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欧洲儿童难民危机，“谋杀历史”背后的政治

欧洲儿童难民危机

2015年9月，一张海滩边难民小男孩尸体的照片震惊了世界。一年多以来，随着欧洲政治局势的变化，难民的处境愈加艰难。《纽约客》杂志最新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欧洲儿童难民危机（Europe’s child-refugee crisis）”的长篇报道，以一名来自阿富汗昆都士的小男孩为中心，聚焦法国加来一个叫做“丛林（Jungle）”的难民营，深入揭示了这场危机的细节冲突、复杂张力和严峻形势。限于篇幅，下文将略去具体人物故事，尝试勾勒这场危机的大致轮廓。

该文作者劳伦⋅柯林斯在文中指出，2015年在欧洲寻求庇护的130万难民中将近10万是无人陪同的儿童，其中大多数来自阿富汗和叙利亚，13％未满14周岁。2016年的数据不完全，但情况类似。“在一个大多数小孩还需要人看着写作业的年纪，这些孩子独自穿越了大陆。”

根据都柏林三号条约（Dublin III Treaty），难民必须在他们踏入的首个欧洲国家寻求庇护，但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有权前往有亲属居住的其他欧洲国家寻求庇护。2016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由工党成员阿尔弗雷德⋅杜布斯发起的修正案，促使政府从其他欧洲国家接收一批人数不定的难民儿童，而杜布斯本人是1939年被从纳粹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集中营中解救出来的儿童之一。当时这项计划获得了广泛拥护，甚至连一贯持反移民立场的《每日邮报》都表示 这些独自来到欧洲的儿童“令人无法转过身去”，英国安全和移民部长表示，“我们有道德责任帮助他们。”

但是，由于地理原因受到不同难民危机压力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内部斗争导致这一进程的奔溃。很少难民能接受在早已不堪重负的希腊和意大利安顿下来，尽管这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首先到达的欧洲国家。位于欧洲边境的国家也乐于让难民继续移动。大多数难民的目标是到达欧洲北部的一组国家中的一个，因为那里的失业率更低社会福利也更好。因此，理论上到达欧洲就大功告成了，但实际上却还要穿越欧洲。在这个过程中，在权威真空下穿行在陌生地域的无人陪伴的儿童成了最脆弱的旅行者。

所有欧盟国家都是签署国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最大利益”支配他们所有待遇的各个方面。他们一旦到达欧洲，就有权接受医疗、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和教育，但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没有得到其中任何一项服务。由于欧盟法律并未对何为“最大利益”做出具体、清晰的界定，在多方参与的实际操作中很多环节并不是透明严谨和前后一致的。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现实中难民儿童很多都睡在人行道或交通隔离带，或者滞留在非官方的难民营，生存环境非常恶劣，面临包括害虫、粪便污染的水源、欺凌、轻微犯罪、暴力、性虐待以及从疥疮到结核病的各种疾病的危险。根据欧盟执法部门欧洲刑警组织的数据，2014年以来失踪的移民及难民儿童超过1万人。他们显然是人口贩卖集团的猎物。一个给无人陪伴儿童做监察的意大利医疗小组发现，他们中50%都感染了性传播疾病。

事实上，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是这次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的先锋。未成年人最有可能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然而无家可归又没有父母陪伴，他们的处境在难民群体中也是最糟的。但和一般人的想象不同，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恰恰是最积极主动、最有保护欲的，在当地工作的欧盟工作人员被这些家长告知：“当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会离开。如果你走不了，你至少会尝试帮你的其中一个孩子逃离。”

早在1994年英伦海峡海底隧道开通之时，流离失所的人们就开始聚集在加来。1999年，随着形势极端化，法国政府曾要求红十字机构在加来附近的桑加特建立“紧急中心”。2001年的6个月间，隧道当局截获了18000名试图潜入英国境内的移民。英国控诉法国没能守好边境，而法国则控诉英国在危机面前逃避责任。2002年，英国成功施压使法国关闭了桑加特“紧急中心”，但移民和难民仍然不断涌入。2009年，法国政府废除了第一个“丛林”营地，2005年初，新的“丛林”再次出现在加来港附近的一片工业区，到10月以前居民已经超过6000人。2016年，在右翼政客的压力下，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将在年底前拆除“丛林”。此时，英国国内此前达成的必须对难民儿童施以援手的共识被尼斯恐怖袭击和事后对难民之中混入了恐怖分子的警觉所撕裂。

