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花四个月工资回乡办春晚，新乡贤的乡建梦

2017年农历正月初三，曹坪社的春节联欢晚会在8点准时开演。作为村子里的第二届春晚，最亮眼的是簇拥在霓虹灯里的钢结构舞台。这个售价一万四千元的舞台，花掉了王太吉整整四个月的工资。

王太吉不是开办文化公司的商人，他是西部某省委机关的一位科级职员。他购买全钢组合式的商演舞台，只为了故乡村庄春晚的一夜欢愉。

社是中国行政机构中比村还要小的单位，这个称谓对应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生产队。当年，公社管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管辖生产队，生产队基本是一个自然村落。改革开放后，农业合作化解体，行政隶属改为乡或者镇管辖行政村，行政村管辖村民小组，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村落被称作村民小组，这个叫法与推行村民自治不无联系。但在西部地区，个别地方将村落称作社，社的叫法和农民至今自称社员一样，隐匿着人民公社的影子。

曹坪社总共只有40余户人，但拥有大学生的户数超过一半，在相邻村社，算是“出人”较多的村庄。在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百姓的西部干旱地区，“知识改变命运”的教条博兴不怠，人们对于教育的渴望一直强烈。但事与愿违，种种原因下，高等教育并不能普及农村社群的所有人。考上大学的人，依然是少数中的少数。

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村的活力，也让农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相伴而生，村庄的关联要素大量流失，除了原始村社共同体遗留的互助合作机制外，鲜有行政权力对农村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的组织联系，村庄内生的联结机制也只作用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有限范围内。即便存留文化娱乐活动的村庄，也多与封建迷信活动深深捆绑，宣扬鬼神崇拜，逆时代潮流而动。农闲时节，很多村庄容易滋生酗酒闹事、赌博斗殴的丑恶现象。

“我们社的一群年轻人确实不错，他们有想法、有干劲，2016年春节搞了一场晚会，像模像样，今年我必须支持。”王太吉说社里的春晚缘起于几个在外打工的年轻人。

王太吉口中的年轻人，是社里的十余位85后青年。这十余个人奔波在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但他们平日里互有联系。王太吉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作为80后，王太吉自觉将自己与85后拉开了距离。王太吉的同村同龄人考上大学的并不多，在他之后，85后到90后之中，大学生人数逐渐增多。王建荣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但他是对故乡最具深情的人，他也是人缘最好的一个，能把大多数同龄人团结起来。即使上了大学的同龄人，也都乐于听他“号召”。他高中毕业后当过矿工、做过生意，什么苦头都吃过，他现在在一家房产公司打工。

2016年，王建荣四处张罗“化缘”，购买了六个狮子、少许演出服装，硬生生办起了村里的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尽管晚会规模小，参与人数少，但开了个很好的头。

王太吉是王建荣的堂兄，他被王建荣和伙伴们的精神所感动，今年一口气支援一万四千元购买了钢结构舞台，支援两千元购买了十个鼓十个䥽，“妹夫无偿跑200多公里从兰州拉到了村里。”

凭借好人缘，王建荣创建微信群，用一整年的时间商议晚会的事务。同龄人中，也只有他的工作最临时、最飘忽不定，他是能在腊月之前就赶回老家的人。大家结合实际，民主推选他做晚会的“把总”，全权负责晚会的筹备、调度、节目排练等一切事宜。

与王太吉类似，北京当兵的同村青年王强花费一万元购买了一套音响用于晚会表演；兰州服装公司打工的同村青年李福利用专业所长，早早设计好了晚会舞台背景墙，并在城市里完成喷绘背回了老家；在南方当电工的同村青年李小刚捡了一堆城市作废的彩灯背回来布置晚会现场……为了故乡的欢愉，大家齐心协力。

对年轻人的行动，村里的大多数人都表达了支持，有的捐钱、有的捐物。村庄没有公共空间，村民杨德福把自己家里闲置的一亩多地奉献了出来，“我家娃娃参与演节目，我的土地永久贡献，这是好事情。”大家在临近正月的时候叫来推土机，推出了一个广场。王太吉买来的舞台装在中央，接连几天活动，临时推出来的广场被踩出了厚厚的一层土粉，风一吹漫天尘土飞扬，但生长在黄土地的人不觉得灰大。

