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只是个奖，柏林才是电影的节日

闹了大乌龙的奥斯卡给今年颁奖季热热闹闹收了个尾。《月光男孩》终究战胜《爱乐之城》获得了最佳影片，幸运成为第一部获得学院最高褒奖的同志电影。虽然《月光男孩》对“黑人”和“同性”两大元素进行的是去标签化的使用，导演巴里·詹金森无非是想讲述一个男孩的成长历程，但很难说它不是“政治正确”的得益者，即使影片本身无意于此。同时，去年被指责“太白”的奥斯卡将最佳男女配角奖都给了黑人演员，通过“去白”而为自身“洗白”。

那个高呼“人民已经受够了政治正确”的总统特朗普，无疑是整个好莱坞共同的敌人。学院要做足姿态强硬回击，即使这样的做法更像是作茧自缚。诚然，获得提名的所有影片都无可避免地被裹挟进了这场战局。最佳外语片于是被颁给了伊朗导演法哈蒂的《推销员》，委员们对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的激愤可想而知。

此刻，不妨将目光投回二月中旬的柏林，在这个以“政治”著称的城市，刚刚发生过一场属于电影的落寞盛宴。柏林电影节从来就离不开“政治”，但它自证特色的方式，似乎比奥斯卡要高明得多。奥斯卡毕竟只是个奖，而柏林是场电影的节日。电影节不拒斥附庸政治的影片，也吸纳着立场鲜明的作品。它自身不表态，而是让参与其中的影片发声。再回望，才发觉这个备受冷落的老牌电影节，就好像一位面布愁容的明眼人，它操心着整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精心安排了数十个单元的放映活动，招呼着世界各国的电影人和媒体工作者，同时低姿态地邀请着广大电影学生和普通观众的加入。它垂垂老矣，却风度犹存。

夹缝中生存：柏林可能交出了最好的主竞赛名单

在本届柏林电影节公布主竞赛评委会成员前的几小时，即将迎来七十周年的戛纳电影节公布了阿莫多瓦将担任今年主竞赛的评委会主席的消息。风头还没出就已经被盖过，柏林电影节只能既尴尬又无奈地继续顶着“国际三大电影节”的光荣头衔，用一部再揭纳粹罪行的传记片《姜戈》拉开主竞赛大幕，通过毫不避讳的自我鞭挞，召唤世界的瞩目。谁都知道柏林一如既往注重历史和当下时事，但它还是得以此标榜自己，因为它在夹缝中生存，大师新片的理想去向大都是三个月后温暖的蔚蓝海岸，而在此之前，圣丹斯和鹿特丹已经分流了一大批独立佳作。在探寻到新的路径前，这个以政治性闻名的电影节仍需依仗传统，以维续它的那份尊严和厚重。

就是在这样的柏林，在这届不缺社会政治议题的主竞赛里，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爱情电影出人意料地斩获了最终的金熊奖。《肉与灵》是在开幕片《姜戈》之后登场的第一部影片，当时可能谁都没有想到，这部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指涉的轻盈之作能笑到最后。本片导演、来自匈牙利的伊尔蒂科·茵叶蒂，曾凭借处女作《我的二十世纪》拿到了1989年的戛纳金摄影机奖，她之后的作品并不多，也尚未被中国观众熟悉。此次的《肉与灵》由她自编自导，讲述了发生在屠宰场老板和新发配到厂的年轻女质量监管员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个孤立的个体相互贴近，因为享有共同的梦境而逐渐彼此注意、相爱。影片采取怪诞不经的另类剧情设计，以此来消释个体孤独带来的凄凉感，并通过翔实繁琐的细节展现一对男女走向彼此的经过。景框里频频出现的窗子和门，进一步将人物限定在私人的独处空间里，他们白天在办公室处理公事，夜间在房里独自看电视。不难看出，影片实则触及了都市人的情感、精神状况，在超现实的情节之外，写实地还原了现代男女的日常。当床边缺少一份温度，寂寞的人便会在单调的黑夜里梦到白昼，将自己想象成一只精灵般的野鹿，在幻想之境期待另一只性灵同类的靠近。

