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代孕剥削底层女性”不是精英女性的想象

春节期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的文章，讨论了“代孕是否可放开”，其官方微博也发起一项“代孕合法化，你支持吗”的调查，指出在开放二胎政策后，代孕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孕不育夫妻、失独家庭的一线希望。因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中国人口急速下跌、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等负面效应，继去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之后，这一调查一时间掀起了巨大舆论风波。然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支持“代孕合法化”。一周后，国家卫计委出面表态，称“我国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然而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并未停止，在两周以来持续发酵。

钱一栋在《上海书评》发出《代孕的伦理困境：市场、科技与德性》一文，借桑德尔的“功利、自由、德性”的现代伦理学分析框架，切入这一话题。

从“功利”视角为代孕辩护者主要关注的是代孕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认为放开代孕有助于提升生育率、改善人口结年龄构、缓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各种压力。同时，契约双方通过这一市场行为各取所需，同时不损及他人，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反对者并不质疑功利主义的思路，而是对利弊的计算有不同逻辑——代孕的放开可能会使本就弱势的贫困女性沦为家庭的牟利工具，从而恶化女性的处境，不仅可能加剧家庭内部的隐秘压迫，也可能加剧拐卖妇女强迫代孕等犯罪行为。

从“自由”视角出发的论者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契约自由和权利，即代孕维护了那些无法生育者拥有孩子的权利。然而在贫富差距面前，契约自由的论述是缺乏说服力的，出于自愿和因家庭窘迫被迫出租子宫的境况并不泾渭分明。此外，契约本身也存在问题——在孩子出生前，代孕母亲无法真正感受母子之情的强度，进而判断自己是否愿意交易自己生下的孩子。生育权意味着公民享有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权利，也并非拥有孩子的权利。

比起“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桑德尔更关注的是“德性”视角，即在今天，科技与市场对人类伦理的巨大挑战。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个体，但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一切。将怀孕与婴儿作为商品，亵渎了妇女和婴儿人格，是对人的物化。某些事物一旦商品化，其内在价值就被贬损了——我们无法在用金钱买卖的同时使其内在品质完好如初。桑德尔在《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一书中，论述了我们珍视的种种价值、意义都无法在一种自由到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世界中存在。科技带来的完美使人生、命运这些传统概念失效了，人也将因此丧失深度，沦为一个存在于幕后的、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属性的、无比单薄毫无内涵的主体，由此，德性也将无处附着。

然而，作者钱一栋认为，诸多批判只能针对具有健全生育能力而因其他原因选择代孕的父母，以及靠商业代孕牟利的代孕母亲。因生理残缺选择代孕者并没有贪婪的欲求，他们只想借助科技克服无常命运所带来的悲剧，因此更接近疗治残缺，而非追求完美。对科技的这种有限利用似乎不会对我们既有的意义框架造成破坏。代孕为无法生育者本已残缺的生命提供了补救的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孩子，将自己的生命纳入相对完整的伦理关系之中。因此，代孕问题在作者看来仍是今天的困境，难以做出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公共讨论仍然需要持续下去。

张烨在《政见》上发出《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一文，从女权主义视角，对代孕进行了抨击。在作者看来，代孕首先是对女性整体的伤害，其次才是对贫困女性的伤害。

首先，一个巨大的困境是，提供子宫者和提供基因者，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母亲？根据以往产生过纠纷的案例，法院的判决通常赋予基因更重要的地位。作者认为，这样的判决背后是父权的意识形态。在人们对基因缺乏了解时，男性一度被认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而女性只是“孵化器”。随后，科学证明了女性也提供了一半的基因，男性不得不开始让渡一些针对于孩子的权利给女性。这在作者看来，绝不是因为男性意识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们“一样”。而对于那些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例如妊娠，他们选择了轻视。因此，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么重要，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女人才有的。然而，比起提供基因，妊娠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剧痛，贡献不仅体现在胎儿身体的发展，也包括情绪和心理的发展。因此，作者认为，对妊娠价值的贬低就是对母亲角色的贬低，是对整体女性的伤害。

作者进而论述了代孕市场一旦形成，被剥削的女性往往是是贫穷的、少数族裔的、第三世界的。作为世界“代孕中心”的印度，把跨国代孕的问题拉入公众的视线，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子宫，而且由于法律不健全，购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会小得多。代孕不一定是出于自愿，而是可能遭到家人、人贩子的胁迫，越是弱势的女性遭受胁迫的可能性越大。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人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血缘意义上的孩子呢？

同样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的吕频，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代孕：令人焦虑的母职交易？》中，吕频指出，代孕的本质是一种母职交易——亲子关系交易的成立，是基于对母职的收买。在吕频看来，母亲身份之神圣性如同性与亲密关系的神圣性一样，是一种亟待破除的迷思。母职和其他女性实践一样都是性别境遇的生产场所，即，母职是一种劳动，只是其劳动属性一般被掩盖，它是无酬性的、长期被视为女性的自然义务，不履行就要被惩罚。

女性劳动的无酬性是家庭父权制的奥秘之一，无酬性预防她们获得做选择的资本和机会，将她们控制在无法退出的从属位置上。在现有秩序下，女性的“无偿母职”早已构成父权系统下的剥削行为，下属阶层女性在市场中提供的“有酬母职”同样是一种剥削。这种剥削不可避免，作为优势阶层的女性，也难以代言底层妇女的利益。单纯把市场视为剥削机制是无意义的，因为能拒绝市场，也是一种特权——将母职描述和想象成深邃、浪漫、不可亵渎的人性体验，拒绝出售，这是需要阶级优势来维持的自尊，这种自尊也反哺到阶级优势感中，而下属阶级妇女没有家庭情感糖衣包裹，又被生计挤压侵蚀，被压迫者的生活里没有所谓“无价之宝”。

在吕频看来，相信下属阶级和优势阶级的女性拥有同样的道德、情感和理性，前者的生存状况是后者的恶化版本，这是一个女权主义式的错误。代孕是底层女性在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交错之间的竭力冒险，在她们在不同生命周期中所承担的各种艰辛困苦当中，不是必然最糟糕。不该替她们认定没有希望，该从抵抗的角度理解她们的生活。同情和共情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投注了同情者自己的娇弱，难免是善良而隔膜的，而共情通过理解对方的担当跨越人我之别。

最后，吕频指出，在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层面，不是禁止还是合法化的问题，而是设想如何解放母职。在她看来，回报母职肯定不是解放的方向，因为仍是基于女性角色的固定。方向应该是取消母职——取消这个作为父权制之基的女性义务角色，停止无酬劳动和被固定住的情感模式。如果生育与女性解绑，她们将拥有时间的自由，身体的自由，将失去一道很重要的”女人味”，于是不再受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