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华：为什么我会研究转基因作物种植问题

与潭村村民的闲聊是触动我去思考的一个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听到他们无意中谈论这么简单。

我在2012年主持了一个有关返乡农民工的教育部研究项目。基本是一个社会学的框架和思路，也就是带着研究问题或假设下去做调研。

做转基因作物种植与乡村社会变迁这样一个课题，是源于和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范可教授的交谈，实际上是我个人学术思想在方法上转变的一次尝试，也就是转向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人类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不同在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在开始之初未必需要有研究预设（assumption），虽然预设往往是有的，但到了田野后，可能遇到事先完全没有预估到的问题或者现象，就可能使原来的研究计划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研究计划得推翻。这在人类学史上太常见了。一般说来，许多人类学者往往是先下到田野地点，和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从中发现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参与式观察。可以说，转基因作物种植与乡村社会变迁这样一个研究课题的形成，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体现。

2012年第一次下到潭村，我的确是想完成我的教育部课题，这一课题比较适合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定量研究来做。当时问卷初稿都设计好了，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足够多的样本。但在和村民一起生活的时间里，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课题，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从初入潭村，到找到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实际上无意中涉及方法上的转变，即从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和发现，而不是直接下去做问卷调查。

当然也有私人方面的原因：我先生是武汉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我常听他提到转基因农作物研究，他能很清楚地告诉我目前哪些农作物是转基因作物，也对我的发现给予了鼓励和支持，使我有信心将我的“生物学发现”变为一项具体的“人类学研究”。

《悄无声息的“革命”》，这个书名中选择“革命”一词，实际上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转基因作物种植与乡村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围绕转基因作物和产品是否安全等有争议的话题去讨论。与其无休止地争论，不如去实地做研究。正因为论证的是相关性，所以此“革命”才是“悄无声息的”，如果要论证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就会用“轰轰烈烈”或者直接用不加引号的“革命”了。

对我们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训练的人来说，从学术上理解的传统农村社会实际上很难逃出费孝通先生笔下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现在的“熟人社会”和传统的“熟人社会”可能有所不同，但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就成了“半熟人社会”或“去熟人社会化”了。费孝通的“熟人社会”概念体现的是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特性，正因为有了这种理解才使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真正分野成为可能。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只要农民没有终结，村庄没有消失，熟人社会就会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熟人社会”的概念无论用来解释传统还是当下的农村社会，仍然是有张力的。

实际上，要将农村社会做“传统”和“现代”的划分，非要从中找出一个界限，是很难的，因为中国各地乡村的发展和变化有不平衡性，不能说甲村是传统的，乙村是现代的，因为很多时候，只是文化上的差异而已。也就是说，对农村社会的样子，我们要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度来看待，这样就会对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持一种包容性的理解。

有学者称，“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数亿农民将失业”，我在书中引用了这一观点，做一种可能性的讨论。这并不是本书关注的主题，也不是人类学者可以回答的问题。关于农村种植转基因作物后果的考量，需要时间去验证。根据现在的一些研究，转基因作物虽然减少了虫害（主要是因为得购买种子公司的配套农药，但害虫会产生抗药性），但栽培还是需要劳力的。再说，所有作物都转基因化的可能性大概不大。但无论如何，所谓“转基因会导致数亿农民失业”涉及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而风险意识是现代社会常态。

我的书中提到，潭村村民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是宏观社会结构、知识体系和微观社会效用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基因作物所具备的效用特性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体系，代表着某种新的、有价值的生产实践，并为村民所普遍接受和信任。村民在种植转基因作物上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其种植的惯习，即种植转基因作物并不完全是“知识与权力”主宰之下的行为，试种以后所能观察到的结果成为转基因作物效用的功能性体现。如果没有其效用的存在，知识与权力能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只有纳入“效用”的概念时，才不会将村民仅仅看成无知且被动的客体，从而能更准确阐释全球化形塑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对农业技术发展下的乡村种植结构变迁获得文化意义上的全面理解。（具体参见胡艳华，《知识-权力-效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的文化生态》，《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7期。）至于我们的乡村要为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承担多少风险，那是未来需要各学科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在书中将乡村空巢现象与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联系到了一起。当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乡村空巢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转基因作物的存在不应该被忽视，这是因为，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技术创新的扩散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如何大幅度提高各种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从1997年我国首次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商业化种植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否关注，转基因作物已经进入我国农村，并可能对村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具体影响有多大，却很少有人去讨论，本书就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去探讨该话题。当然，我不认为我的提法没有问题，但事实是，转基因这一因素的存在被完全忽视了。

农业向转基因转变，传统农业会受到威胁，为什么不将这理解为是时代的更迭，理解成探索在风险中的进步？这涉及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理解角度差异。如果从农业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看，转基因是农业科技进步的产物，技术的进步带来产品的革新，对传统农业带来挑战，当然两者各有所长，可以彼此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农村生产力的进步。但本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做的研究，探讨的是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我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多样性面临的挑战。因此本书提出“文化转基因化”，来对此现象做尝试性的理解和解释。

“文化转基因化”是本书用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一个概念。人类学对文化变迁的解释是，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接触所导致的变迁，如文化涵化。美国人类学家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也曾提出文化杂交性，来指涉不同地域场所的各种文化现象。罗萨尔多的概念喻示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文化混合，有文化交流的涵义，是指人或者人群之间的交流或流动所产生的变化。而本书提到的概念“文化转基因化”要表达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植入”，更多的是一种“无交流的植入后的文化状态”。我所说的“文化转基因化”是全球化形塑下地方文化变迁的一种隐喻，是指通过全球性技术植入对地方性文化进行重组、修饰，以一种派生性的姿态改变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表达方式的文化变迁过程。

转基因技术打破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天然杂交屏障，正如全球化文化的传播常常打破地域的界限，实现了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快了地方文化变迁的进程。但这种交流已经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交流的形式、内容和对象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新的概念来做补充或解释。这就是我提出此概念的初衷。

如果我们把“转基因作物”本身看成全球化所推动的一个“文化上”的“基因”（我是从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来思考这一点的，导致文化变迁的因素包括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所导致的相互采借、挪用，还有就是创新与发明。转基因技术当然是一种创新或者发明，从而具有文化意义），那么它进入中国农村之初就是一个悄无声息的 “文化植入”过程，这种植入更多地是“物或者其他事物的流动或交流”，由此派生的各种变迁或新的变化，就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 “文化性状”。

“文化转基因化”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握在全球空间中可能出现的某种与人或其生活方式本身完全无关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与文化实践和文化形式存在派生关系，当它们通过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通道，以隐蔽的、毫不费力的姿态跨越了国家边界的时候，很可能为一个地方未来的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个大致的推断，从而拓宽我们对文化起源和归属感的敏锐的识别力。全球化背景下，新生事物出现和流动的速度在加快，相信在未来此种文化现象会越来越多。

今后会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后果展开比较研究，可能会和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比如：如果继续推广和种植转基因作物，村民会不会租地大规模种植；如果村民放弃种植转基因作物，为什么这样选择，未来将如何变化，等等。请大家期待我的下一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