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展|在“文房”中见识古代文人的雅室闲情

徐建融

2017-02-07 11: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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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是古代文人追求的生活方式,时至今日,尽管周遭环境已变,但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器物和心境传承至今,正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举行的“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特展”带领观众走进文房与文人的雅室与闲情:
书画,是历代文房具中的重要内容。《红楼梦》中曾说:“若大景致,若干台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一所文房中,置以种种文具,当然也以书画最能提醒它的精神。所以,“兰室长物——历代文房具大展”中,近600件展品,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尤以书画占了重头,也就属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今天自觉到“坚定文化自信”在振兴中华、文化强国中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中西文化的差异,才能保证“坚定文化自信”的方向。从大的方面讲,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五千年持续不断地发展,在于它强调“和而不同”、“吐故纳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而西方文化注重的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文化渊薮于与日常生活一体化的“文房”,而西方文化则立足于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工作室”。
展览现场
在传统文化中,作坊、店铺、书斋、画室等等,都是与日常生活的起居不可分割的,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甚至饭桌就是画桌。在西方文化中,工厂、商场、实验室、研究所等等,都是与日常生活的起居相分隔的。八小时之内是工作的状态,八小时之外回到家则是生活的状态。
这两种不同的“工作——生活”方式,造就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强大,人文科学的规范化、体系化;导致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人文科学的“不规范”、“无体系”。相比于黑格尔、康德的著述,韩愈、苏轼、顾炎武的著述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有谁能否认它们重大的学术价值?二者的不同,固然由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分别,正在于前者是在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工作室”中做出来的,带有课题公关性质的成果;而后者,则在于是在日常生活的“文房”中有感而发的体悟,而且,这个“文房”,不仅包括了居家的书斋,也包括了外出的舟车、旅舍。
展览现场
近代以降,中国的自然科学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制度,促进了科学的大规模、高速度发展,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艺术也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形式,取得了一批课题攻关的成果,这同样值得肯定。但因此而荒废了传统的“文房”形式,却不免使文化自信沦于釜底抽薪的“去中国化”。正是在这一立场上,“兰室长物”展的推出,对于我们从最基础的方面落实文化自信的坚定不移,有它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
兰室,专指芳香高雅的居室。但它其实并非雕梁画栋的华堂,而是如刘禹锡所说的“陋室”。虽然简陋,但因为室有长物,所以又“何陋之有”?而所谓长物,也不指贵重之物,而是指人所不取的剩余之物。人所不取,是因为它们的“无用”、“无益”。但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对之情有独钟,认为“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安能悦有涯之生”?并对之投入了身与物化的精力,借以变化气质,涵养性灵,坚守文脉的心香。
无疑,今天再也没有人视这些兰室中的长物为无益、无用而不取了。但如果不是从文房的立场来认识它们的价值,不仅不可能真正领略到它们的价值,更可能把它们的价值误导到相反的方面去。正因为此,这个展览不同于一般的书画展、文具展等等,它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就物而物地认识它们,更需要就物而室地来认识它们。