颁奖典礼前，擒熊呼声最大的还数考里斯马基的《希望的另一面》，这也是本届柏林政治诉求最明显的一部影片。《希望的另一面》是阿基计划拍摄的“欧洲港口城市三部曲”的第二部，在该系列第一部《勒阿弗尔》推出的同一年，叙利亚危机爆发，整整六年后，《希望的另一面》中的主人公之一，叙利亚难民Khaled才曲折离奇地通过运煤的货船，偷渡来到阿基的国度，来到了赫尔辛基。考里斯马基在影片中重复着他亲难民的立场，用影像轻巧可人地呼唤着对难民的尊重和同情。除此之外，他重复的还有关于他电影的一切，这也使得本部新片缺乏惊喜，算是导演一贯风格的再展示。在《希望的另一面》中，我们能再一次看到那些张罗繁琐之事的好心肠小人物，还有提供现场音乐的点唱机和乐队，以及一只无辜又可爱的狗。

另一位极具辨识度的电影作者便是韩国导演洪尚秀。在新作《独自在海边的夜晚》中，标志性的推拉镜头和酒桌对话都在，仍是随意生活场景的拼贴，反叙事、反戏剧的风格依旧，但洪尚秀的厉害之处，就是在每个看似简单普通的文本之后，道出些鞭辟入里的情感真相。相比变化甚微的考里斯马基，洪尚秀并没有进行自我重复，他此次的重点不再是揭露两性关系里的复杂和虚伪，而是讲述片中那个叫做妍熙的女人试图走出感情创伤的过程。《独自在海边的夜晚》因为现实中身为导演的洪尚秀和他的女演员金敏喜之间的男女韵事而更具话题性。电影里金敏喜的角色就是一位迷恋已婚导演的女演员。艺术创作和生活经历是永相勾连的两者，即便我们无法从《独自在海边的夜晚》猜测其中哪些部分是两人真实心迹的体现，也能感受到影像和现实无法避免的互文关系。

整体来说，本届主竞赛确实再度遇冷，差强人意的入围作品当然难辞其咎，但电影节本就是个平台，需要的是举办方和参与者的双向选择，柏林电影节也要为它的选片付出代价。不过，辩解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或许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已经给出了它能够给出的最佳入选名单。除去六部展映影片，参与奖项角逐的十八部电影几乎来自完全不同的国家，它们使用的语言也极少相同。“多元”是柏林电影节一贯的追求，这个彳亍的老派电影节牺牲了自己的选片自由，把银幕上的表现机会均分给不同国家，将“平等”作为抉择核心。《酒会》和《命运晚餐》都有大量的室内争吵戏份，从中不难捕捉英美国家当今的政治格局和时事热点。讲述中年危机的《狂鼠》在喜剧外表下埋藏着更深刻的对奥地利现状的悲思。《科洛》用父亲失业后一个家庭的举步维艰来反映葡萄牙穷人的凄楚境地。《安娜，我的爱》里一对恋人颠簸的情感历程侧面展现了罗马尼亚的局势变化。而《菲丽希缇》里的单亲母亲为了给儿子筹款治病，穿梭在金沙萨满城的平房之间，刚果的贫困落后一览无余。

与其说这是一个顶级艺术电影的展览秀场，还不如说柏林是在搜罗世界各大洲不同国家最适合这个场所的作品，然后举行一次隆重的社会群像大观。艺术电影本身和它们所呈现的内容一样，也是社会景致的组成部分，它们彰显着一线的创作者的眼界和诉求，同时暴露了自身的滑落和缺陷。柏林电影节的成熟，或许就体现在这份不加掩饰的耿直之中。

惊喜与迷惑：中国电影在柏林

入围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华语片可谓清一色的独立电影。单仅全景单元就汇集了《巧巧》《空山异客》《槟榔血》三部由内地青年导演创作的剧情片。但从观影第一线的中国媒体人的反馈来看，这三部入围影片似乎都有贩卖中国奇观的嫌疑，或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臆想。暂且把艺术性搁在一边，三部在柏林电影节次级单元露面的剧情片大抵反映了这样的共性：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各类社会边缘或缺乏话语权的人物；无法绕开的社会指涉；将故事设置在远离主流影像呈现的小地方。但是，这些电影似乎没有非常诚恳地展现城镇乡县或山中村落的样貌，也未还原其中居民的生活状态。无疑，影像本无义务再现真实，有意扭曲或重构生活不构成指责影片的理由，之所以说它们不尽人意，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一种文不对题的尴尬。影像表达里透露出理据不足带来的空洞感，只能看到创作者虚弱地在为自己想要呈现的主题辩护。

