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法西斯式“美国精神”，“给那个纳粹一拳”

特朗普的“美国精神”实质是法西斯？

自唐纳德·特朗普于1月20日宣誓就职第45届美国总统以来，各类颠覆性政策次第出炉，从国际社会到美国本土均掀起轩然大波。除却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保等数个引发争议的行政命令，1月27日签发针对穆斯林七国的入境令限制成为当下最具争议、且饱受批评的举措。各地国际机场纷纷游行示威，西雅图地方法院法官与白宫针对“反移民禁令”的交战又使得事件出现反转。特朗普政府在引爆种族话题的同时，亦因其种族歧视与伊斯兰恐惧症，而引发媒体与大众对于上世纪“纳粹”的恐犹症及“法西斯主义”的联想，“给那个纳粹一拳”由此成为网络流行语。

《卫报》文化版刊登了《“那将被称为美国精神”：美国作家想象的法西斯未来》（'It will be called Americanism': the US writers who imagined a fascist future）一文。作者Sarah Churchwell援引1944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发表于《纽约时报》的《美国法西斯主义》一文，类比当下的特朗普政府。这篇二战时期的旧文指出新政权倘若有意与裙带资本家、公共信息的荼毒者，以及三K党那种煽动者结盟，形势将会更加危险。作者指出，1938年《纽约时报》记者早已警告美国的纳粹主义会颇具本土色彩：“当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时，它不会被贴上‘德国制造’的标签，不会被打上纳粹党的卍字符，甚至不会被叫做法西斯主义；而是被想当然地称为‘美国精神’”。那些为新政权辩护的人亦会坚称那不是纳粹主义，而是美国精神。作者认为，从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菲利普·罗斯到今日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爱的电影《公民凯恩》，美国文化长久以来都在讲述本土自产的专制主义。

法国哲学家Bernard-Henri Lévy发布于Project Syndicate网站的《唐纳德·特朗普的反美阴谋》（Donald Trump’s plot against America）一文，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Lévy认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目前身处的罪恶和令人发指的噩梦。罗斯的故事背景是1940年，描述了战胜在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英雄飞行员兼纳粹同情者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后者还是一位无所不用其极的反犹主义者。Lévy认为特朗普的论调让人想起墨索里尼，因其公开声援大西洋对岸最糟糕的民粹主义者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从尼格尔·法拉奇和维克多·欧尔班到马琳·勒庞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特朗普所宣扬的口号——“美国第一”，亦正是1940年（即林白的时代）美国纳粹同情者的口号——作为对希望美国抵抗希特勒德国的人所得到的回应。

要不要“给那个纳粹一拳”？

与此同时，“给那个纳粹一拳”（punch a Nazi）的流行语在网友之间流传开来。该说法缘起于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一个呼吁“和平的种族清洗”、自称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和“所有权益”运动的领导者——所吃的一记拳头。斯宾塞是“另类右翼”（“alt-right”）一词的创造者，也是美国国家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他在特朗普就职仪式之后走入特朗普抗议的人群，并在街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否认自己是纳粹。此时一位抗议者冲出来，给了他的脸上一记重击。这段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给那个纳粹一拳”成了新的流行语。美国Quartz网站对此发布了一个话题，从伦理与道德上质疑“给那个纳粹一拳”的做法是否合适，并邀请众多哲学家和伦理学者来回答这个问题。

Open Culture网站对于学者给出的答案进行了详细整理。颇有意味的是，哲学家和伦理学者中几乎无人公开认可“给纳粹一拳”的观点。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哲学家齐泽克给出的回答是“不”，如果暴力是必要的，那么他宁愿选择甘地式的消极暴力。齐泽克表示，他所呼吁的暴力并非身体暴力，而是更加厉害的象征暴力。如果有人像斯宾塞那种混蛋一样说话，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无视他；如果他攻击你，就转身走开。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残忍无情，打他是看得起他，无视则是直接将其蔑视为非人。

伦敦大学学院的哲学讲师Tom Stern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类似的实践立场。他认为当斯宾塞这种人站在街头、面对媒体开心地发表言论时，我们希望他和他的观点都能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行动比暴力行动或许会更有效，与其给他一拳或是与之争论，不如直接冷落他，如此一来他受到的关注会大大减少。他又援引了2月1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右翼分子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演讲的暴力抗议示威活动。他指出在抗争示威常态化的语境下，倘若当时没有一个听众出现在扬诺普洛斯演讲的教室，或许是更有力的抗议，比“校园抗议导致暴力骚乱”此类媒体早已司空见惯的标题有更好的效果。

