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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的挂历小店:从原来的“整车买”到“少人问津”

郭琳琳/北京青年报
2017-02-19 06:33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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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2月19日报道,西黄城根北街是一条不那么宽敞的马路,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条带有历史感的街道。靠近西四北大街的路口不远处,也有一家极具历史感的小商店隐藏在灰砖之中。这家“挂历地图动漫”,被很多老顾客称为北京最后的挂历小店。

“黄金地段”的挂历小店

不到30平方米的挂历店被玻璃墙一分为二,一半卖挂历,另一半卖些小文具和摆件。

靠近西四北大街的路口不远处,有家专卖挂历的小店,金安光大爷是这家店的主人,据金大爷介绍,他已经守了这家店30年了。“从改革开放之后咱就干,一直到现在,坚守着,30多年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大爷开始在平安里附近卖书,起名“京华书店”,顺便也卖起挂历。后来书不卖了,但挂历还一直卖着。在金大爷的记忆里,他在差不多30年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有了一间固定的店面。“平安大道拆了之后搬到这儿了,就是坚持一乐和,自己都觉得挺不容易的。”

金大爷说自己16岁起便进入工厂上班,后来因为工伤选择内退,“那时候有内退和‘下海’,我这是有伤。但我没辞职不干,选择内退。”金大爷一边说,一边捻捻受过伤的拇指。

不到30平方米的挂历店被玻璃墙一分为二,一半卖挂历,另一半卖些小文具和摆件。进门正对的墙上,挂着7本挂历,有些是时政类作封面,还有1本人体画挂历,右侧墙上,还挂着3本尺寸稍大的风景画挂历。“今年就剩这么些挂历了,基本上年前都卖完了。”

金大爷说,因为今年是鸡年,所以印有“金鸡报晓”等图画的挂历很好卖。“今年没拿那么多,怕卖不出去,往年都剩。”

金大爷估算,每年单卖挂历能卖出不到1000本左右,如果再加上吊牌、日历等其他类型,大大小小加起来,全年可以卖4000本左右。

这家“挂历地图动漫”位于二环内,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按照每本挂历20元卖价计算,不计算成本,金大爷每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

在一家中介网站平台上,西四地铁站附近同等面积的店铺,租金标价就在15000元。假设把金大爷店铺租出去,全年下来,租金就要比卖挂历收入高出10万元。

谈及为何这样守了一家店30年,金大爷淡然讲道,自从卖挂历后也就没想过干点别的,“就是习惯了,而且很多老人有买挂历的需要,就是服务老人。有些人跟我说‘你可千万别不干’,我也就随着吧。现在卖挂历也不挣钱,我就带着卖点,有个营生。”

金大爷还坚持认为,自己的店就是京城“老字号”,代表的是一种民俗。

从整车买到少人问津

卖挂历的30年来,金大爷自称是在见证历史。

刚开店的时候,金大爷很是赚钱,“那时候每本挂历卖10块钱,虽然一个月工资也就30块钱左右,很多人也来买。90年代前后,每年能卖一万本。”

金大爷介绍,以前挂历10多块钱一本,到现在还是10多块、20多块、30多块,“物价涨了,我也跟着涨吧,但也涨不了多少。今年挂历就这个价,涨不上去。”金大爷一位朋友在旁分析说,现在挂历没有需求,买的人多了价格就上去了,只不过现在没人买,“你现在是北京最后一家卖挂历的,一年也就卖个1000多本,那价格能涨上去吗。”

金大爷回忆,挂历当红时,更多的是单位集体来买挂历,“都是一卡车那么买,那一车好几百本呢,都是送人用的。”

等到90年代后期至2000年左右,挂历行业渐渐变得不再景气。

2013年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日渐萧条的挂历市场,再次遇冷。

买方渐少,也导致了挂历印刷厂的变迁。

金大爷把挂历印刷厂的变化总结成了三个时代。“最早的时候北京很多家在做挂历,包括电影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京华印刷厂和彩印厂等,后来慢慢就不做了。第二阶段就是个人做,有那么三四家个体,掏了几百万做了一阵,但后来个人也不做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九几年到2000年以后,都去外地做了,这些我都经历过。”

刚开始卖挂历时,金大爷可以直接去印刷厂取挂历,而到现在,广州、深圳的厂家只能通过快递的形式发货到北京。因为卖的时间长了,金大爷和厂家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都知道我要哪种,到时候给我送来就行了。”

收藏,也是挂历购买者的一种需求,金大爷指着墙上挂着的山水画挂历说,“这都是艺术品,很多人买来也是为了收藏。年前卖得稍微贵一点,过了年价格会卖得低一些,一些人就趁着这时候买来收藏。”

除了挂历市场的变化,金大爷总结说,挂历封面题材上也在变化。从最开始的各地风光景色,到后来出现了汽车,“大美人”做封面的挂历也曾风靡一时。直到现在,生肖类和花卉类封面的挂历最好卖,“今年还卖了很多范冰冰的挂历”。

客户大都是上岁数的老主顾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挂历曾是春节送礼的一项必备佳品。到现在,很多老人还会到金大爷店里买挂历送人。金大爷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大学的退休教授,“他每年还在坚持到店里买挂历送人,多的时候能买四五十本,都是送人用。”

