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研究 | 盲人电影

影院正对着陕西南路地铁站3号出口，一位地铁工作人员搀扶着一位有些驼背的老人缓缓穿过马路，将其送至影院门口。

8点15分，影院大厅里排队的人龙已长达五米。这条松散的队伍由一群老人组成，他们用上海话聊天，叽叽喳喳地很热闹，似乎都是老朋友了。

机械的女声报出一串号码，一位老人从胸口处的口袋中掏出手机，贴至距左眼2厘米处，确认后，他按下接听键，大声地喊出一声“喂！”。这时，另一个老人凭着声源转过身说起话来，其实他眼前空无一人。

每月第四周的周四，上海各区一家电影院会为残疾人士播放一场无障碍电影，主要受众为视障者。这场电影俗称“盲人电影”，即在电影的对白的间隙中，加上对画面、人物和情节等必要的旁白解说。

（一）

来看电影的多数是上了年纪的盲人，他们在年轻时就失去了视力，有些人已是全盲，有些人还残余着丁点的光感。无障碍电影几乎场场爆满，盲人们每月风雨无阻地从上海各地赶来。

家住杨浦区的金龙到国泰影院需要45分钟，他喜欢这里，“来的人基本上是老面孔，有的是从嘉定、松江赶来的。气氛好像就两样了，感觉就是奔着这个去的。”金龙说。

对盲人而言，观影座位并无好坏分别，提前半个多小时来排队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举动，当影院门口响起盲杖敲击地面的“嗒嗒嗒”声时，听觉灵敏的盲人们就大声问道：“是谁来了？”。

8点半，队伍从检票口移至售票处。凭残疾证换到一张电影票后，盲人们慢慢走向放映厅。

放映厅内，盲人们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座位。

“7排13号？过去过去。”几个视力稍微好的视障者充当起了交警的角色，给其他盲人指路。听着指挥，多数人循声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摸着找位置。

11排13号坐着一位穿着时髦的的女士，她的长发整齐地盘在脑后， 50岁上下。坐在她的左边是刘女士，76岁，一头银灰短发。两人正聊着盲后的生活。

“基本上，10块、20块是搞不清楚的，只能靠听觉、手感。”

“坐公交车，上车了就感觉暗，下车了就有点亮。”

刘女士视力残疾1级，是视残中最严重的级别。她清楚地记得1996年一个晚上，她正看着书，“一下子就看不见了”。变盲后的生活以声音为主，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曾遇见过，她都能准确地通过声音认出对方。盘发的女士情况稍好些，视残4级。视残3级、4级属于低视力，戴上眼镜能稍微看见些东西。

一声巨大的“呜——”响起，是飞机飞行时的轰鸣声。观众席的灯关闭，电影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大家放映的是美国影片《萨利机长》，由美国2010年，全美航空迫降的真实故事改编。”

讲解员开始讲解，字正腔圆的说话语调，让人感觉像是打开了一台正播报新闻的收音机。

作为盘发女士右手边坐着一位光头老人，他依着声音猜测：“应该是广播电台的。丁磊？不对……”

印海蓉、海燕、潘涛……这些曾做过讲解员的沪上知名主持人的名字，被每个盲人观众牢牢记住。每次介绍无障碍电影时，他们就为对方细数一遍这些名字，而且语调上扬，难掩自豪。

盲人们还喜欢找讲解员签名。55岁的金龙会自己带着笔。他说：“实际上无所谓的，但是心里好像有种感觉，签名了，就不一样了。”

从2013年开始看无障碍电影，金龙将攒下了的票根放在残疾证里，有2、30张，但再拿出来看时，票根上的字早已不见，只剩下一张张不及手掌大的白纸。

讲解员描述画面：“飞机就要坠落了！机长用电话和机组人员联系，客机舱上升起了一团火球！”巨大的撞击声过后，讲解员声音减弱，“此时萨利醒了过来，原来这是他的一个梦。”剩下萨利粗粗的喘气声。

