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掠与炮火，都掩不住吐鲁番盆地伯兹克里克洞窟壁画的美

吐鲁番盆地的伯兹克里克洞窟壁画，是丝路上的一处佛教洞窟壁画，作于南北朝，百余年前的战乱中，被德国探险家整片切下，用干草包裹着运走了大半。德国人曾在柏林仿照原洞窟的形式建了座馆，将壁画镶在墙上展示。后来二战中因前苏联飞机的轰炸，整座建筑毁于一旦。

对于修复师来说，艺术品所承载的信息量常常大得惊人，没有一件艺术品是简单的——看起来，从它们诞生的第一天起，艺术家的情思就已凝固在安静物质载体中了，可其实在它持续存在的过程中还要接受岁月的刻画——其中有环境变更，也有人为干预，而它的存在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人、事、物，这就是艺术品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娓娓道来的，也正是它们自身。我常感激它们毫无保留的讲述，也总是愿意用心倾听。几乎每一次，它们都能带给我新知，而新知又会助我更深地理解它们——艺术品是真正的良师。

而谁是对我影响至深的那一位呢？我想，它不见得是我最为钟爱的，却一定是引领我走得最远的。我将写下的，不是一道美术史论的辨析题，也不是一番溢美之词，而是一段真的往事。

图中所见是吐鲁番盆地的伯兹克里克洞窟壁画。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故事时还在上学，讲堂上放的幻灯还是黑白胶片，只听说它是丝路上的一处佛教洞窟壁画，作于南北朝，百余年前的战乱中，被德国探险家整片切下，用干草包裹着运走了大半。他们曾在柏林仿照原洞窟的形式建了座馆，将壁画镶在墙上展示。后来二战中因前苏联飞机的轰炸，整座建筑毁于一旦。

初次亲眼见它，是1999年的一次旅行，在吐鲁番盆地的沙漠之中，冒着高温穿过火焰山，来到伯兹克里克千佛洞，看到了个别窟中残存的壁画，这些未被切下掳去的，都是曾在历史上被异教徒严重毁坏的。残存的佛像伤痕累累，尤其是眼睛和嘴——有的则是整个头部荡然无存。看上去实在是悲惨可怜。在到达那里之前我也拜谒了莫高窟，而它带给我的震撼是完全另样的。我一直隐隐地遗憾，不知毁在前苏联炮弹下的部分究竟何等模样。

3年后，我穿越亚欧大陆，前往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学习古画修复，落地后的第二天便去了与列宾美院隔河相望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接受了一番西方古代艺术的洗礼。天色渐暮的时候，我登上通往东方艺术厅的阶梯，如命运的安排，再次与来自伯兹克里克的壁画不期而遇。那些颜色，那些线条，使我产生了强烈的错位感，第一眼我便了然——我见过它，见过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它残破的另一半——之后才用可怜的俄语知识，拼出了作品说明中的那个单词：Безеклик（伯兹克里克）。

我带着惊讶久久凝望展厅墙壁上的佛像，思忖不透这其中的因缘，它们看上去如此完整，如此洁净，如此安详，好似传说中的先贤突然复活并降临在我的面前。那个已被尘封的故事就这样在我面前展开了新的篇章——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除了柏林，它们还到过这片大陆上更远的地方。据介绍，它们是前苏联院士奥登堡在20世纪初从吐鲁番运回的，二战中也受到严重的损坏，几十年来，一直在接受修复。我去参观时，恰是修复工作刚刚结束时，壁画多年来首次登堂入室公之于众。它更新了我的知识，也激活了我的记忆，更给予了我对时空的全新感知。展厅中的一幅壁画题为Пранидхи《誓愿图》，与当年被德国人带走的另外几件《誓愿图》构图相似，遥相呼应，而也许是个巧合，Пранидхи 这个来自梵语的词汇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即使者。而正是这些画，引领德国和苏俄等西方国家的学者展开了对佛教壁画艺术的不懈钻研。

不得不感叹命运的神奇。而安排这一切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一群人——干预过它的人已太多——有虔诚的画壁者，有怀恨的异教徒，有野心勃勃的探险家，有枉费心机的收藏者，有冷酷的战争狂，也有充满职业良知的修复工作者，这些干预层层叠压，饱含着历史的沉重和沧桑，也充满了偶然与不可预期，这安排也不是为了任何个体，它甚至没有前后一贯的目的性。这组画作就像是神的使者，道出凡俗者参不透的玄机，让我这渺小的旅人，在内心对历史强烈的存在感生出无限敬畏。而这一笔，巧合般地写在了我职业生涯的扉页，浓重深刻，令人永志难忘。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油画修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