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中的开放性和公平正义

2月25日晚，纽约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双聘教授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与同济大学及北京大学教授张永和，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ISOCARP）副主席石楠一起，在启皓北京进行了题为“基多宣言：开放城市”的讨论。

1933年，法国知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现代建筑国际大会”上提出关于城市规划相关的文件《雅典宪章》，主张理性的城市规划建设，以及居住、工作、休闲区域相分离，并在三者间建立可以相互沟通的交通网络。

时至今日，以1933年《雅典宪章》为代表的城市规划思路，非但没有让我们实现“诗意的栖息”，反而让城市变得越来越封闭。针对此种状况，桑内特和萨森等人发展了“开放城市”（open city）这一概念，并在2016年的第三次联合国人居大会上，提出了一份应对全球化、多元化时代的全新城市发展纲领——《基多宣言》。

多孔性、未完成性和同时性：开放城市的三个特征

桑内特在演讲中着重解释了何为开放城市。桑内特首先明确了一个前提，即城市既需要具有一定的功能，同时也要有道德方面的追求，即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桑内特认为在《雅典宪章》之后，尤其是世纪交替之间，对于效率的追求仍在，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却逐步消失。因此，城市变成了体现效率的场所，同时也酝酿着更大的阶层割裂，通过时间和空间在城市中的分割体现出来。

在这样一个时刻，重新讨论何为城市化则十分必要。如果说《雅典宪章》着重强调了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将除了财富积累之外的追求消解，那么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修正这种效率先行的发展，如何在城市中实现公平正义。桑内特认为解决的方法是让城市变得更加开放，而一个开放的城市有三大特质：

其一，开放的城市应该是多孔性的（porous），即一个城市并非完全是封闭的。如果城市是多孔的，则同时意味着其边界是模糊的，是可渗透的，因此边缘比中心更值得关注。那些中产和底层的交界之处比城市中心的CBD更值得关注。边界在这里或许能成为变革的前沿，带来关于城市的全新可能。

其二，开放的城市是未完成的（incomplete），是一直在适应、在发展、在改进的。我们需要改变一种完全的、完满的规划心态，在城市中留下一些开放的可能性。

其三，开放的城市是具有同时性的（synchronicity），即在一个城市中，各个功能并非存在线性的交替顺序，而是可以同时发生，实现功能混用。

一种不依赖绝对平等的城市公义伦理

以研究全球化、资本、人力的跨国运动著称的萨森则选择从乡村入手，考察开放城市的重要性。作为社会学家的萨森在演讲中使用了很多图表，列举了很多数字，用以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世界范围内的乡村人口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污染、开矿、橡胶工业、乡村耕地开放、房地产扩张等）而遭到驱逐。萨森指出，在过去十年间，每年有三到四百万人处于被驱逐的状态。

当私有化在乡村愈演愈烈，乡村的人们被连根拔起，城市则成为了他们唯一的避难所。现在很多城市中常见的景观是贫民窟与高楼大厦的怪异并置，这让萨森感到不适。“这种城市密度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空间、对房子的需求究竟有多大。有的人甚至在船上生活，他们并不是喜欢住在那，只是别无选择。”萨森说。

面对这种日益迫切的现实，是否有至少是部分性的解决方案呢？萨森认为城市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为弱势群体营造宜居的环境。

接着萨森谈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即对于土地购买行为的跨国对比调查。在研究中萨森发现，大部分被购买的土地是城市中心的土地。在一些大城市中，投资者购买城市中心的建筑物，但在购买行为之后，这些建筑的实际利用率却很低，有很多是一些空壳公司（shell company）。这导致了城市中心的闭合，真正中心的空间不能开放给广大市民使用，而是被资本和特权裹挟。

在演讲的最后，萨森提醒听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富裕空间扩张的是社区的高度封闭化。“城市是一个应该包含富人和穷人的空间，真正的城市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也不应该是城市的功能。但是一个良性运作的城市应当包含一种伦理上的可能性，即一种都市伦理。这种伦理一方面能够整合吸收每一个城市都会面临的那种不平等，而在另一方面，这种伦理又能够使一种不依赖于绝对平等的都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可能，这比依靠绝对平等而实现的社会公义更加困难。”

