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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赊账、留书……回忆昔日去书店蒐讨旧书的时光

辛德勇
2017-02-18 15: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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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先生,不仅是史学界颇有成就的学者,也因读书而爱好收藏书籍,成为藏书家。他曾写过不少文章,分享他买书、藏书、读书的经历和体会。这些文章最近结集成册出版,翻书党经授权摘录其中一篇,详谈他买书的经历与感想。

辛德勇

读书首先需要有书可读。喜欢读书的书呆子,大多也都很喜欢买书。书呆子呆憨的性情,往往是天生的,向学之心,也都萌生于少年。因此,通常也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买书,以至终生乐此不疲。下面,我就和各位朋友,谈谈自己买书的经历与感想。

我生长在中国东北边地,在文化上,是很荒僻的地方。父母都从事财务工作,但爸爸非常喜欢读书。无奈限于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家里的书很少。小学和初中时期读到的书,大多是借的。大概从高中时期开始,积攒打酱油等剩下来豁免上交的零镚儿,自己买一些书看,但钱很少,能买的书,也很少。印象比较深、而且常常翻看的,是一位名叫李瑛的军中作家的诗集。李瑛的诗,节奏和韵律感都很强,自己很喜欢这一点,前后买过几部。1978年初考上大学以后,买书开始增多,但钱仍很有限,能够买得的书,同样不会很多。当时买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著,但也开始尝试买一些中国古代文史典籍。

购书数量大增,是1982年初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以后的事情。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问题,需要读很多书。为读书而买书,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和其他同学比,我买书的范围,要广很多,这与我兴趣宽泛有很大关系。当时真的是节衣缩食,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剩下来的助学金,几乎全部用于买书。我在西安读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毕业后又留校工作四年。这十年爆买的结果,是1992年搬家进京的时候,用了一个6吨集装箱,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期间买下的书籍(火车站办理货运的人一再说,大多数人搬家,连带全套家具等家当,一个4吨的集装箱都装不满)。

1992年调到北京工作之后,买书的数量,增加更快更多。因为我一直是以在书店买书为主,而北京经营文史书籍的书店最多,旧书的货源也最为丰富。大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书店里的旧书,日渐枯竭,而网上售书一天比一天红火,逛旧书店的癖好,才逐渐减弱;同时,家里又实在书满为患,从而买书亦随之大幅度减少。但想知晓更多的书,读到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的知识,这一兴趣,却丝毫没有减低,时而还是要到书店去转转。

尽管年龄日渐增大,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一直不愿意回想过去,而是想多向前看,多学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识,做更多的研究。因而通常也不愿意谈论过去,特别是以自己的经验,来指点年轻人治学的路径,甚至不愿泛泛地评议他人的研究。但今天谈买书的经历,与谈论治学或是人生,似乎还有很大差别。在这里,只是把过去看到的旧日景况如实转述出来而已。与自己白发渐增相比,书店和大家买书的方式变化更大,确实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在这里把昔日的时光讲给大家,讲给各位年轻的朋友,也就像是留住一段历史,留住特定历史时期中爱书人买书的一些场景。

赊账

看老辈写文章讲,国民党转迁台北之前,经常与旧书店打交道的学者,买书不一定支付现款,通常都可以赊账。约定俗成,在一年中几个大的年节,再来结清。实在周转不开,还可以把书退还店家。当时的店,是自己家开的,信任读者,为购书人提供方便,可以赢得更多的生意。

到我买书的时候,书店都早已是公家的了,而且直到今天,大多依然如此。公家的店,本来不大好轻易赊账。但我买的书,以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为主,经营这类书籍,又主要是在古旧书店,而全国各地大多数古旧书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后,大多还不同程度地保留有一些前朝经营的规矩。给比较熟悉的老顾客赊账,就是其中之一。

