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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过节记|论“读书读傻去了”的可能性与知识的意义

卢南峰/北京大学新闻学硕士在读
2017-02-08 10:45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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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陪家中亲戚长辈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喝半斤八两后劲十足的黄酒,吸几口不过肺的香烟。陪着叔伯纵论时事政治,避免说些呆气迂腐的话,又得显出“读书人”的见识,应着姨婶盘问工作择偶,对“当大官,挣大钱”的奉承要摆手赔笑,还得有意无意吹些牛给爹娘长脸。在推杯交盏和烟雾迷离中,表现得通世故,懂人情,会察言观色,在外面还有“社会活动能力”,假装出自己本没有的草莽气和烟火气,让别人夸我的时候能加一句:“这后生虽然读书好,但没有读傻去啊!”

一个中国年,将我们从远方拽回到故乡,那些平日里在屏幕另一侧转发“日本人因当年核辐射已经变异了”、“茶叶与癌症的关系”、“全国爆发超级手机病毒”消息的中老年人,如今活生生地坐在饭桌的对面。于是攻守易势,从前我们在大众媒介里嘲笑和抱怨他们的朋友圈、表情包和世俗价值观,而现在则疲于招架他们疾风骤雨的盘问和催逼。没有了网络的庇护,我们都成了战五渣,尽管我们仍能娴熟地运用精神胜利法,一转头就在大众媒介中继续编一些段子和“自救指南”,叙述自己的无奈和疏离,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暗示某种正确却不被上一辈理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大众媒介里代际冲突,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单方面的宣战。

虽然大众媒介里只有一方的说辞,却不能否认,在噼里啪啦的鞭炮背景音中真实存在的冲突和疏离。而万一你不幸上了一个世人眼中的好大学,甚至念个硕士博士,大城与小镇、长辈与晚辈之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龃龉,又多了一个“读书人”和“社会人”之间的话语争论形式。

“读书读傻去了”成了一条时时可能应验的谶语,这是一个知识青年过年时的窘迫,也是面对生活时的无所适从。

高等教育给了我一张入场券,让我有机会去读那些伟大的书,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灵魂对话,与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交游,见识这个广袤世界的生活可能性,也会让我产生自己同样伟大的错觉,这种错觉容易让人上瘾,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于是便产生了对“俗世”和“凡人”的傲慢。

初入知识门径的人,很容易患上一种知识病。就像我自己,为了解释室友最近怎么不开心,我会生造一个“预备中产”的概念,拉上全中国青年的普遍焦虑为其背书;为了解释我自己“丧”的情绪,我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幻灭进行勾连。我曾试图把日常生活塞进整齐的知识框架和认知体系中,最后变成了一种荒谬的“造词法”。正如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描述的:“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实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

当知识和概念工具在给一个青年最初的解释世界的快感之后,便开始如蛊虫般榨取他生命本来的那些纯真与敏感。知识自我增殖,蚕食整个精神世界,并僭越了自己应处的位置,开始诱惑他剪裁凡俗生活以适应我们理解中的世界,有时候还会一直触及“活着是为了什么”、“社会和历史往何处去”这种问题,制造思想卓越的自我感觉,给了我们在心里鄙薄那些关于工作买房、娶妻生子、当官赚钱的盘问的底气。

然而,读书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韦伯在《以学术为业》这个伟大的文本中,给了一个坚决的回答: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世界的终极秩序,学术给不了我们什么东西。

韦伯的教导,可以这样庸俗地理解,一则是因为人生与世界终极秩序,和知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像找女朋友、找工作、留不留在北京、这个世界还会好吗这些事情,根本不能用统计指数一样的东西去计算,现代社会的数目字管理遭遇人生和世界终极秩序的时候失灵了;二则我们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未必就比从没读过书的人更深刻,我们要相信,我们皓首穷经明白的道理,有些人,比如我们从未上过学的祖母,完全不需要读书就可以理解。

这里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说,避免知识的僭越,不要用书本指导人生,第二层是说,摒弃知识的傲慢,对不读书的人保持足够的尊重。

而这两层意思,其实过年时我陪酒和应付的那些长辈,不需要读任何书就能明白,而且自然而然,从来不需要经历像我一样纠结的心路历程。那么,我费那么大劲,读那么多书,绕了一圈回到了原点,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按照施特劳斯学派的想法,那么我们可以编一个故事:人类历史上,有一群人注定被挑出来,为那些俗世凡人去承受这个世界的真相,去理解“知识无用”这句话的真谛,去感知人力的有限,又为人性的尊严而负隅顽抗。他们不能显白地说出这个事情,所以用天命、上帝、道、自然等等不可知的东西来安慰世人,把这个世界的真相夹藏在知识的缝隙中代代相传,只有命定的一些人能读懂其中的隐微教诲。他们回归了凡尘,回归了日常生活,从古怪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机智的段子手,用大家都能懂的大白话,帮助人们脱离低级趣味、建立秩序、创造意义,建设出一个有趣而充实的世界。

在这个媒介的病也潜移默化为知识的病的时代里,知识越来越像大众媒介里年轻人的过年抱怨一样,成为一场单方面的宣战,也成了一场精神胜利的游戏。

回家过年,有时候我们蜷缩在学院的认知体系中,以语词和概念的交锋取代真实问题的讨论,而不敢拿起有血有肉的社会检讨知识框架的漏洞。滞留在故乡时,缺乏和真实的人对话的勇气和能力,逃回远方的学术语境和大众媒介里,依然可以写出高瞻远瞩的社会批判和分析,却恐怕不敢将这些批判拿回到饭桌上给叔伯看,唯恐被视作孔乙己,把九枚大钱在酒柜上排得清清楚楚。

而另一些时候,我们则沉浸在知识追求与世俗成功标准的冲突叙事和悲情诉说中,陷入鄙薄、哀怨、焦虑和疏离的情绪里,宣判故乡的衰败和文饰自己“回不去了”的选择,一边痛心疾首一边远走他乡,活灵活现地表演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知识如果是背对凡俗众生的知识,是经不住世俗成功标准些许质疑的知识,是隔绝的知识,那么这些知识的有效性也是可疑的。

中国年或许是理解中国社会最好的时机,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里集中爆发,激烈碰撞,城乡、阶层、代际、性别、地域……就夹藏在我们与叔伯姨婶的饭桌上,如果继续沉浸于概念而漠视鲜活的生活,或者自怨自艾而袖手旁观,那么实在是愧对这场倾举国之力安排的再好不过的田野调查。

“读书读傻去了”虽然可能不是饭桌上叔伯口头意义上的问题,却是一个真实而迫切的危机。于是,知识青年或许该告诫自己:过年就少读一点书吧,瞧你都傻成什么样了!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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