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谈中国经济①中国应该抓住比较成本优势这个要害

【编者按】

2017年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原院长周其仁在深圳做“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演讲。

周其仁指出中国经济的现状：全球经济格局如果是一个“三明治”，中国则被夹在了中间：成本不是最低的，但同时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竞争产品。

他指出，除了全球外需收缩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外，国内最显著的是成本优势的变化，尤其是体制成本（生产以外、经济体系运行所要花费的成本）。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但如今，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降而复升。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会发生一个阶段性变化。虚火旺，炒炒这个炒炒那个，钱来得快，其实腐蚀企业家精神，无法动员更多的力量盯住产品与服务。这是一个把中国往下拉的力量。他强调，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绝不是一桩小事。中国应该抓住比较成本优势这个要害。

以下为周其仁演讲摘录：

高位下行的挑战

中国经济下行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外需收缩。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出口驱动，高度依赖外需，那外需收缩，中国当然首当其冲。

国内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就是成本优势的变化。原来我们高歌猛进参与全球竞争，就是靠比较成本优势。开头我讲的简化模型，穷国人均产出不过1 块，富国是100 块，其实收入转回来就是生产成本——穷国人工比富国便宜99％。当然要是富国能生产的产品穷国完全不会做，那劳力再便宜也没戏。只要穷国也能做一些富国在做的产品，那前者在世界市场上就有很强的竞争力。这说明，穷国不开放，那就白穷多少年。开放才发现穷也是竞争力。无非穷就是工资低，而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一个产品，成本低售价格就要的低，全世界哪有不喜欢物美价廉的买家？这讲破了没什么奥秘，比较优势即比较成本优势，前提是开放可以互相比较。

问题是，成本会变化。不开放时穷国人均1 块，高速增长多少年，那就不可能还是1 块了啊。所有劳动成本、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都随高速增长而高速变化。

中国的经验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还要数体制成本的变化。什么是体制成本？就是在生产以外、经济体系运行所要花费的成本。原创这个概念的，是当年很年轻的科斯，他在1937 年就说，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转手才最后进入消费，这转手过程并不免费，而要花费一个由他定义的“交易成本”。因为这个发现，1991 年科斯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跟进的认识，就是即便在禁止市场交易的地方，体制运行还是要花费成本。国内上世纪40 年代，有一位张培刚先生，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如果沿海被占领，内地城市的粮食供应怎么办？当时中国沿海很多地方吃泰国大米，其实江西、湖南农民非常穷，粮食的生产成本极低，为什么宁波、杭州、上海不吃湖南米呢？张培刚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跟科斯的发现一样，那就是江西、湖南尽管米的生产价格很低，但在运输过程中，地方割据重重乱收费，米价就被抬高了。他当时定义了一个“纯商业费用”，认为只要改善商业组织就能节约纯商业费用。

这个认识对分析今天中国经济仍然很有帮助。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严格推敲并不是仅仅因为穷所以人工成本很低。没开放前，我们的劳力成本高吗？更低。但那时候并没有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所以，并不能说劳动力成本低就一定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需要变成产品，而要素要变成产品需要经过组织，需要在一个体系中运行。

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是把原来穷的封闭性变成开放性，并发动体制革新。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我到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总听到那么一句话，“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小平还说过，“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主要是当时体制不合适，又长久不让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不搞包产到户解决粮食问题，后来珠三角打工的那么多劳动力怎么来？粮食不够吃，又没有外汇进口粮食，不可能搞工业、搞城市。

中国是一轮改革解放一波生产力。农村劳力解放出来，又成为问题：怎么就业？国有企业哪里能招几亿农民啊？结果就逼出了一个民营经济。两条腿一起走，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得到长足发展。开始大家看不起民营，以为除了当补充，不可能有大戏。过去工业都是国家工业，靠苏联专家、中国部委指导才搞起来的，门槛很高。后来发现，民间包括农民，学习曲线也很了得。在开放的情况下，体制又对头，有个时间过程就把中国制造搞起来了。

制造产能形成了，市场在哪里？光国内市场还是不足，因为人均购买力还是低。从80 年代沿海开放战略到2002 年加入世贸，中国终于打开全球市场大门。开始觉得出口重要，但又怕中国企业自己互相杀价，肥水流入外人田。后来发现，在充分竞争下，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打进全球市场，因为竞争才激发中国生产者、企业家的潜能，才知道全球市场究竟有多厚多深。

中国是一步步改革，一步步释放竞争优势。如果离开了改革开放，生产成本再低也不能形成竞争力。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开放使中国大步迈入全球竞争。改革开放，把原本奇高无比的体制成本曲线，大幅度地降低了。

过去很多发展经济的事就是不能干啊。当年，广东一个叫陈志雄的，发现广州人要吃新鲜鱼但市场没供应，他就包了个鱼塘，雇了几十人养鱼。那还引发一场大争论，从广东吵到北京，因为在过去观念中，雇工7 个以上就是资本家，他陈志雄都雇了二十几人了，还不是“走资本主义”？好在最后广东的省委书记，还有中央一批领导人不同意这样给人带帽子，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一条思想路线，实践检验真理。这分明是把体制成本降了下来，才释放生产力的。体制成本下降，原来低廉的要素成本，就容易结合成一个个产品，再加上学习曲线的提升，一起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

我讲了好几年“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经济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经济组成的低海平面。这两个海平面原来互不连通，各过各的日子。一旦开放打通，资本技术就从高海平面往低海平面落。然后呢，低海平面的廉价要素通过体制改革有效得到组织，大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这就是中国故事。

