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去年军转干部5.8万名，近半选择自主择业安置

走，还是留？过去的2016年，很多部队干部心中都曾闪现过这个问号。不知是从谁口中开始，“三十万分之一”的称呼迅速流传。

原北京军区干部魏东是第一批“三十万分之一”。2015年9月，听完习主席在胜利日大阅兵仪式上的讲话，他开始认真考虑“进退走留”。

2016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方位发力。伴随军改脚步，全国5.8万名部队干部脱下军装。初步统计，其中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的近50%，占符合自主择业条件人数的67%，均为自主择业安置政策实施以来最高比例。

比例攀升，自主择业“升温”

“被动等待组织确定转业、被动等待组织安排工作、被动适应新的环境”，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法安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评价过去一些转业干部的消极被动状态。

如今，这种“被动”状态正在发生改变。“转与不转”“如何转”成为越来越多干部自主理性选择的结果。70后、80 后军队干部逐渐成为转业干部的主体，他们大多数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或者管理经验，综合素质高，思想也更加活跃，转业进入公务员队伍不再是他们的唯一追求。

“计划分配，还是自主择业？”多一条路，也多了一重纠结。

没有在去留问题上花太多时间的魏东，在“怎么转”这件事上想了很多。在部队干部部门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加熟悉转业政策。2015年，他因公到某国家部委帮助工作，不穿军装、挤地铁、早八晚五，除偶尔必须回原单位，与地方普通公务员无异。亲身体验过其间甘苦，权衡各种因素，魏东心中的天平向自主择业倾斜。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1-2003年，自主择业安置方式实施的最初三年，选择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比例分别为18.9%、30%和32.4%，经历了短暂高峰之后，从2004年起开始回落。即使在2004-2006年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期间，国家对选择安置方式的条件做出调整，这几年的自主择业比例仍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2014年，选择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人数占当年转业干部总数的比例为22.1%，突破了此前持续9年低于20%的状况。2015年，这个比例突破转业干部总数的1/3。

2016年，自主择业比例再度大幅升高，与自主择业条件的放宽不无关系。中央出台军改期间安置政策文件，文件中做出“四个放宽”规定，其中一个为“放宽自主择业军龄和职级条件”，自主择业年限由20年调整为18年，很多原本不够年限的部队干部多了一个选择机会。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近年来，自主择业配套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管理服务机构逐步健全，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就业创业的扶持、宣传力度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和引导了当下军转干部的选择。

最实际的，最有吸引力

“有保障，还自由。”这是自主择业安置方式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2001年自主择业安置方式实施以来，国家多次调整规范自主择业退役金。作为正团职干部，魏东如果安置在北京，月退役金能拿到8600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各种其他待遇保障。

北京市自主择业管理服务部门同志在一次政策宣讲上介绍，符合条件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可以享受相应的住房补贴；未就业期间，与所在区（县）政府工作人员一样纳入社会医疗保险。首都的就业创业环境好，很多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会再找一份工作，以北京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可以获得不错的第二份收入。

这种“经济”吸引力在艰苦地区更为明显。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人数最多的新疆，退役金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最近一次退役金调整后，正团职军转干部每月可拿到1.2万余元退役金，正营职军转干部的月平均退役金也接近1万元。

同样的情况也在西藏存在。因有驻藏津贴，西藏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月平均退役金达到了1.6万元，超过当地普通公务员工资，也超过了全国大部分省份的人均收入。多年来，西藏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的比例最高。

耐人寻味的是，从全国整体来看，选择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人数并不均衡，经济欠发达省份数字高于经济发达省份。例如浙江，GDP常年位于国家前列，却是自主择业人数最少和选择自主择业比例最低的省份。

2001-2016年，浙江共接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000余人。2016年，该省接收的1964名军转干部中，有238名自主择业，尽管自主择业比例较上年提高7.2个百分点，但仍然是全国最低。