经过漫长而痛苦的等待，10月17日，英国政府同意从即将被拆除的“丛林”接受一小撮符合都柏林三号条约的难民儿童。然而，这些儿童仅在到达的第一天受到了欢迎，第二天，《每日邮报》的头条内容是：“对来自加来的‘难民’儿童真实年龄的恐慌加剧：面部识别分析现实其中一人已经38岁。”事实上，界定难民的年龄并不容易，他们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出生证明，而欧洲各国界定年龄的方法并不相同。瑞典检查牙齿和膝关节，德国一些地方强制难民接受医学检查，而英国采用包括外貌、行为模式、背景等在内的“整体”评价模式，对于经历磨难的难民儿童而言这些标准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其年龄。

10月25日，“丛林”被推土机拆除。滞留一周后，未成年人们被38辆大巴带往法国各地的临时安置中心。在法国的一些城镇出现了居民抗议。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领导人玛丽⋅勒庞声称：“如果法国有一个地方象征着国家的崩塌，那就是加来。”

2017年2月8日，英国内政部宣布将停止实施达杜布斯计划，因为它“鼓励”儿童成为欧洲难民。杜布斯回应称：“我们是选择追随特朗普，还是向我们宽容、富有同情心和勇气的传统致敬？”在法国北部，新的营地又开始形成。

谋杀历史背后的政治学

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查德.N.哈斯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对ISIS破坏历史文物、谋杀历史（historicide）的行径进行了政治学剖析。哈斯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主管，并且是小布什总统的北爱尔兰特使、阿富汗未来计划协调人。

哈斯指出，一战后建立的秩序今天在中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分崩离析，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地区的现在和未来，这一地区的历史也受到了巨大伤害。ISIS着意破坏一切不够伊斯兰的历史遗迹，这其中就包括帕尔米拉的巴尔神庙。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在被ISIS控制长达两年后现在正在被解放的进程中，但已经来不及抢救大量被毁坏的雕塑、被烧毁的图书馆和被掠夺的墓地了。尽管毁坏文物的行为并不局限于中东。2001年，塔利班炸毁了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整个世界为之惊怖。但是ISIS所进行的文物破坏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哈斯表示，将历史作为攻击目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就几乎毁灭了古波斯帝国的珀塞波利斯城，欧洲历史上延续几百年的宗教战争也践踏了众多教堂、雕像和绘画，希特勒竭尽所能地毁坏一切和被视为危险文化、思想相关的建筑和艺术……

在哈斯看来，这种看似有悖常理的“谋杀历史”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领袖希望围绕一套新的思想、忠诚和行为模式铸造一个新的社会，首先就要毁掉原有社会中成年人的身份认同并且防止这种认同被传递给下一代的儿童。因此在这些“革命者”看来，毁掉那些作为认同和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建立新社会、新文化、新政体的必要前提。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确保今天的这些危险的狂热分子不会成功，保存和保护历史尤为重要。博物馆和图书馆之所以是无价的，不仅是因为这些房子展示着美的事物，更因为他们守护着那些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并代代相传的遗产、价值、思想和叙事。

哈斯还写道，各国政府保护历史文物的首要措施就是禁止被窃艺术品和文物的流通，这同时也能够防止买卖赃物带来的财富被用于罪恶的行为。1954年的海牙公约要求各国不得将文化遗迹作为攻击目标和用作军事用途，但这一公约只对自愿加入的国家有效，像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无视或退出的行为也并没有受到惩罚。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在那些将会破坏文物的人行动之前阻止他们，在今天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阻止年轻人选择激进道路，减缓极端组织招募成员和获取资源的速度，游说政府制定政策、派遣军队保护有价值的古迹，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恐怖主义者发动攻击之前将其制服。如果当地政府就是威胁本身，则应该对其进行国际制裁。如果过去处在危险之中，那么现在和未来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