除了送人,很多老人自己也保留着每年换挂历的传统。

金大爷的“客户”都是老主顾,以前街坊邻居买,后来部分邻居搬家后,仍有人特意从远处过来买,“有些顾客特意从丰台、昌平等地过来,还有的老人,自己走不动了,就叫闺女开车来买。”

“前两年,还有一位86岁的大爷,特地从昌平打车过来,说要买挂历。他说房子一百多平方米,所以想买点大的挂历,我挺感动的。”

金大爷说,平时也见年轻人来买挂历,但也是为了送老人,“一些老人跟自己孩子说,‘你去金大爷那儿买两本挂历,我告诉你在哪儿,给你钱。’年轻人就来了。来了就跟我说是自己妈妈让买的,说,‘你这牡丹花特别好,我妈特喜欢,一样儿给我拿一本。’”

张女士便是这样的顾客,特意从朝阳区来到店里购买挂历,“听别人说这儿有挂历卖,过来看看。”

张女士想买带有“福”字吊牌的挂历早已售罄,而店里剩下的挂历日期字号又较小,张女士无奈放弃。张女士说买挂历就是为了送给家里老人,“自己没有挂挂历的习惯,但是家里老人要,就过来看看”。金大爷每年8月或者9月份就开始卖第二年的挂历,嘱咐张女士明年早点来买。

张女士犹豫的同时,店里还来了另外一对老夫妻,同样要购买“福”字吊牌挂历不得,最后选择了一本大小适中的时事类挂历,20块钱,外带一本5块钱的《鸡年运程》,一共25块钱。摘了挂历,金大爷用旁边的报纸麻利包好,套上一个塑料袋递给了老夫妻。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顾客,金大爷在店门的玻璃上贴着一个写有自己电话的纸条,以防有人来买挂历的时候金大爷不在。“很多人打电话第一句就是‘我从昌平赶来的’,能怎么着,只能赶紧过来。”

金大爷认为,老人都有一个念想,每到过了一年,就琢磨该换个挂历了,“过年了,给我本挂历,都是这样。”很多老人家中也会挂纸质的日历,“一天过去了,‘嚓’一撕,那叫‘白扯’。”

此外,挂历给老人提供了一种信息需求。“台历上都写着,冬天是几九,夏天是几伏。还有看病吃什么药,今天宜干什么,很多老人会看。”

老店主的梦想:开个挂历博物馆

这样每天迎来送往,在这家小店里,金大爷消磨了30余年的光阴。

小店朴素,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是金大爷朋友或邻居送的。挂历店屋内放着两把椅子,右侧一张黄色的长方形桌子,上面摊放着几张报纸,几个矿泉水瓶,一个笔筒和一卷手纸。金大爷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年历盘,“这是1985年的,年轻人都没见过吧。”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蒸锅里还剩下一个白馒头,“没事儿在这儿热点饭。”30年里,金大爷每天上午八九点左右来店里,待到晚上六七点回家,“以前有时候也待到晚上九点多,但现在老伴身体不好,早点回去护理。”

门口旁的架子上,挂着一口黑色的时钟,没人说话的时候,可以清晰地听到“嘀嗒、嘀嗒”时针走动的声音。金大爷说,偶尔有人来买挂历的时候,会闲聊几句,没事就自己看看报纸。

小店里没有暖气,只装有一台空调,但金大爷并不常开。二月中旬,虽已立春,但春寒料峭,在店里坐着时间长了,还是感觉到寒冷。为了保暖,金大爷在店里坐着的时候把手揣在羽绒服袖子里,偶尔拿起桌上的卷纸,擤擤鼻涕,扔在前面的垃圾纸箱里。

桌子上放着的,还有一沓名片,金大爷得意地拿起名片介绍说,很多名片都是来采访过的记者留下的,“还有很多国外的,德国的、英国的都有。”金大爷说,媒体关注到之后,确实让小店生意稍微好了些,“很多顾客看了新闻之后会来,说您就是那个金大爷是吧。”顾客在店里买挂历时,金大爷还会骄傲地提及自己“上报纸”或者“上电视”的经历。

而在没有顾客,无聊的时候,金大爷会看着眼前的监控电脑,“等着人过来”。

这台监控录像电脑设备,立在一个有些破损的柜子上。电脑屏幕上的几个网格,清晰地把店门前的几块区域一收眼底。

金大爷说,为了能更方便地看到外面,自己在前年左右安装了监控设备。此前,店面还曾遭到过破坏。“有一次我去街角买东西,刚要回来就听见‘哗啦’一声,店前的玻璃门就碎了。有人跟我说好像是用那种气枪打的,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事情没解决,让金大爷下决心自己装了摄像头,“开个店也难着呢,不容易。”

对于以后生活打算,金大爷说只要身体允许就继续干着,继续卖挂历。金大爷还计划着,在未来开一个“挂历博物馆”,希望有老挂历的给金大爷送来,攒多了开个展览。

在挂历店里,时间不是按照分钟和天来计算,而是按“年”来算。对于离店的顾客,金大爷都会稍上一句“明年见”。

但事实是,很多老人没有了“明年见”的机会。此前有结伴来的老人,到了今年独自一人来买挂历,“我问怎么一个人来了,他就说老伴走了,哎。”

(原题为《最后挂历小店的30年起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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