我逛旧书店,享受赊账的待遇,是读研究生时从西安古旧书店买书开始的。由于常来常往,西安古旧书店的经理张鸣先生,副经理范文先生,慢慢就都熟悉了。看到我这个穷学生挑出很多喜欢的书却又没有能力付账的尴尬情况,就在算清金额后,很爽快地让我自己记住多少钱,先把书带走,下次来时把钱带来就是了。欠了店里的钱,总是尽快凑够书款,赶去店里付清。但书店里总有吸引你的书籍,还钱时又会再选一堆书,赊账带走。还了旧账,又欠下新账。店里照顾我,使我能及时挑选到想要的书,同时也让我给书店送去了更多的钱。结果,是双赢。

西安古旧书店有一个时期,连续整理上架一大批《丛书集成初编》和《万有文库》的零种,很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在抢着买,但大家手头的钱都很有限,一次选不了太多,我却由于书店的信任,给我赊账,每次都比其他同学要多选很多。这些书,给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有一次,和老师黄永年先生很得意地谈起这一情况,说店里对自己很信任,从来都是我自己记下欠款的数目,下次如数付清,给多少,就是多少。黄先生笑了笑说,这是民国时期的老规矩,体现对读者的信任,但书店是做买卖的,不能没有账目。他们是送走客人之后,马上就记录在账簿上,并不是你想给多少都能行的事。

到北京工作以后,时间稍久,北京中国书店的很多家分店,也同样都可以赊账,店家也往往不当着我的面记钱款数目。买书多时,几千块钱的书,打个招呼,也就带走了。这样一来,在常去的中国书店各家分店买书,常常身上几乎分文不带,一逛就是大半天。遇到好书,既可以让店家留出,也可以直接带走,过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再付款,都是常事。

像这样在书店里买书,让你感觉很温馨。结果是常去,常买,我得到了更多想要的书,书店则是获取了更多的销售利润。

留书

各地的古旧书店,对常去的老读者,常常还会“留书”。所谓“留书”,是指店家根据一些慷慨熟客以往的购书重点,在从仓库里整理旧书上架时,有意识地预留出一部分相对比较紧俏的书籍,打电话通知你先来看,或是等你来到店里时再拿给你看,看看这些书你是不是需要。这也就意味着你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优先选择权。

这些预留的书籍,或者放在一间封闭的小屋,普通读者实在难以知晓。但也有些书店,店面狭蹙,没有专门的空间,就只能放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或是店中整理书籍使用的桌子下面,柜台下面,以及柜子里面。

有些书友,对此很不满意,以为书店很势利,只给有钱的大买主留书,有违公平交易的原则。因此,总是强自翻动这些店家明示不宜拣选的书籍,看到喜欢的书,甚至强求付款购走。惹得店家很不愉快,甚至撕破面皮,发生口角。

我是个穷书生,一向买不起价格较高的书籍。又因为买书的钱少,往往要在满架旧书中反复拣选,才能选中一两部价格比较低廉的书籍。再加上混得久了,书店知道我懂一点古旧书籍里面的门道儿,总以为我会捡到便宜。所以,即使脸混得很熟了,通常也并不会给我留书。

对此,我并不在意,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店家是在商言商,大买主消费得多,当然有资格掌握更大的选择权。再说店家只是给这些豪客留书。稀少的书都给你预留了,这就是很大的面子,再不会在价格上给你什么便宜。实际上大多与此恰恰相反,往往是要敲一敲竹杠的:好书难得,多花一点儿钱,也是应该的——其实这正是店家留书给你最根本的原因。书店不仅要通过这一做法来留住大买家,让你买走更多的书;就是留给你的这一诱饵,也不会随随便便就轻饶你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各地的古旧书店,对读书做学问的人,总的来说,是比较尊重的。要是有什么特别需要的研究资料,而不是徒供收藏的精品,只要和一些比较熟悉的店员开口,他们还是会尽量予以帮助的。

