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钱一栋：代孕的伦理困境

代孕问题的正确打开方式

梅丽莎·斯特恩（Melissa Sterne）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美国人，现已年过三十，过着操心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不过，她的出生曾引发过一起颇受关注的案件。梅丽莎是通过商业代孕产下的，但生下她后，代孕母亲玛丽发现自己舍不得交出梅丽莎，由此引出了一场官司。官司打了两轮，法官们也各执一词，有诉诸契约神圣性的，也有认为代孕等于贩卖婴儿的。

孩子的生物学父亲获得了抚养权。

代孕（Surrogacy）是指代孕母亲将他人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子宫，替人生育，并在完成这一过程后与新生儿不存在亲子关系的行为。这一技术自出现以来就饱受争议，尤其是商业代孕，绝大多数国家都立法禁止，在美国则由各州作出具体规定。代孕面临的争议主要在伦理层面，而不在技术或法律层面。技术层面自不必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也已明确了代孕的非法地位，因此无须讨论“实际法律作了何种规定”这一法条层面的问题。需要讨论的是应然法，即“未来立法应如何规制代孕现象”这一具有伦理学色彩的问题。

在具体讨论代孕的伦理困境之前，我们要先处理一种常见观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清晰陈述了这一观点的基本立场：“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这种观点相信科技进步必然是正面的、可欲的，伦理不应事先划定科技发展的界限，而应被动适应科技的发展。科技终将会把我们带往一个现有伦理观点无法理解，但又必然是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见识了科技的巨大力量后，在伦理道德往往被认为是过时的废话或假话的时代氛围中，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不在少数。不过也因此，这只是一种朴素的伦理学观点。要反驳这种观点，最好的做法不是空洞地谈论伦理与技术的关系，而是进行更为实质的伦理观念辨析，在辨析过程中展现伦理观念对我们的深刻影响。

自由与功利：为代孕辩护的两个策略及其限度

美国社会比中国更早遭遇代孕问题，相关讨论也远为成熟。以阐发公共讨论中的道德分歧见长的学术明星桑德尔就曾在其风靡全球的通识读物《正义》（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大陆版书名译作《公正》）中分析过代孕现象引发的伦理问题。桑德尔的分析凝练晓畅，可以引导我们发现各方立场背后的系统理据。

一般所说的代孕都指商业代孕，而商业代孕是一种市场（契约）行为，因此，为代孕辩护的观点往往是从为市场辩护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桑德尔认为，为市场辩护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诉诸自由，一种诉诸功利：

自由至上主义者挺市场，标榜的是自由。他们说，放任人民参与自愿交易，就是尊重人民自由；干预市场对个人自由是一种侵犯。功利主义者挺市场，标榜的则是福祉。他们说，自由市场促进整体福祉；两人进行买卖，双方各取所需。只要没害到别人，交易又对双方有利，整体福祉当然有增无减。（《正义》，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89页）

桑德尔《正义》

在相关公共讨论中，正反双方虽然立场不同，但大多同属功利主义阵营，他们关注的都是放开代孕可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支持者多从宏观政策层面分析，认为放开代孕有助于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结年龄构、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各种压力。也有论者着眼于代孕契约双方，认为代孕双方通过这一市场行为各取所需，最终的结果在双方眼里都比原本的局面更好，同时不损及他人，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利大于弊。

多数反对者并不质疑功利主义这一思路本身，而是对利弊的计算抱有不同看法。例如，不少女权主义者担心，代孕的放开可能会使本就弱势的贫困女性沦为家庭的牟利工具，从而恶化女性的处境。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代孕的放开等于是为贫困且重男轻女的家庭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致富路，而家庭内部的隐秘压迫又很难通过法律来有效规范。一旦代孕合法化，代孕市场将迅速扩大，而有市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伤害，代孕市场的利益诱惑将加剧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引发强迫代孕等一系列新的犯罪行为。不仅如此，代孕契约的违约现象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负担和人伦悲剧。如果出现因产下的婴儿有严重疾病或残疾而导致违约的情况，国家该如何处理？强制执行契约很难改善婴儿的处境，只是将他推向了一个仅仅因为法律强制而不得不抚养他的家庭，可想而知他会面对怎样的家庭环境。如果将抚养义务转嫁给社会，则会带来不小的财政负担。

不过，基于功利主义思路的正反双方在讨论放开代孕可能带来的利弊时，多少有些“空对空”。双方都只根据自己的有限阅历，对这一尚未发生的现象的可能后果作出粗略的推测，而难以更为切实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具体而完备的功利主义辩护离不开政策科学的支持。