浙江正团职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月平均退役金为8700元左右，正营职月平均退役金7000元左右。而当地正处级公务员月平均收入为1.1万多元，正科级公务员月平均收入9000多元。虽然该省就业创业环境优越，但鉴于不错的收入、稳定的工作、较高的社会地位，军转干部更青睐计划分配。

待遇保障与计划分配军转干部相比差别不大，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却有更多时间，自由自主地安排工作生活，这在强调组织纪律性的部队和机关事业单位都无法实现。

安置背后，需正视的现实

魏东的一位前同事，先期转业安置到某国家部委办公厅，引起了大家的“羡慕嫉妒恨”。一次小聚，向同事请教经验，他才了解到，原来同事的岗位在办公厅下属单位，非领导职务，远离核心业务，工作琐碎繁杂，压力却不小。

基于我国国情，军转干部主要由政府负责安置。多年来，地方各级一直将军转安置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目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仍是安置主渠道。“十二五”期间，全国共接收安置计划分配军转干部16.48万名，其中大多安置在机关事业单位。随着国家和军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军转安置工作也遇到了矛盾和问题，比如过于向大城市、向党政机关集中，超编、超职数安置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一些军转干部安置的岗位和专业特长不匹配，等等。

江苏省某地市军转办主任曾讲述过这样一个事例：该市历年接收安置的高职务军转干部比较多。某机关的领导职务一直由师职军转干部担任，却在几年间三易其人。第一位师职干部适应岗位很快，干得不错。但时隔两年，该单位必须再实职安置一位师职干部，组织上与现任领导谈话做工作，由他退居二线，安置了第二位干部。时隔几年，为安置第三位师职干部，历史再次上演。“几位师职干部业绩都不错，但他们也都理解地方的难处，为大局做了牺牲，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这位主任说。

职务晋升难，则是计划分配军转干部普遍面临的另一现实。现就职于山东某民营高校的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张照华，曾在选择安置方式时咨询了先期转业的战友。其中一位早年转业到山东某地市机关，尽管本人能力不错，但受制于各种因素，时隔多年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另一位战友自主择业后应聘到企业，从一线业务员做起，没几年就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副总。听从同学的建议，张照华走上了自主择业之路，如今，他已经是所在高校下属学院院长，在教职工和学生中有不错的口碑。

走出“围城”，遵从内心就好

公务员身份“光环”不再，也是影响部队干部安置选择的一个原因。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从严管人、管事、管物、管钱等制度的不断出台，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制度和管理越来越严格和规范，公务员要习惯在更多约束、更严监督下工作和生活。

褪下“光环”的公务员身份，附加在其上可能获得的权力资本、隐形福利和社会关系也在渐渐消失。

“公务员也是普通上班族，只是保证机关正常运转的螺丝钉。”2013年转业到北京某直属机关工作的孟欣欣，同部门就有好几位军转干部。她说，与所有人一样，大家关注的房子问题无法解决。工资收入与北京的房价比起来杯水车薪，显得捉襟见肘。

本轮军改，为了进一步优化军队组织体系和人力资源结构，在裁军的30万员额中，干部比例近半。军转干部数量增多，将有更多人进入党政机关，安置压力增大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把军转干部安置好、使用好，是对地方接收安置工作的新一轮考验。

新一年开始，无论计划分配还是自主择业，2016年的军转干部们都步入了新角色。一位开了微信公号的军转干部这样写道：“转业，为军人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推开了人生的另一道门，尽管打开这扇窗、推开这道门并不轻松，但窗外的别样风景，门后的未知世界，我们总得有兴趣去看一看，有勇气去闯一闯。”

魏东继续着挤地铁上班的日子，新单位离家20多公里。他改变了自主择业的初衷，就在填报安置去向之前，妻子怀上了二胎。为方便照顾家庭，他把老人接到了身边。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让他最终决定选择计划分配，并安置在某部委机关。“还是走一条安稳之路，不折腾了。”他说。（作者系《中国退役军人》杂志编辑）

（原题为《是什么影响了你的选择——军转干部安置选择路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