例如,有一次和琉璃厂文化遗产书店的小窦师傅谈起,由于我专门做过关于汉唐长安城的研究,若是遇到清乾隆年间毕沅校刻的《长安志》,希望能帮我留一下。结果没过多久,他去虎坊桥“大楼”也就是中国书店的库房提书,看到毕刻本《长安志》中的一册零本《长安志图》,就特别为我留下。因为只是一册残本,价格也没有定得很高,使我有机会将其收入书斋。

现在书店很少去了,小窦师傅也难得一见。但过去多年来徜徉京城书肆,和小窦师傅往往一谈就是很久。他很懂书(这是业务,也是情趣),帮助我很多,这次为我留书,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

小屋

卖古旧书的书店,往往在面向所有读者的店面之外,还另设有一间小屋。往往是有一位资深的店员,在里面主持。有顾客时,他就接待顾客;没有顾客时,就整理书籍,给书定价等。或者起到这种“小屋”作用的地方,只是库房的一部分,或是办公室的一部分,并没有专人照顾,由经理兼事打点。

这里犹如一处特殊的小店面,遇到一些非常熟悉而又具备较高买书资质的老主顾,让店里看得上眼,就被请到里面,挑选书籍。放在这里的古书旧书,档次相对较高。一分钱,一分货,书的价格,当然也要比外面的大路货稍贵一些。

我遇到过一些人,在京城各家书店买书多年,却从来不知道这种小屋的存在,或尽管知道这一特别设施,却从未有缘得以涉足其间。这当然与你买书的品味和层次有关。经营古籍,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商业行道。打个不大合适的比方,它就像是一家高档时装店,或是餐品考究的餐厅,里面的从业人员,对顾客是很挑剔的,或许也可以说是颇有些势利眼的。

你要是对古书旧书所知无多,面对店中业务高手投来的审视目光,难免会有芒刺在背的感觉。只有具备足够的自信,才能换取更多的尊重,取得进入小屋的资格。当然,你要是土豪,把钱花足了,不管懂不懂书,都很容易获得这样的资格,只是免不了要被当冤大头耍而已。

在北京中国书店各家分店中,现在新街口分店的赵喜增经理,最花力气经管这种小屋。过去他不管是负责灯市口店、前门店,还是隆福寺店,都把这种小屋搞得最为兴旺。

我最开始进入赵经理特设的这种小屋,是他在灯市口分店当经理的时候。提出进入内设小屋的要求,需要商量。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在试探着询问店里是不是还另有什么地方放着更好一些的书籍之后,就获得赵经理的允准,来到了里面的小屋。

进去一看,大约十五平方米的一间屋子,四壁和地面中央的桌子上,都摆满了书籍。其中既有线装古籍,还有各个时期出版的新式洋装铅印之本,同时也有各种外文书籍,东洋、西洋,几乎无所不包。

真是满目琳琅,如入宝山。以后一有时间,就要来到这间小屋寻觅一番。日子久了,和赵经理,以及经管小屋的老康师傅,都很谈得来,从他们两人那里,学到很多古旧书籍的知识。他们给予我多方照顾,让我在这间小屋里买到很多好书。例如,我这本向达先生旧藏的英国人研究汉语的著述,就是其中很有价值的一本。

库房

在古旧书店买书,关系再好,通常也不会让顾客进入库房。当然你要是能非常豪爽地出大价钱,自是另当别论。我买书多年,只有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以及90年代末期,在扬州古旧书店,先后两次,真正进入过库房挑书。

第一次去扬州,是作为“代表”,前去参加中国史学会的一次年会。开这种会,本来毫无味道,不过是奉“组织”之命如仪行事而已。不过,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会场就设在扬州古旧书店对面的一家宾馆之内,还没有下车,就已经欣喜若狂。