在自由、权利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诉诸自由的辩护策略也颇具吸引力。不过，完美的契约自由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生存处境，因此很难分辨代孕者是真的出于自愿，还是因为经济困境或其他不幸处境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子宫。如果是后者，那么表面的形式自由并不能解决由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实质公正问题。

跨国代孕——富国人找穷国妇女代孕——的出现还在贫富差距上加了一层跨国剥削问题。据桑德尔介绍，美国国内代孕价格高昂，印度则看准机会，在2002年将商业代孕合法化，希望以低价吸引外国客户。如今，印度已经成了全球代孕服务的最大提供者，创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大产业。对此现象，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南亚研究所教授莎米拉·鲁德拉帕（Sharmila Rudrappa）的著作《打折的生命：印度全球代孕的代价》（Discounted Life：The Price of Global Surrogacy in India）有详细分析。鲁德拉帕此书偏向民族志的写法，对印度跨国代孕链条中的各方参与者作了细致的访谈，分析了他们的动机与策略，并对整个代孕市场的运作机制作了说明。

除了贫富差距，还有一个原因也会使契约自由的说服力大打折扣。代孕母亲在签约当时很难理解母子之情的强度，因此可能会出现“梅丽莎案”中的情形，即代孕母亲在生下孩子后不愿将孩子交给客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位代孕母亲违背了自己签订的契约，但也有论者认为这一契约本就存在瑕疵，因此是无效的。只有在订约者充分了解契约相关信息，进而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意思时，契约才算有效。只有在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否愿意交易自己生下的孩子，在此之前她无法充分感受母子之情的强度，无力作出可靠的选择。

还有论者基于权利思路论证说，代孕维护了那些无法生育者拥有孩子的权利，而后者是所谓的基本人权。权利、人权这些概念像是万能的筐筐，什么主张都能往里放，放进去后似乎就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我们且将这里笼统所谓的权利理解为生育权。将生育权理解为拥有孩子的权利，这显然是对生育权作了不恰当的扩展。生育权意味着公民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例如在我国，这一权利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生育义务的限制。生育权强调的是他人不能干涉公民特别是妇女的生育决定，生育权和拥有孩子的权利是两个概念，法律只保障前者。如果能从生育权推出拥有孩子的权利，那么大概也能从公民的婚姻自主权推出拥有配偶的权利。这自然是荒谬的。

市场、科技与德性

以上是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代孕问题上见招拆招的基本路数，桑德尔对此驾轻就熟、信手拈来。不过，桑德尔本人更关心另一种思路，这一思路关注市场的限度，强调有些事物不能用金钱买卖。这个道理并不新鲜，连网络歌手都知道“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不过要把它讲清、讲透并不容易。

桑德尔引用了密歇根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的观点。安德森认为：“代孕契约把儿童与妊娠当作商品，对妇孺是一种辱格。……商业代孕对女性也是辱格，把女体变成工厂，付钱请她不许与亲生孩子母子连心。”（《正义》，111页）这种反驳思路在诸如卖淫合法化等公共议题中经常出现，其要旨在于，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个体，但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一切。将怀孕与婴儿作为商品，亵渎了妇女和婴儿人格，是对人的物化。这一观点同时反驳了基于自由和基于功利的辩护策略，因为这两个辩护策略都不否认可以将市场思维引入代孕领域，可以将怀孕与婴儿商品化。

市场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运作机制，市场思维是当下最具统治性的思考方式，但市场有其限度，存在着无法用金钱买卖的东西。在《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一书中，桑德尔阐释了中国黄牛买卖医院门诊号、收集明星签名后进行贩卖、花钱去非洲射杀濒危动物等现象背后的伦理问题，从公平、功利等角度论证了市场的局限。他尤其强调，某些事物因其内在品质是无法用金钱买卖的。这不是说事实上无法用金钱买到这些东西，而是说，某些事物一旦商品化，其内在价值就被贬损了，因此，我们无法在用金钱买卖的同时使其内在品质完好如初。例如，通过捐钱可以获得某些顶尖大学的荣誉学位。表面上，这似乎证明可以用金钱买到学位，但学位是对学术水平的认可，通过捐钱获得的荣誉学位显然只是徒有其表。不惟如是，如果放任这种行为的泛滥，则学位本身的内在价值也会慢慢贬损，连带着，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学位者也难免觉得自己的身份被亵渎了。