相比之下，两部主题猎奇的纪录片反倒显得很平和，试图削弱话题性，通过斟酌过的真实影像来抒发情意。《日常对话》和《囚》均来自女导演，前者是台湾导演黄惠侦的作品，影片更像是一种私影像，黄惠侦用纪录片拍摄的方式完成自己与同志母亲的和解，她回溯了自己家族的历史，温和地审察、倾听着与母亲相关的人和事。这部私密的《日常对话》获得了本届泰迪熊最佳纪录片奖。入选论坛单元的《囚》是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人的困境”的第三部作品。这部近五个小时的电影聚焦东北某精神病院重症封闭疗区，展示了病人在无法挣脱的牢笼里的生活、对话情景，温柔地诱导观众重新认识精神病院里发生的故事，以善良、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个特殊的地方。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黄骥和大冢龙治这对夫妻档联合执导的新作《笨鸟》，本片获得了新生代单元的特别提及奖。此次《笨鸟》沿用他们上一部电影《鸡蛋与石头》的女主角姚红贵，这位由黄骥在其上过的小学挑选出来的非专业演员，用自身特有的原生能量演绎出了片中林森的内心挣扎和矛盾感。这样一个少女形象在当下中国影视剧里是罕见的，她留守在小城镇，经历过校园暴力和性侵犯，在通讯便利的时代苦于与他人建立真实可靠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笨鸟》受到广泛好评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所体现的水准或技法优于之前提到的三部剧情片，而是因为它更精准地捕捉到了关于中国的影像所缺失和需要补充的内容。

在国际化的放映平台上，居于某文化情景之中的人，与处于该文化状况之外的观众，会采取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文化的孵化物。这些入围柏林电影节的中国独立电影反映了选片人所代表的西方视角，而它们成群地登上外国银幕，也在提示我们思考，在这些关注中国的眼睛里，这个国家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即使外界对这块日新月异的土地存在被我们称为“误解”的迷思，但从这些目光里，我们或许能够反身意识到中国还可以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她有哪些我们这些当局者没有意识到的现实。

何去又何从，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

和许多电影里呈现的一样，这是一个不缺喧宾夺主的闹剧的世界。去年那座极具争议的金棕榈、近日闹出大乌龙的奥斯卡，都使人不禁发问，颁奖典礼是嘉奖影片的仪式还是制造噱头的良机？在本届柏林电影节的闭幕颁奖典礼上，因醉酒而无法上台领奖的考里斯马基和大胆披上洪尚秀外套的金敏喜，夺去了太多本属于电影的目光。可怜了那些电影，好容易登上A类电影节的主竞赛场，却还是被淹没在了这个亵渎一切晦涩深刻的东西的浮华世界。当然，其中一些故作姿态的电影从开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被抛弃，但那些不乏真正人文关怀的艺术作品，由于观众总体敏感度和体察力的缺乏，也只能同样经历被轻易忽视掉的命运。它们的曲高和寡可能是当下电影界最值得悲泣的伤痛。

无论如何，柏林电影节总得留下些什么，供人们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回味，但恐怕留在大家记忆里的，是考里斯马基那张红肿的醉汉脸，而非《希望的另一面》里从货船煤渣里探出头来的难民的模样，抑或是甜蜜牵手的洪尚秀和金敏喜，而不是《独自在海边的夜晚》中满怀心伤的研熙。这当然不是电影节的本意，也不是参赛者的预谋。电影节上与观众隆重见面的电影到底还是没能改变世界，它们落得的下场是难以自保地被顺势卷入到娱乐至死的大环境里。而这篇综述文章，似乎也证实着如是的判断，太多笔墨不知不觉地就给了阿基和洪尚秀，却难以为《普通女人》这样极具创造力的影片找到合适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