我买文史书籍,在西安时,主要是西安古旧书店;在北京时,主要是北京中国书店的各家分店,另外还有古旧书市。至于到外地买书,除了出差上海和因家事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买过一些之外,其他地方,都去得很少,更极少专程去其他地方买书(只是偶然去过两次天津,另外还利用在上海开会的机会,陪同黄永年先生,去过一次苏州的古旧书店)。

不过对扬州这家古籍书店,却是心仪甚久。此前听很多人讲过,这家书店,古籍既多且佳,而且价格也要比北京、上海便宜不少。店中设有一间专门陈放珍本善本的小屋,北京有很多书友,都在这间小屋里面找到过令人艳羡不已的精品。

不知是由于我在买古书这个圈子里缺乏足够的名气,同时也远不具备相应的资金,还是因为我没有可靠的内线介绍,总之,尽管通过在当地做副市长的一位同学,和书店经理打了招呼,还是没有能够进入那间神秘的小屋。书店经理的说法,是坊间传闻,都是胡说,这间小屋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店里所有的古书,都在同一间大库房内。

类似的情况,我在北京也经常遇到。比如前面提到的,店家给顾客留书,通常都没有我的份儿。所以,对此并不诧异。好在书店经理开恩,看在当副市长同学的面上,让我进入这间存放普通古籍的库房,随便挑书。

这间库房,窗户的形制犹如牢狱,既高且小,透风效果奇差,而当时正值7月,酷暑难耐。获取好书的欲望,竟旺盛到让我在这间库房中连续翻看两天。尽管挥汗如雨,毕竟还是翻腾到一些好书。例如,吴玉搢旧藏康熙原刻最初印本《亭林遗书》,就是一部绝佳的名品。

2014年上海博古斋春季拍卖会上拍卖的《亭林遗书》

麻烦只有一件,就是库房中的书籍,都还没有作价,既然你已经千挑万选,店家当然要狠狠敲上一笔竹杠。从库房里买书,最大的弊病也就在这里:绝对不会有意想不到的低廉价格。

书市

回想当年买书的经历,最令人心醉的场景,莫过于琉璃厂古旧书市。

我是1992年来到北京的,所经历过的北京书市,最早有首都体育馆书市,接下来有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地坛书市,但这都是售卖普通的书籍。虽然也有文史古籍,但比例很小。真正让人癫狂的古旧书市,只有设在琉璃厂大院之内的古旧书市。书市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

琉璃厂

那真是爱书之人的盛宴。在前期的古旧书市上,最受瞩目的焦点,是场地中央堆放的古籍。放在这里的,都是零落不全的残册,但其中也包括丛书零种,一开始每册5角、1元、2元。其他篇幅较小的清刻本古籍,首尾俱全者,每种只有十几元钱上下到一二百元上下,更贵一些的,也不过五六百元。例如,我在书市上买到的明崇祯刻陈仁锡评阅本《大学衍义》,十二册一套,书价500元,就已经是其中价格很高的书籍了,而买书的时间,已经晚至上个世纪末期。在一两块钱一册的丛书零种当中,甚至包括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和《西河合集》,以及乾隆刻本《雅雨堂丛书》等书的零种,刻印精美,而且每一单种都完好无缺。

从书籍的稀见程度上看,当然大多都是常见的古籍,但细心蒐讨,有时也会捡到珍稀的版本。1994年的秋季书市,我陪同业师黄永年先生一同前往,先生就花费10元钱,买到了一部极为罕见的龚自珍诗集——清道光刻本《破戒草》。我也有幸用20元钱,买到一册很稀见的清雍正桐乡汪氏写刻本《林和靖诗集》。这么好的福气,若不是当年亲身经历,今天要是有别人说来,连我也不敢相信。

我在琉璃厂古旧书市上买到的更有独特史料价值的书籍,还有两种,而且价钱比这还要便宜很多。一种是清代中期学者胡秉虔的稿本,约略相当于“札记册子”,多属胡氏研读经书和子书的札记,内容精深,而且大多未曾刊刻。另一种是一小册巾箱本,题作《弹铗新编》,是一部清代各类“长随”人员的办公手册,是研究清代行政运作的难得史料,却从未见过著录。书市上的售价,前者1元钱,后者仅卖5角钱。书这么便宜,当然争抢会很激烈。