抓住比较成本优势这个要害

新问题是什么？新问题是成本线永远在变动。经济学上成本曲线总是先降后升，到一个最低点以后又升上去了。所以，成本曲线重新上升是任何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和国民经济，终究要面对的一个力量。就像个体生命最后要死，物理结构最后会要解体一个道理。

具体看看中国经济的成本是怎么降下来又涨上去的。早年放权，“放水养鱼”先让经济活起来，这个中国的确做到了。但是，渐渐地，体制运行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向上而升。现在很多人讲中国成本优势消失，都先讲劳动力、工资变高了。有这个问题。但我查了1995—2012 年中国经济最高速增长这段时期的统计，发现期间我国名义GDP 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增长8.8 倍，但税收增长16.7 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增长18.8 倍，社保缴纳金增长28.7 倍，而土地出让金则涨了64 倍。这几项都是法定成本，也就是带有执行强制力的成本。当然，经济发展起来税收就会增长。但中国还没有做到税收法定，不少税收项目是行政部门直接决定，也不经过人大审核，容易收过头。

还有，早年开放、搞活，把原来不当的观念、不当的政策、不当的制度，根据实践检验逐步解开。不过，渐渐又加上一些不当管制。譬如这届政府推简政放权，取消多少项行政审批，仔细看就知道大部分不是计划时代留下来的，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加进去的。高速增长时，左加右加似乎没关系，但遇到经济下行，那些不当管制还没撤销，要办事还得照那些框框来，经济运行的摩擦系数就偏高了。这个事情并不是哪个人故意作难，而是体制性问题。弄来弄去弄成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局面。现在倒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细细小小的绳索可不少，这个不行、那个要批，加到一起的摩擦系数就大了。

创新也面临体制成本。因为“新”，总带来观念上的不理解，还有就是原先在位的经济利益，所以有摩擦。比如网约车从兴起到合法化一波三折。我查过出租车的历史， 1907年在纽约诞生，原先的出租马车通行“砍价”，有个挨宰的乘客气不过，发明“TAXI”，就是“计程付费”，明码标价，受市场欢迎后把砍价模式给淘汰了。

但一百多年的发展，也让出租车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由法律限制其他竞争者进入、行政管价又管量的僵化模式。这些年大都市乘客对出租车服务的批评很多，打车难。网约车把传统出租车模式冲了一冲，提供了一个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改善出行难的机会。问题是天天喊创新，创新真来了，又怕现存秩序改动太大，“影响稳定“。

再看城市化。老外只要几年不来，一来看中国城市都很吃惊。但是吃惊当中问题也不少，比较普遍的一个是人口、资源都在流动，人往哪去有选择，但行政主导的城市化却高度画地为牢，谁管这个县就希望这个县成为“中心”。问题是行政级别够，人家也不一定选到你这块地方来。所以是两张皮。城市建设要说好确实很好，但是浪费也惊人，修了多少没人去的基础设施和楼房，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又有多少的排放，最后又回到大人小孩的肺部。整体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动一动，改一改呢？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就好好投，中心城市的投资其实还很不足。但人们不愿意待的地方，就还田、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行政等级一样的地方，城市化前景大不相同，要顺着这个逻辑来配置资源，不能按行政等级配置。

总之，体制成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降而复升。

与此同时，全球的格局也在变化。中国开放取得经验，也影响他国。无非通过开放把穷变成竞争力，为此改国内体制。这件事，中国可以做，印度、越南也可以做，东南亚国家都可以做，非洲也可以。

所以现在“两个海平面”就变成了一个“三明治”，把中国夹在了中间：成本不是最低的，但同时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竞争产品。其实，全球竞争如斯隆当年所说，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没错， 30 年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成就，但从全球格局看，现在中国经济被夹在中间，下有印度、越南，成本更低，招商引资力度比当年中国还强。上面呢？还有一个天花板，美国、欧洲、日本，增速很低，但还是不断推出独到的产品。

这就是说，从全球大势看中国经济会发生一个阶段性变化。现在虚火很旺，炒炒这个炒炒那个，钱来得快，其实腐蚀企业家精神，无法动员更多的力量盯住产品与服务。怪不得哪个人，因为数钱数下来差别太大，炒一个房比经营实体经济多少年的收益还高。这是在外需收缩之下，第二个把中国往下拉的力量。

第三就是动态的比较成本，特别是其中的体制成本。减这个成本，光靠民间不行，因为是法定负担，谁减了还不是违法啊？这件事还是要靠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深化改革，否则体制成本很难降。类似减税、降社保缴付、改土地制度这件件事，涉及面广，牵一发动全身的，没有成体系的改革是拿不下来的。

最近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说中国企业税率高，讲的是对的。我去年秋季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过一家台州制造业公司开在美国的工厂，问下来能源比我们这里便宜，土地便宜，社保负担不高，税负也有招商优惠，人工绝对水平比这里高，但生产率也高。比较下来，主销美国的产品，在那里生产满合算的。

所有竞争第一招就是控制成本。企业要想站住脚，有独家杀手锏最好，但也得管住成本。至于竞争性强的产品，在“红海”里生存就靠成本控制。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绝不是一桩小事。降成本应该由政府、企业共同努力，争取把比较成本优势尽可能延长一点，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独到性优势。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官方公众号（SZIDIORG）”，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智库，致力于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本文是周其仁教授在其智库报告厅活动上的演讲实录，经本人审阅。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原题为：“周其仁演讲实录：2017年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