唐宋的文房,我们不得而见了;明清人的文房,虽尚有遗存,但面目早已不复当时;但前辈学人的文房,我们这一代的人曾经还是有所出入的。宽敞的,20平米左右,狭隘的,简直乌有,不过起造于印石之上而已。相比于今人的画室、工作室,从硬件而言,简陋之甚矣;但从软件而论,“何陋之有”?反是我们的画室,简陋之甚矣。这个软件,就是长物的风雅包括长物所涵养的主人友朋的性灵。
明 黄道周 行书《恭读恩诏有作》七言诗
这里专谈书画。美术馆、博物馆中的书画,是保管在仓库里的,是陈列在橱窗里的,可望而不可即。而文房中的书画,则是随时供主人和朋友摩挲玩赏的,有时还在其上作题跋考订。这两种不同的鉴赏方式,对观者所起“坚定文化自信”的作用迥然不同;而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因此而获得生生不息的提升。
“兰室长物”展中的书画展品,数量不过近百件,内容上却涵盖了近乎半部书画史。
秦 《琅玡台刻石》拓本
北魏 曹望憘造像石座 墨拓
金石上的文字、图像拓片,由西周“毛公鼎”全形拓、“许惠鼎”全形拓、秦“琅琊台刻石”旧拓、汉“祀三公山碑”旧拓、晋王羲之“孝女曹娥碑”明拓、北魏“曹望憘造像”墨拓、“王基半截碑”初拓、“李璧墓志”清拓、南朝“爨龙颜碑”清拓、唐李阳冰“怡台铭”清拓、李阳冰“城隍庙记”旧拓、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旧拓、“昭陵六骏”全形拓,到韩天衡“赤壁砚铭”墨拓,雄深雅健,默如雷霆中,如有大风飞扬。尤其是大多拓本上,都散散落落地分布了历代名家的题跋和鉴藏的钤印,不仅印证了它们的流传有绪,更使我们仿佛置身先辈们当年的文房,体会到他们奇文共赏、疑义相析的风雅。如“琅琊台刻石”上,胡澍、沈树镛、魏锡曾、赵之谦、叶恭绰所留下的印记;“曹望憘造像”上陈介祺、褚德彝所留下的题记,无不为“周虽旧邦”,注入了“其命维新”。文房,因长物而有精神;长物,因文房而有生气,由此可以看得再也清楚不过。
明 张瑞图 行书“一丘·为圃”四言联
明 吴彬 工笔重彩 汉钟离像
绢纸上的书画作品,由唐人的小楷《灌顶经》、南宋马麟的《松溪泊舟图》、明文徵明的《进春朝贺卷》、《千字文册》、张瑞图的“一丘、为圃”四言联、吴彬的《汉钟离》、《阮修像》、董其昌的《山水图》、黄道周的《恭读思诏有作诗》、丁云鹏的《太平有象图》、明末清初的《名人信札尺牍册》、清傅山的《五言诗》、金农的《古颂》、《鹤赋》、闵贞的《刘海戏金蟾图》、李复堂的《芦汀双鹭图》、伊秉绶的《行书诗》、刘墉的《诗稿册》、何绍基的“揽卷、援毫”五言联、赵之谦的“及时、今年”七言联、“金台、银汉”七言联、“五言诗”、虚谷的《松鼠图》、徐三庚的“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四屏”、陈鸿寿的“吕坤呻吟语•修身”、“苏轼望云楼诗”、奚冈的“花巢”横披、任伯年的“锦鸡图团扇”、黄士陵的“博古图”,到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高剑父、黄宾虹、吴湖帆、于右任、潘天寿、徐悲鸿、刘海粟、白蕉、于非闇、陈之佛、谢稚柳、陆俨少、马晋、陆抑非、唐云、黄胄、程十发、陈佩秋的精品佳作,论形制,手卷、册页、立轴、横披、条屏、对联,无所不有;论书体,真、草、篆、隶,无所不备;论题材,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包罗万象;论形式,水墨、丹青、工致、粗放,流派纷陈。其中,尤以一件清代佚名的“清供花篮图”横卷,系叶恭绰的旧藏,工笔重彩,直追宋人李嵩的“花篮图”,刻画细腻,无毫发遗恨,而穷神极态,泄造化之秘。齐白石的“草虫图”,施于粗砺的麻布上,而叶脉、虫翅的处理,竟一丝不苟,细入微茫,如于花岗岩上作和田玉雕。潘天寿的“虬龙图”,则一味霸悍,顶天拔地,有“登峰造极”的险峻奇崛,魄力惊人。至于不少作品上的题跋印记,更留下了它们作为“兰室长物”的传承文脉。
清 金农 隶书“鹤赋”
近代 齐白石 工笔虫草
回过头来读刘禹锡的《陋室铭》。在他的这篇短文中,并没有提到书画,而只是涉及了两件长物:素琴和金经。是不是当时的文房不重书画呢?我们认为并不是的。早在南朝,宗炳便在《画山水序》中讲到画图于室以作卧游的事实,说是“拂觞鸣琴,披图幽对”,“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而到了文事郁郁乎盛的赵宋,“点茶、挂画、燃香、插花”更合称“四艺”,被明确作为文房风雅的标志,历元、明、清直至近代而不衰。只是近三十年间,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有些人“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迷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书画、包括其他相关物具才疏离了与文房的风雅。则通过“兰室长物”展,正有助于我们厘清书画与文房“相倚为命”的关系,从根本上坚定我们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自信。
文房,是书画安身立命的根本。书画,是文房斯文不丧的精灵。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文不在兹;天之未丧斯文也,其奈我何?”
现代 潘天寿“春燕图”
责任编辑:黄松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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