此外，代孕还对传统人伦关系构成了挑战：亲子关系的确立以DNA还是以孕育过程为根据？这表面上是个技术性问题，但暴露出来的实质问题是代孕对正常亲子关系建立过程的破坏。一方面，代孕使清晰的亲子关系变得混乱：代孕母亲和卵子提供者谁才是真正的母亲？抑或谁都称不上是真正的母亲？另一方面，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亲子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母爱的展现和子女感恩母亲的重要根据。代孕以市场交易代替了自然的生育过程，这会使亲子关系变得单薄和不完整，使亲子双方无法产生厚实的伦理关系，无法在这一伦理关系中造就自己的德性、完成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不过，这一论点颇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无法生育而选择代孕的父母难道不愿自然生育吗？代孕为无法生育者本已残缺的生命提供了补救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生命纳入相对完整的伦理关系之中。因此这一批判至多只能针对具有健全生育能力而因其他原因选择代孕的父母，以及靠商业代孕牟利的代孕母亲。

近年来，桑德尔主要关注生命科技对伦理的影响。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一书中，他进一步讨论了父母通过基因技术定制孩子的先天特质、运动员借助生物科技提升竞技表现等新鲜话题。这些话题与代孕有着内在关联：代孕也是一种借助科技手段克服欠然命运的尝试。那么，桑德尔为什么要反对借助科技追求完美呢？风险之类的倒是其次，桑德尔着重关注的是这种做法对卓越品性的破坏。

我们珍视的种种价值、意义都无法在这种自由到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世界中存在。人是被生出来的，而不是被造出来的；是长大的，不是造好的。事实上，人的被抛性、人生的偶然性是如此根本地植根于我们对人、对人生的理解，因此通过基因技术改造胚胎、整容等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着种种意义框架。例如，借助生物技术提升竞技水平的运动员并不让人崇敬，相反，我们会认为这种做法破坏了运动的内在价值，与服用兴奋剂没有本质区别。类似地，如果可以通过植入芯片变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那聪明也不会再是什么吸引人的品质了；如果普通如你我都可以借助生物技术跑得比博尔特还快，那么短跑就不是一个挑战人类速度极限的项目了，而成了测试生物技术进展的舞台。总之，人的美德、卓越品格恰恰体现在一个自然成长起来的人如何克服无法选择的命运这一过程之中。科技带来的完美使人生、命运这些传统概念失效了，人也将因此丧失深度，沦为一个存在于幕后的、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属性的、无比单薄毫无内涵的主体，由此，德性也将无处附着。

不过，尽管有相关性，桑德尔在该书中所举的例子多属于人类提升（human enhancement）的范畴，即借助生命科技使一个本就正常的人趋于完美。相比之下，因生理残缺选择代孕者并没有这样贪婪的欲求，他们只想借助科技克服无常命运所带来的悲剧，因此更接近疗治残缺，而非追求完美。对科技的这种有限利用似乎不会对我们既有的意义框架造成破坏。

功利、自由、德性，这三个概念主导的理论脉络基本穷尽了现代伦理学的主要方向。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桑德尔澄清了公共讨论中的模糊观点，并将这些观点接入伦理学政治哲学的既有传统，因此桑德尔说，“不审视过罗尔斯、康德、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道德观和正义论，就没办法决定哪些事物可以通过市场交易” （《正义》，113页）。

在完成对代孕问题的分析后，桑德尔并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面对伦理疑难，哲学家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归根到底，这只能由历史、由千千万万人的具体生活感受来回答。哲学家只能帮助我们澄清自己的思考，使那些模糊的感受条分缕析，并引导我们去和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一起面对自己当下的伦理困境。

代孕讨论在中国

《生不出二孩真烦恼》，《人民日报》2017年2月3日

在我国，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不孕不育问题的加剧，代孕成为舆论焦点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人民日报》2月3日的文章《生不出二孩真烦恼》试探性地讨论了“代孕是否可放开”，直接引发了一场代孕问题大讨论。2月8日，国家卫计委定调说：“代孕是涉及法律、伦理和社会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根据国际上的一些情况看，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经济的处罚和刑罚。2001年，我国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新华网新闻：《国家卫计委：我国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

国家卫计委的表态算是为眼下这场讨论画上了暂时的句号。不过，明确当下的政策立场并不足以化解萦绕在代孕现象上的复杂问题，而这意味着下一次争论迟早还会出现。因此，在代孕问题已然浮现于中国社会面前的今天，有必要对争论各方的观点及其背后的理据进行梳理，并引介国外的既有研究，提升公共讨论的针对性与明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