线装古籍,尚且如此,琉璃厂古旧书市上那些新式的洋装书,不管中文,还是洋文,其品质之高,价格之廉,更是可想而知,争抢也是同等地炽热。不过那样的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感想

回忆过去买书的经历,有很多当时习以为常的往事,现在已经变得相当陌生,有些更近乎天方夜谭。往昔的岁月,随时间而流逝,有关买书的实质内容和外在形式,也都随时间而演变。不管你喜欢,还是厌恶。

过去在书店里寻寻觅觅,虽然首先是要买到好书,但逛书店、尤其是逛古旧书店,其兴趣和目的,都并不仅仅是买书,并非仅仅是要获取收下某某书籍这样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书店里浏览书籍这一过程。

与你买下的很少一部分书籍相比,在这一过程当中,摩挲翻阅,每次,还能看到更多的书籍;能够看到你虽然很喜欢,但一时还买不起的更好、更重要的书籍。在这一过程中,书店里一排排的书架,犹如一道可以任情徜徉的长廊,你可以随手取下每一册书阅览,从中获取大量知识。

特别是在中国,图书馆的服务,往往很难令人满意;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对待读者的态度,还很让人愤怒,让人痛恨。对比的结果,也就愈加显示出在书店读书的惬意。在书店里读书,一直伴随着我学术的成长,有很多知识,就是这样在书店里获得的。这样的阅读,对扩充知识的范围,尤为重要。

哪怕是校园里规模很小的书店,也会让人在饭后茶馀,驻足其间;更不用说北京中国书店的各家分店,售卖的书籍,品种异常丰富,更让人流连忘返。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每次到所里上班,都更渴望着在下班的路上,分成几条不同路线,交替轮换,去往不同的几家书店。实际上所谓上班,往往不过个把钟头而已,让领导看看自己尚且健在,然后就在一家家书店里消耗掉几乎一整天时间。

近年,随着网络书店的蓬勃发展,实体书店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其存续下去的空间日益缩减,甚至大有走向衰亡的势头。对此,我深感担忧。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愿网上书店,也很快能够像实体店一样,给读者提供阅览的便利。

谈到买书,在这里,我想和各位朋友谈的第二点感想,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买书一定要以用书为目的。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喜欢买书,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年纪还很轻,比如正在上大学,在读研究生,读博士,早早就买下了很多书,这很令人欣喜。不过除了很少很少一部分人,有条件去做藏书家之外,其馀绝大多数朋友,须要切记,我们选择买什么书,买多少书,一定要以适合自己的阅读和利用为首要原则。

不同的人,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用法。像我买下的很多书,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在具体做相关研究时才作为史料加以查阅的,不一定顾得上通读。这是历史学研究使用书籍的一个特点,对于一般社会大众来说,这是一种稍显特别的用法,但仍与单纯的藏书,有明显差别。

人们买书,恐怕都是想要阅读,完全为藏书而不是读书来购书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买了书,却顾不上读,是一种很大的遗憾。人不管做什么事,时间一长,都有可能产生惯性,买书也是这样。惯性有好处,也有坏处。其坏处之一,就是得筌而忘鱼,一味想要获得心爱的书籍,却忘记了买书的目的;或是再没有精力、兴趣来把起初设定的目标付诸实施。基于这样的惯性一味买书,我觉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希望各位喜欢书籍的朋友,不要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当然,用书的方式,往往各不相同,譬如,仅仅欣赏书籍印制之美,甚至封面之美、纸张之美,也是一种用途,但这同样需要用心去欣赏,去享受。

《蒐书记》,辛德勇/著,九州出版社 2017年1月版。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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