用低层高密度取代高层低密度

张永和以中国目前城市化的现状以及中国将来城市化的可能道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首先，张永和强调，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相伴相生，无法单独谈论。其次，张永和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伴随着一些问题，例如机动车取代自行车，而现在即使在创业公司的推动下，自行车开始重新进入中国大中城市的视野，市民却尴尬地发现在城市中很难找到适合骑行的道路。第三，城市的两极分化趋势在不断地破坏和挤压城市的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的缩减又反过来助长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第四，如今很多城市以城市化之名推广政绩，尤其是在城乡接合部。假借城市建设之名，却丧失了宜居的真正内涵。

张永和认为目前中国城市的问题，其实和很多其他大城市一样，在城市的不断扩张中，人口退居到城乡接合部，居住在低质量和高密度的处所中。第二点和萨森的观点相似，即城市在不断横向拓展的同时，也在纵向拓展，楼房越盖越高，高层建筑被视作城市进步的标准和现代化的标志，但是这些建筑往往空置。第三点则是封闭式社区的问题。第四则是某些大城市特有的环路让交通变得异常拥堵。针对上述问题，张永和认为是时候考虑用低层高密度来取代高层低密度，这样的改变有助于维持城市的活力，即城市性。

规划不仅是权力，也是权利

在石楠的演讲中，他首先介绍了中国语境下，“规划”的定义：从官方的角度看，规划是一种综合的安排，一种具体的安排，也是一种实时的管理。接着他引入另一个标准，是他前两年参加另一个规划工作时的国际准则，其中涉及到公众的参与。

“对比这两个定义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中国的定义里面，更多讲决策，在中国规划的主要目的还是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虽然现在讲要又好又快的发展，不能牺牲环境，不能带来社会的不公平。”石楠说。

他表示，如果把规划本身视为一种公共服务，一个产品，则有供方和需求方。“从供方来讲，我们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规划为了公平正义、社会责任、城市的未来、公共利益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可能并不是那些目的。比如，政府为了未来有一个很好的城市形象，市长为了一个很好的项目，企业为了很快获得市场的赢利，居民首先要解决的是改善生活。设计师首先是要合同，我们要供房贷、车贷，我们要养育子女，然后再考虑老师教我们的技术的合理、经济的可行、政治的正确，以及未来城市整个大的目标。”石楠认为很多时候规划里的基础需求把终极需求替代了。

另一方面从供给方来讲，政府作为唯一的规划产品供给方，一旦规划进入审批以后就是政府文件。作为政府的规划师首先考虑技术是不是符合国家的标准，是不是能够满足审美的情趣，遵循的是科学与艺术的原则。它的合理价值很大程度上就是《雅典宪章》讲到的秩序、美观。而一旦方案进入更高的决策层次，技术因素只是底层的东西，更多的是要考虑经济。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决策者，它首先要考虑这个项目能不能干成。钱从哪来，投资怎么回收，政府能不能通过这个项目给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受益，环境的改善等，所以它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规律。

石楠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政治家、规划师和官员在做规划。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技术人员顾不上来参与决策，忙着进行市场行为，因此更多的是资本和政治力量在主导城市空间。而今技术人员又回来了，同时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市民，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有了城市意识，有了规划意识，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充分表达，对城市的未来说点话。

石楠认为在当下，包容性已经开始成为很多规划师关注甚至于考虑的基本价值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专业的规划和百姓的诉求之间要如何对接？ 规划师考虑的更多的是庞大的、综合的、自上而下的问题，因此石楠倡导规划师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城市，从每一个城市的个体，尤其是那些中低收入的或者是外来的农民工等等，从他们的需求来看。这样一来，最重要的事情就变成了一座城市是否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服务。

最后石楠表示：“我们还是要向老祖宗学习，学学怎么对待空间，怎么对待自然，怎么对待人，得道者得天下，这是如今谈到中国城市空间的时候需要大家共同理解的一步。规划不仅仅是权力，更是权利，怎么让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规划过程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