厅内，响起了片刻的骚动，盲人们发出了丝丝笑声，有人重复了一遍，“是一个梦。”

李蒙奇正在黑暗中寻找自己的座位。他从嘉定赶来，地铁11号线换乘1号线，路程约1个小时15分钟。2014年底，他被鉴定为视障1级，在昏暗的地方，他什么也看不见。

盘发女士发现了走在后排通道上的李蒙奇，为他指路：“你前面一排有空位，往下走一排。第五个位置。”

依着她的指示，李蒙奇往下走，但那一排最靠走廊的观众并不让道，表示要按照座位号坐。

李蒙奇退了出来，往回走，盘发女士很疑惑，着急地为他再次指路，这次，她甚至用手指一个个点过来，“就那排！1、2、3、4、5，第五个位置是空的！”

之前的情况再次发生。光头老人也听到了这一幕，轻轻说了句，“这个男孩太老实。”

盘发女士着急地对下方的观众说：“人家眼睛看不出，你让他怎么找？有空位置就让他坐么好了。”

刘女士很生气，朝着前方喊去：“不让人家坐？以后你老了也没人照顾！”

一阵骚动过后，李蒙奇坐终于坐了下来。放映厅也渐渐安静，再有晚来的人，工作人员会打开手电筒为其指路，不会引起异议。即使在放映厅的最前方，有人打开了闪光灯“咔嚓咔嚓”地拍照，依然没有人太过在意。

银幕上，萨利正面对美国航空安全委员会的问话，为何不迫降至附近的一个机场。

在电影冗长的对话结束后，讲解员概括：“调查组认为，萨利把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水面上是冒险的行为。”解释细节处：“调查很认真，驾驶员前晚是否喝酒也在调查之中。”

萨利感到难过。给家中的妻子打电话报了个平安。画面在两人之间来回切换。讲解员频繁指出画面的切换及人物的动作。

这一幕令李蒙奇很动情。事后，他在朋友圈写下感慨：“飞鸟撞击，命悬一线，最后一面，你想念谁？”他对澎湃新闻说：“这就是相濡以沫。”29岁的他参加了一些残障人士相亲会。

一位面部线条硬朗的老人的表情一直是严肃的，电影开场三分钟前他才找到座位，这是他第一次观看无障碍电影，他自言自语：“下次六点就来排队。”电影放映全程中，他的头向前伸长，极为专注。

蒋鸿源回忆起盲人们第一次看电影时的场景时“啪啪啪”地拍起手来描述：“当时盲人们真是兴高采烈。”

2006年，蒋鸿源为了撰写《上海盲人事业发展简史》曾采访过三百多名盲人，盲人们对曾在上海电影集团工作的蒋鸿源表示，他们想看电影。

盲人们表示：“电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在上海16万盲人中，约三分之一为先天性失明。

不少后天性失明者则被剥夺了曾经的爱好。全盲后，韩颖试图听电影频道，这位在大学做过四年影评社团的80后女青年表示，“越听越恼火。很郁闷，听不懂。”

1981年视网膜剥落的蒋鸿源不再看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从第四届开始播放字幕版电影，非国语配音版，蒋鸿源曾想找人边看电影边念出字幕录进录音机中，但无人肯做。其实这是无障碍电影的雏形。

现今76岁的蒋鸿源左眼萎缩，无任何光感，右眼仅存0.02的视力，属二级盲残。每次写讲解稿时，他就举着放大镜贴着电脑屏幕看。

他能理解盲人对电影的渴望。“生理上缺什么，就更需要什么。眼睛不好的人越是想做用眼睛能做到的事情。”

2006年底，蒋鸿源写了一份策划书给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得到回复：“天方夜谭。”

2007年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采纳蒋鸿源创制无障碍电影的设想，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拔款七万元作为制作无障碍电影的资金。一年后，蒋鸿源将描绘画面与剧情的解说词刻入电影光盘，制作了第一部无障碍电影《非诚勿扰》，用投影机为盲人播放，电影受到高度欢迎。

