意识地维持产业内部的适度竞争，避免造成一家独大的工业体系。当然，我国的体制与美国完全不同，不可能存在“店大欺客”的情况，但是培育行业内的竞争，走军民融合的道路，可充分调动行业的积极性，为客户提供更多性价比高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