《纽约时报》伦理学家专栏的前作者Randy Cohen强调拒绝暴力的道德原因。虽然看到纳粹挨揍的感觉很好，但他并非支持或为这个行动辩护。他指出我们无法因为对方的意识形态卑鄙而去打人——除非是出于自卫，因为斯宾塞不是我们的道德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社会学教授Sheri Berman在接受Vox网站采访时指出，纳粹以暴力作为手段和目的，而暴力自身即具有价值，为支持者提供有力的“连结”经验并“清洗”民族中的弱者。Vox随后评论指出倘若谴责纳粹使用政治动员的暴力，转而又因为他们是纳粹而给他们一拳，并将其抛在网上加以嘲笑，这种行为是伪善的，会损害民主。

女权主义是否走向了“进步新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就职仪式，伴随着一场以华盛顿为中心并扩展到全世界的“女性大游行”。当二者同时成为主流媒体与大众舆论的焦点时，或许还应进一步发问：在民粹登台之语境下女权主义何为？左翼何为？近日来，美国左翼网站Dissent上连载了两位女权主义学者对此展开的一番论辩。著名政治哲学家、代表性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家、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与美国女权主义及社会学者、波特兰州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针对女权主义是否走向“进步新自由主义”、如何重唤左翼活力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弗雷泽首先于1月2日发表《进步新自由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一文。文章从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的发展脉络来命名并审思所谓的“进步新自由主义”。熟悉弗雷泽的读者都知道，她对于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合谋曾有过严厉的抨击。她认为女性主义的模糊性最终被导向有利于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比如通过建立一种“赋予女性权力”的个人化叙事，掩盖了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结构性问题，从而将解放女性的理想困于资本积累的引擎之下。再比如，当女权主义转向身份政治时，无形中配合了新自由主义对于一切社会公平之记忆的压抑。

正如近来许多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弗雷泽的新文中同样强调了克林顿、民主党与金融资本的密切关系，技术精英日益增长的文化主导权，以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多元主义日益被新自由主义政治与意识形态所吸纳的现状。她认为特朗普当选的背后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起义，这些事件还包括英国脱欧投票、意大利民众拒绝总理伦齐的改革、以及美国伯尼·桑德斯竞选民主党的提名、法国国民阵线的支持率上升等等。这些实践带来了一个共同的信号：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特朗普的投票风波是在回应当下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已深有体现。

近来，大量极富戏剧性的、生动的社会游行对于美国的选举危机作出了回应。在这种美国模式里，“进步新自由主义”与当下新的社会运动主流大潮结成联盟（比如女权主义、反法西斯、多元文化主义、LGBTQ权利）。在这个结盟中，进步性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的力量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尤其是金融化的、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部门（华尔街、硅谷、好莱坞）。前者无意中将其魅力附加于后者，并使得这些进步性的观念被用于服务不同的目的。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在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女权主义与华尔街是一丘之貉，并完美地结合在希拉里·克林顿一人之身。

弗雷泽指出，“进步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的结合意味着真正的左翼的缺席。近几十年来，美国没有左翼运动的持续在场（除了阶段性爆发的、短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甚至都没有恰当且足够复杂的左翼论述，可以将特朗普支持者所遭遇的不公，以及对经济金融化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美国大选的选择，是在保守反动的民粹主义与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选择。而当所谓的左翼与希拉里站在一起时，大局已定。

弗雷泽声称绝不惋惜“进步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尽管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反移民、反生态取向令人畏惧，但无论如何，他的胜利标志着解放运动与经济金融化之结盟的挫败。特朗普对于现有的危机不会带来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中断期，一种开放而又不稳定的情况，危险却又充满机会，这是一个重建“新新左翼”的机会。

1月14日，翰娜·布伦纳发表长文《没有“进步新自由主义”这回事》（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反驳弗雷泽对于女权主义一概而论的批判。她表示接受弗雷泽对克林顿民主党的批评，但不认同弗雷泽对于社会运动已成为新自由主义崛起之仆役的论断。