2009年，市残联、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联合成立“无障碍电影工作室”，制作无障碍电影光盘，分发至市区公共图书馆、区县残联、社区文化中心等地方，定期组织残疾人观看。

但是，盲人有一个心愿，进电影院看电影。

他们打电话给蒋鸿源问：“我们残疾人就是比别人差劲？比别人矮半截？”“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明眼人一样去电影院看？”

2011年，借庆祝建党90周年之由，蒋鸿源说服国泰电影院的经理，在影院为盲人播放了一场无障碍版电影《建党伟业》。听闻消息的盲人从上海各处赶来，座位很快就不够了。

进影院和看碟片的兴奋感不一样，这一次，盲人们反而有些冷静。

“他们进电影院不完全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为了体现做人的尊严。”蒋鸿源说。

全盲后的韩颖一度绝望，为了不被朋友找到，她换过三次电话。接触了无障碍电影后，韩颖感到“不仅是欣赏电影，同时也感到了被尊重。这种价值感很强。”

讲解员志愿者李元韬曾有过疑问，为什么要组织那么大规模的线下活动，而不直接录制更加方便而且普及面更广？

他得到回答：一个健全人不需要这样的场合。因为他们有太多的选择、场合去认识新朋友、接受新事物，但对视障人士来说，需要给他们一个场合、一个组织，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有认同感、归属感。

上海市残联经过一年的讨论后，决定在从2012 年6月起，每月在国泰电影院开设一场无障碍电影，并由上海东方广播中心播音主持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义务讲解。

每月这天的大清早，队伍排得很长，从影院门口一直拐到茂名南路，警察很诧异，为了保证安全，当时专门有警察在那天维持秩序。

2013年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上海实现16个区县每月一家影院播放无障碍电影的专场活动。四年间，无障碍电影活动放映了60 多部院线大片，服务的盲人超过6 万人次。

当影片放至第37分钟时，光头老人轻轻地打起了呼噜。

盲人对影片有自己的喜好，但无论电影好坏，每月只此存在两个小时的盲人电影院都人满为患。金龙表示：“无论喜欢与否，只要放就去看。”李蒙琦说：“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些东西不单单是看电影。”

“其实盲人有个特异功能，靠想象。他们比一般人看得更丰富，不光靠眼睛，还把大脑带上去，一边看一边听，一边想象内容。”蒋鸿源曾定下三条选片原则：1.故事性强；2.对白多；3.不要武打动作片。但这三条原则几乎没实现过。

“电影的选择权不在我手上。有什么就写什么。”

片源一直是最大的困扰。在影院播放的无障碍电影是当月上映的片子。如果片方肯提供电影光盘，能节约两天写稿的时间。否则，需要志愿者在网上下载字幕版电影，蒋鸿源则提着两台录音机去影院将国语版录下，回家对照着写讲解稿。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潘祥辉在《中国无障碍电影的发展现状及展望》中指出，由于缺乏市场激励，无障碍电影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链，多由政府或公益组织推动，从资金投入到批量生产都形成不了规模，这导致了片源的不足。

萨利是最后一个离开机舱的人。渗入机舱的水漫过了他的膝盖，他往前走着，一排一排地检查有没有落下的乘客。

金龙的心吊着，觉得“镜头”一个都不能少，直到确认机场内已没有乘客，他才发现腿已经麻了。金龙觉得萨利“责任心很强”。

刘女士和金龙看法相似，当时，她在心里发问：假如在中国，我们的机长会不会最后一个走？她说：“这个电影好，有人性，把人放在第一位。”

刘女士性格外向，说话笑盈盈地，她说：“我已经被社会抛弃了，眼睛看不见就什么都不知道。人家说紧跟社会，我把袜子都脱掉了，赤脚奔！就是为了和年轻人相处时搭上一两句共同语言。”

（三）

2005 年，美国纽约州宣布8条连锁电影院线在全国提供新设备为视听残障者欣赏电影，推动这一事件的州司法部民权局局长丹尼斯•帕克说：“这不只是人们能否看到电影的简单问题，它反映了整个社会状况，即人们是否平等，是否所有孩子都能参与关于新上映电影的讨论。