2016年冬，王建荣的家族接连有两个人发生变故离世。按照乡俗，王建荣戴孝期间，不能参与喜庆的事务，他便辞掉了曹坪社第二届春节联欢晚会“把总”的职务，由吴海龙顶替。吴海龙从重庆某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一家企业工作。就在年三十，吴家又有人离世，距离晚会开演只有三天，吴海龙在王建荣的鼎力协助下，完成晚会的调度、节目的排练。

不论是否上了大学，近些年的城市化舆论让广大青年耳濡目染，进入城市、落脚城市，是青年们的“中国梦”。但吴海龙并没有留在城市的打算，“不论怎么发展，根在曹坪，未来必然会回来。”

晚会开始前，燃放了将近一刻钟的烟花，“全是村里的长辈们捐献的钱购买的烟花，总价值三千元。”节目以年轻人喜欢的小品、歌舞等现代元素为主，但也夹杂了一些传统节目，如唢呐表演、小曲演唱等。曹坪两个邻社派出代表，三个社联合演唱小曲，起初预定的表演时长是10分钟，但演唱小曲的老艺人一口气唱了30分钟还不过瘾，硬是被王建荣拉下了场。晚会被拖延，熬不住冷冻的年轻人陆续走失了一些。

希望在黄土堆里萌生，梦想在黄土堆里成长。“我小时候，学校组织演讲活动，害羞不敢上台。现在社里办晚会，让年轻的一代得到锻炼，对以后走出去发展肯定有好处。”“把总”吴海龙在晚会表演的暗角处侃侃而谈。

正月初四，王建荣用微信发出指令，让晚会组委会全体成员拆掉舞台。青年们陆陆续续从各自家里出来，来到舞台处的空地，一场薄雪已经覆盖了地面的土粉。天气太冷，不利于室外作业，王建荣宣布拆舞台的行动解散，择日再干。

王建荣从家里带出两斤调拌好的瘦肉，一瓶白酒，径直来到王太吉家里，晚会组委会的成员已经聚了好几个，大家都认为昨晚的小曲拖延了晚会节奏，来年一定要注意修正。王太吉提议，“千万不能在外人跟前说老汉们演唱小曲逼走了观众，这样说不对，他们能来参加就是最大的支持，三个社联合演出的意义已经很大了。”

“2018年，所有的节目都限定时长……”

大家喝着烈酒和浓茶，七嘴八舌，议起了明年的春节晚会。

在曹坪社所在乡镇的邻居乡镇，名叫陈坪的村子共有四个社组成一个“伙子里”，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正月初五的晚上举办，有着十一届的举办基础，他们的运作模式更加成熟。“我们社的晚会利用庙里的舞台，但事务和庙会毫无关联。”陈坪村村委会主任李建国这样介绍。

作为四个社组合的“伙子里”，“陈坪村的晚会完全由产生大学生的人家挑头，从第一届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机制。”每年谁家出了大学生，家长和学生就必须挑头办晚会，如果当年全村没人考上大学，上一届挑头举办晚会的人家继续效劳。

与那些了无生气、只知喝酒赌博的村庄相比，曹坪和陈坪的乡村晚会，完成了村民的自娱自乐，也训练了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回家过年，返乡青年在故乡只能待十天半月甚至更短，但他们精心组织的一次欢愉，能让村庄温暖一整年。一场晚会，是知识对于村庄的回馈，是情感关于村庄的回炉。两个小村庄，他们的作为虽不大，但对于乡建理念的传递，意义并不小。

这些年，每到春节期间，舆论都会推热乡村话题。城市和乡村、市民和农民、乡村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这几对对应关系，没有任何契机会像春节这个节日一样深刻地梳理它们。媒体关注，引发全民讨论的热点背后，也说明这几对关系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十分深广的贴近性。

关于乡土话题，更多的是批评的声音。关于乡土叙事，有人深刻反思“乡愁”消费陷阱，这是值得警惕的。有的人身居城市，沉迷于乡村的生态景致，用文人的矫情抒发乡愁；有的媒体为了点击率，热推乡愁文字；有些舆论只关注乡村古旧陋俗、不关心农村现实困境。所有对农村的发言中，最无知的莫过于“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像王建荣一样的青年，是中国每个村庄的主体人口，他们身上担负着中国农民的未来。“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关于乡土问题的讨论，没有王太吉一样支援王建荣甘愿用“四个月工资买一个舞台”的精神，任何指责别人的批评和所有让别人如何做事的指导都是苍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