布伦纳认为弗雷泽的观点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方面，弗雷泽说出了我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崛起已知的事情，她对此开出的处方是在民主党之外重建左翼，发起对社会压迫和企业资本权力的联合斗争。然而，左翼实际上对此目标早已奋斗多年，她所呼吁的那些政治力量早已不断壮大。布伦纳认为，弗雷泽忽略了三十年来社会运动对于理论和政治演进提供的教训与贡献。比如近年来最具激进性的社会运动“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逐梦者（Dreamers）等等。在弗雷泽的论述中，企业自由主义似乎代表了所有社会运动，精英领导的企业女性主义似乎定性了所有女权运动，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布伦纳认为1970、1980年代的女权主义政治并不是由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或传统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定义的，而是一种强调社会福利的女权主义。社会福利女权与自由主义女权一样承诺个人权利与平等机会，但比后者走得更远，并有效地处理了女工问题、减轻双休日负担、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等等情况。布伦纳认为第二波社会福利女权主义没怎么被收编，反而是被政治边缘化了，因其行动必须对抗资本主义的阶级权力。

另一方面，布伦纳认为，弗雷泽谴责女权主义及其他社会运动，认为它们参与了她所命名的“进步新自由主义”，这种论述具有以“阶级政治”来攻击“身份政治”的倾向。在布伦纳看来，尽管新社会运动与劳工的连结失败了，导致右翼民粹趁虚而入，但绝非是社会运动参与者对“进步新自由主义”的主动迎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同样与1970年代以来左翼劳工组织本身的削弱有关。后者自身面对雇佣者对其工资与工作环境的日益剥夺，却无力或无意与之对抗。再者，布伦纳认为支持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何理解和表述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也是受到白种人身份与男性特权的局限。正如许多作者指出，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完全有理由批判克林顿及其民主党，但是白人工人阶级的背叛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之位。布伦特认为不应该将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对立起来，而应打破二者的派别对立，重建新左派。

弗雷泽于1月28日以《反对进步新自由主义，一种新的进步民粹主义》一文作出回应，她认为布伦纳的阅读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霸权。她再次申明自己的主要观点是揭示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通过暴力来实现，而是以葛兰西所言大众“同意”的方式，被接受为一种“正常现实”或是“常识”。民主党被那些倾向金融化、公司全球化和去工业化的力量所占据了，于是他们把那些明显是反劳工的政策视为进步。新自由主义者则吸纳了那些新的国际性价值观，比如多样性、妇女赋权、LGBTQ权利等，获得了大量持有类似观点的支持者，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霸权阵营，这是弗雷泽所言的“进步新自由主义”。弗雷泽认为，通过指认和分析这个阵营，可以为现有的政治崛起提供一种有效的解释。

霸权视角同样揭示了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相对位置。弗雷泽关注的是广泛意义上从“平等”到“精英领导的进步思想”的社会转向。即便是被布伦纳称赞的社会福利女权主义者，同样与进步新自由主义达成了某种认同，这致使他们对于眼前的种种矛盾视而不见。弗雷泽认为这样说并非是谴责这些社会运动与女权主义者，而是为了厘清霸权是如何运作的，如何不知不觉地将我们拖入其中，以便由此探索更好的反霸权方式。

最后一点涉及如何重估1980年代至今的左翼遗产。弗雷泽指出她同样支持和敬佩布伦纳所爬梳的那些左翼激进主义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激进主义已经达到了反霸权的程度。他们并没有成功，相反，他们自身反而愈发呈现为一种值得信赖的另类进步自由主义，因其并未打破后者站在自身立场来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惯常做法。尽管做出这一判断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但其中一点是清晰的：倘若这类左翼行动者不愿意正面挑战“进步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以及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深入到“保守民粹主义者”之中，也就是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白人工人阶级。

弗雷泽指出，对于那些正致力于在“反抗”旗帜之下展开动员的人而言，她的建议是首先“路线修正”。第一，要反思“进步新自由主义”对于“我们”（进步的）和“他们”（落后的、应受谴责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区分。其次是重绘政治地图，应当重铸即将被新政府所背叛的所有人（all）：不只是移民、女权主义者、投反对票的有色人种，同样也包括工业萧条区域南部的工人阶级——那些为特朗普投票的人。关键点不在于将“身份政治”消解为“阶级政治”，而是清晰地指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不公的共同根基，并将那些理应团结起来并为之反抗的人群真正连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