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高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回国。这类政策的颁布确实加速了海外人才的回流，根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从1978年到2009年大约共有50万海外学生回国，并且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已逐渐从“智力流失期”向“智力回流期”过渡。

通常而言，这些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个人在人力资本上的积累。根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统计数据，中国有36.1%的海归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35.5%具有博士学位。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144.48万人。一些学者认为海外人才回流可以带回丰富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并将其称之为“智力回流效应”，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从宏观层面研究了海外人才回流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正向联系。

那么，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海归人才是否也能发挥积极影响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现实中也不乏一些海外人才回国带领企业发展的成功案例，如李彦宏与百度、张朝阳与搜狐等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试图寻找海归高管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而从企业层面为 “智力回流效应”提供的一些新证据。

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我们聚焦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实际上是基于管理学领域中的高层梯队理论。该理论强调了管理者的个人背景特征在企业决策中的影响作用。对于高管的海外经历而言，其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具有海外经历的高层管理人员一般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回国之后他们会更重视员工培训和学历教育，从而带动员工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提高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可能，而降低了企业盲目投资的概率；

其次，大量的海归高管曾在发达国家接受良好的教育或经历过管理实践，当他们回到母国企业后，能够带回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帮助企业遵循更严格的治理准则。企业投资效率低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企业所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这类海归高管的回归能够在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的同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第三，前面已经提到，“智力回流效应”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上，还体现于社会资本。海归高管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市场，寻求合作，这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实施海外投资策略。因此，从理论上，我们认为，海外经历能够帮助高层管理人员作出适当的投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

海归人才的“智力回流效应”

在微观企业层面的分析中，如何衡量高管海外经历是本项研究的关键，通过人工阅读上市公司年报中提供的高层管理人员的简历，我们判断其是否具有海外经历，并进一步将其区分为海外留学、海外短期访问以及海外工作经历。同时，我们也获取了这些高管海外经历的国家信息，从而最终能够知晓这些高管在哪些国家有何种经历。

我们第一个发现是高管海外经历确实会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我们在上市公司中找到这样的案例。例如，TCL集团在2010年正处于公司海外并购项目扭亏攻坚的关键时刻，在2011年新一届的董事会选举中，TCL集团启用了具有海外背景的韩方明担任集团公司的董事。韩方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凭借韩方明的外交经验与国际视野，极大地推动了TCL集团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布局，提高了公司在国际化市场中的竞争力。一些上市公司在有海外并购计划时，会对海归人才具有更急迫的需求，这也正反映出高管的海外经历对于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重要性。

当然，类似的案例也能在非上市企业中找到。例如我们熟悉的滴滴打车，其总裁柳青曾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又在高盛亚洲有过工作经历。在她加入到滴滴打车创业团队后，不仅帮助滴滴获得海外融资，开展国际业务，还利用自身的工作经验最终主导了滴滴与快的合并。

我们的研究结论，实际上比较好地证明了之前的猜测，同时也从微观企业层面为海归人才的“智力回流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需要说明，投资效率衡量的是企业真实投资与合理投资的偏离度，偏离度越大投资效率越低。具体而言，海归高管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但对于企业投资不足则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

我们为此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企业投资过度通常是由于企业的所有者与代理者之前的利益冲突引起的，作为代理者的高管人员有激励为了私利而进行盲目投资。例如一些学者曾发现，企业的高管会通过不断地扩张（例如兼并与收购）来建造自己的商业帝国，但并不积极最大化股东利益。我们认为，海归高管带回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理念能够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缓解了这种委托代理的冲突问题，从而能够抑制企业的投资过度行为。

另一方面，企业投资不足虽然也是委托代理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更多是由于企业融资约束所造成。因此，即使海归高管在知识技术上具备一定优势，但企业缺乏资金会导致海归高管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同时，在我们另外的研究中发现企业融资约束也是影响海归高管有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

公司所有权属性不同，海归高管作用不同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区分了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性质。这里的出发点实际上是考虑到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在发展目标、所具备的资源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经营的目标不仅仅需要考虑到自身的盈利，还要兼顾一些社会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就业问题等等。因此这可能会导致海归高管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发挥的效应也不尽相同。当我们把样本企业分为中央国企、地方国企与非国有企业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央国企中发挥的最为显著。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发现，而我们对此也提供了两方面的可能解释：

一方面，与非国有企业将企业利润或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不同，国有企业往往因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具有多重目标的特征，目标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企业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较为严重的代理冲突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过程中会经常受到潜在代理冲突问题的影响，而难以根据企业自身的需求作出适当的投资决策。当国有企业雇佣了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之后，这类高管所带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会让他们更多地关注企业股东的利益，缓解了之前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有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而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由于其本身主要是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雇佣海归所带来的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会弱于国有企业。

另一方面，资源禀赋也是上述结果的一个可能解释。有研究曾提出，由于海归长期在国外生活，难以在国内积累社会关系等资源，而这些资源对于企业经营和业务往来存在着重要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资源禀赋上具备了先天优势，比如国有企业在融资和补贴上所获得的扶持。同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企业也会更加密切，这使得进入国有企业的高管能够有更多机会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更及时地了解未来行业政策的变化。因此，国有企业实际上能够为海归人才提供一个平台以弥补他们在国内资源的不足，从而使得海归高管能够在这个环境下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即如果按照上述解释，那么海归高管在中央国企与地方国企中应当发挥同样的积极作用，但为什么研究发现仅在中央国企中表现的最显著呢？一方面，中央国企受中央政府的干涉与地方国企受地方政府的干涉程度是不一样的。一些学者曾发现，地方国企更可能将财富转移给当地政府，从而使地方国企的投资效率受损，而中央政府的行为由于受到来自媒体和公众的监督，而并不会过多干涉中央国企的决策。因此，从政府干预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介入可能会削弱海归高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仍然是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资源也远远少于中央政府，这也会限制海归高管在地方国企中发挥的作用。因此，综合这两方面，海归高管在中央国企中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海归人才对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以及微观企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难在经验研究上提供相应证据。我们通过手工搜集的海外经历数据，聚焦海归高管，首次考察了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作用。我们的结论凸显了人力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要进一步提高海归人才在企业中的积极作用，不仅需要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合适的平台，同时还要从制度环境上提供保障。

在相关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海外经历国家的法律制度及文化背景同样也会通过这些海归高管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效率。然而，海归高管在企业其他行为决策中是否也能发挥影响还是一个尚未深入研究的话题，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更多的学者能在这个领域进行探讨，这对于衡量当前中国“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