在美国和日本，视障者只需戴上专用的无障碍电影耳机，就能在影院欣赏电影。

发达国家的无障碍影视服务发端早，并日益完善。1989年，美国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在副声道为盲人播送部分节目的口述服务。2010年，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21世纪通讯与视频无障碍法案——2011年后4大广播网和5大有线频道必须每周提供4小时的无障碍影视服务。

德国1992年起为残疾人制作无障碍影视的服务，盲人只需通过机顶盒就可订看无障碍节目，各大书店、影像店均出售无障碍影视光盘。

在英国，1995年颁布的残疾人歧视法案、1996年的广播法案、2003年的通信法案中都明确规定所有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至少有10%的节目有无障碍影视，内容涉及电影、电视、舞台表演艺术。

在中国，200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国家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无障碍创造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国家和社会研制，开发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公共服务机构和公共场所应当创造条件，为残疾人提供语音和文字提示，手语，盲文等信息交流服务，并提供优先服务和辅助性服务。”

而现实中，无障碍电影服务的人群仍极为有限。潘祥辉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无障碍电影服务更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而根据2007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西部地区的残疾人士占全国残疾人口的比例为47.1％，中部地区为37.4％，东部地区为15.1％。同时，农村聋盲群体数量是城镇的三到四倍。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统计的《2010年末全国残疾人总数及各类、不同残疾等级人数》中，截至2010年，中国1263万人有视力残疾，占全部残疾人口的１４．８６％。中国是世界上残疾人最多的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中国每年约45万人失明，低视力135万，意味着几乎每分钟就会有一例新盲人。

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现代人对电子产品的依赖，视障者人数的控制情况并不乐观。WHO指出，若不采取有力措施，至2020年，中国视力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可见，无障碍电影服务的人群庞大。

不少城市想借鉴上海无障碍电影的模式，但资金是很大的问题。潘祥辉在论文中指出，上海无障碍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立项资助，但能够获得国家层面基金立项资助的只是个别，大多数地方并无专项资金投入。资本不足使政府无力进行硬件设施建设，也无力购买电影版权，更无法保证无障碍电影制作的精良。

2012年，同济大学学生陈建凯曾参与某无障碍电影制作项目，平均每部电影经费2500元。他在论文《无障碍电影的“障碍”》中指出，“从影视制作角度出发，这些经费捉襟见肘。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四处碰壁，举步维艰。”

若当地残联无法提供资金支持，蒋鸿源则建议这些城市找企业赞助。但即使在上海，每月各区一个无障碍电影放映点，在专业放映场地和数量上也是杯水车薪。

电影结尾，电脑模拟的结果证明选择哈德逊河迫降是最明智的选择。“诸位，本片结束了。本片改编自2009年11月15号……”

影片结束，场灯亮起，讲解员座位旁边会聚满盲人观众，他们和讲解员与蒋鸿源握手、致谢。

视障者更钟情在电影院观看电影。如今，图书馆等无障碍电影的放映点的观众明显下降，而专业影院的队伍则排得越来越长，人到得越来越早。更多的盲人慕名而来后便将去电影院看电影变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和健全人喜爱去电影院看电影一样，影院的视听体验不仅让视障者们更融入电影，也能给与他们一种“平等感”和“集体氛围”。

讲解员李元韬理解：“当他们在电影院的时候，他们和别人没区别，而没区别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太难得了。”

每次散场时，刘女士都会在放映厅门口等着蒋鸿源，她握着蒋鸿源的手激动地表达感谢。刘女士是位独居老人，最大的爱好是看书，“盲剥夺了我这个权利。”如今，她已二十年没看过书、没读过报，但每月一场的无障碍电影让她充满感激。

世界盲人联盟亚太区主席库拉斯加让•萨巴拉特朗曾说：“社会必须认识到，残疾人包括盲人和视障者，有着与身体健全人一样的希望和期待。如果给予同样的机会，他们会做的和健全人一样好。他们必须得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