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华师大演讲：大众文化中的种种幽灵

2017年2月24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作了题为《后革命时代的幽灵种种》的演讲，与听众分享了她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出发，对附着在新的大众文化生产链上的一系列文本的观察、思考和解读。

两个关键词

演讲一开始，戴锦华首先梳理了题目中的两个关键词，并介绍了相关思考的源起。

一个是“后革命”。如果把它变成英文的话，是post，而不是after，是“后革命”，而不是“革命之后”。“后革命”告诉我们几件事，一个是革命已远，一个是革命未来，革命已远的“革命”以种种形式留存、延宕、飘移在我们的现实之间，但并不意味着某种革命的可能、威胁和记忆，而是在革命不断地被幽灵化和债务化的过程中，扭曲着、演变着自我显现的方式。

另一个是“幽灵”。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之后，“幽灵”一词似乎获得了某种特权，成为了日常而言并不准确却被不断哲学化的一个概念，以至于出现了“幽灵学”。这使得“哈姆雷特”再次获得恩宠，人们开始重新讨论父亲的幽灵，幽灵的指令以及丧失了行动能力的复仇者，而哈姆雷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则成为世界现实中人们处境的象喻，尤其是对中国与世界未来抱有关怀的人文学者处境的象喻。

而对于上述主题的思考，则缘起于戴锦华关注到新的大众文化生产链，和由此形成的相当不同的文化生产机制，网络游戏、网剧以及下游的电视剧、电影、流行出版、大众阅读等与新技术、新媒体相关的文化生产样态。在这一关注下，诸多概念、框架必须被质疑、界定，比如作者、读者、数据库写作、漫威宇宙等。而在这一面向中，戴锦华认识到一种“代沟”的存在，即她这一代人与90后、00后之间无法分享同样的情感结构。这次重新触摸年轻人的文本，她只是想获知，这些附着在新的大众文化生产链上的文本是否负载着新的社会情感形态、社会意识，乃至后意识相态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脉络中，戴锦华接触到了众多网络流行文本：武侠、科幻、古言、耽美，尤其是青年女性写作。在阅读中，她产生了动乎于衷的震惊体验，因为其中蕴含强烈的权利意识、自觉，对等级秩序深入骨髓的崇拜。这和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形成巨大的差异，革命和与革命相关的叙述在后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中全然消失。

一个基本命题

在这一体验下，戴锦华返身思考革命文化突出的差异性主题：贯穿了身体、历史和想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据她看到的一份2016年最新国际财富分配统计报告显示，八个人占有全球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其中有比尔盖茨、巴菲特。这自然令人想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99%。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被迫进入“下流社会”，一个中产和底层不断“往下流”的社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工智能，自动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它正在创造一种“器皿”，我们正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人被抹除了，多数人被整体地排斥、放逐。而今天，这些人在流行想象中渐次消失，与之伴随的是，一些情感和伦理逻辑的消失，比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天然地赋予苦难以道德高度。正是在这一互相映照中，才可能试图捕捉当今社会的信息。

三组文本

在上述前提下，戴锦华分析了三组文本。

第一组是古装大片。

戴锦华将其分为三个小序列。首先是刺秦序列，主角是刺客，刺杀秦始皇的故事。三部刺秦片，1985年的《秦颂》，1999年的《荆轲刺秦王》，2003年的《英雄》，均由第五代重要导演拍摄。同样故事被同类导演在短时间内以越来越大的资金规模拍摄，本身便具有社会症候性。有趣的是，在所有这些刺客故事中，一个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从刺客的视点进入历史想象的世界，而以对被刺的帝王的认同离开了电影世界。这表明了一系列重要的转移：被革命文化养育的第五代导演从造反者到对权力秩序认同的转移；从崇尚欧洲艺术电影及其所携带的原创力和批判性及新左派政治立场到向主流、商业、权力认同的转移；中国历史场景由女性所标识的中国（赛金花、武则天）向男性、帝王（秦皇汉武）的转移。一个悖谬之处在于，对至高权力秩序的认同，为什么非得从刺客开始？三部刺秦片中刺客并不是由于对被刺者的政绩、魅力等的臣服而转向对权力者的膜拜，相反，转变只发生于刺客的内心。具体而言，是反叛者内心发生了一种对历史逻辑的领悟过程，即反叛者不可能跟统治机器对抗。但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历史却表明，情感、伦理、精神却可以创造奇迹，比如解放战争。

其次是《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序列。其中人们对权力的追逐达到了极致，构成了一个没有善恶是非的世界。但这一序列是后革命的，被扭曲的后革命的幽灵在其中游荡，人们膜拜权力，却不膜拜当权者，权力神圣，权力者不神圣。

第三是《刺客聂隐娘》，重述了《英雄》式的主题：放弃刺杀，尊重秩序的存在。《英雄》把权力交给胜利者，把弱者的希望交给胜利者，聂隐娘的不同则仅仅是“不能乱”。“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成为共同的叙事套路。对于改变的放弃，也即在于丧失了对历史可能性的寻求，丧失了对未来的愿景和乌托邦冲动。

第二组是《西游记》与孙悟空。

该组包括大众文化、电影工业的诸多文本：《大话西游》、《悟空传》、《西游降魔篇》、《大圣归来》等对孙悟空形象的反复改写。

四大名著中，戴教授认为只有《西游记》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命名，它典型地分为前后两部：造反和取经，因此负载着传统文化的双重性。在这一意义上孙悟空成为幽灵性的存在， 但在今天的文本中，比如《西游降魔篇》却是唐僧对孙悟空的降服，由此完成的是一种文化驱魔仪式，在这一意义上，《大圣归来》被戴锦华教授高度赞扬。

第三组是耽美小说。

戴锦华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耽美小说接续的是中国传统断袖文学的传统，而并非与美日女性同人文化的连接，当然这一接续并非自觉的。具体而言，在中国主流的耽美文学中，主动者与被动者，攻与受，是确定的，在这样一种性/别关系中，与他们在现实秩序系中的权力关系高度吻合，是对现实权力关系的复制，并且鲜有例外。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性文化：以赤裸的强暴为开始，以真爱为结局。在这些小说中，权力最终驯顺了它的猎物，猎物最终爱上猎手，叙事模式大多是以A虐B为上半部，B虐A为下半部，前者虐身，后者虐心，此过程中，强暴者内心被真爱所捕获，受虐者被情感所感动。而也是这一“虐恋”的出现，使得被复制的权力逻辑出现裂隙，即关于情感、关于爱是否意味着我们最后的改变机会？在权力的笼罩中，权力的合法性以爱为名，爱成为不能被收编到权力中的一种可能。耽美小说可以为读者代入的是受虐者一方，包含着对于受虐者、弱势者悲惨境遇的细腻的深切的体认，这类似于对旧社会图景式的描述，恰恰里面游荡着后革命的幽灵，也包含着对自身历史命运的清醒的自觉，这是经历过不同的文化建构之后，人们可能产生的历史感。

戴锦华最后总结道，通过几组文本的对照，可以触摸我们置身其中的文化和社会，在无法撼动的权力逻辑和文化之中，我们有内在臣服和无力感，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历史命运的清醒自觉。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文化幽灵不期然的重返，以及爱情作为等级秩序中的裂隙，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成为最大的关切点。我们从中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尽管它幽灵似的回荡，但幸好幽灵是用来被放逐的。但是，没有幽灵是可以永远被放逐的，幽灵的特征是它终将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