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金术士觅得瓷器配方，欧洲人从仿制入手开启了陶瓷中国风

【编者按】神州就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过去就是）那一望无垠的大陆，它处于已知世界的东边疆界之外。关于这片充满神秘色彩、魅力无穷的土地，诗人才是唯一的历史学家，而瓷器画匠才是最可靠的地形学家。

自从13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亚洲，关于遥远东方的想象便成为欧洲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奇景。《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通过800年来的艺术作品，考察了欧洲人对于中华帝国的理想化认识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授权发表其节选，本文讲述了中国瓷器如何在欧洲广受欢迎，开始被仿制，并最终开启了欧洲制陶业的中国风。

中世纪的时候，少量的中国陶瓷也运到了欧洲，虽然在这种商品方面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有组织的贸易。然而这种商品，马可·波罗也仅仅是提到过一次。他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去描述它，没有必要对它在德化的低廉价格说上一二，也没有必要对它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细的描述。他的记述表明，他的读者们或许已经见到了瓷器样本，他们或许有了一个主要印象，知道用一个威尼斯格罗特就能买到不少于8个用这样珍贵材料做的杯子。因为，跟粗糙的器皿（这可是欧洲制陶工人的顶级之作）相比，即便是最简单的中国陶瓷作品（例如威尼斯圣马可博物馆收藏的据称是马可·波罗亲自带回来的那个罐）看起来确实也是极为精致的。不过，有关运达中世纪欧洲的瓷器最早的文字记录出现得还要晚一些：一个灰白色的瓶子因一道银框而变成了一个大口水罐，银框上面饰有1382年驾崩的匈牙利路易大帝（Louis the Great of Hungary）的盾形纹章。15世纪时，埃及的统治者们就把中国的瓷器当作礼物赠送给威尼斯的共和国总督们。第一件在1442年赠送给了福斯卡利总督（Doge Foscari）。很可能就是从这些总督里某人的藏品当中，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构思出了他在《众神的盛宴》（Feast of the Gods）中画的那个明朝瓷碗。毫无疑问，他认为唯有陶瓷才配用来盛放众神的美酒与美食。

1498年，瓦斯克·达·伽马的航行重新开启了到东方的海上路线。此后,运到欧洲的陶瓷数量不断增长。不久，差不多所有最穷的君主们都会夸耀，说在他们的艺术藏品中有几件精挑细选的宝贝。除了无以计数的陶瓷器皿，皇帝查尔斯五世（Emperor Charles V）还拥有一套盘子（现存放于德累斯顿），上面有在中国装饰上去的、他自己的标记和徽章。另有一份详细目录表明，西班牙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Spain）的藏品绝不少于三千件。即便是远在未开化的英格兰，亨利八世也拥有一件——一个“陶瓷玻璃杯，两个杯柄饰以金银，而杯盖则饰以宝物和石榴石”。而另外三件则于1587年和1588年作为送给伊丽莎白女王的贺礼藏于珍宝馆中。欧洲对于中国陶瓷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至于在16世纪末以前，中国陶工就已经开始为欧洲市场而特意生产青花瓷器陶器了。

接近16世纪末的时候，洛伊斯·居永（Loys Guyon）宣称他打算研究陶瓷。因为许多杰出的统治者和古玩鉴赏家根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制成的，也不知道（这点真是很奇怪）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尽管有人估计说基督教的统治者（正如异教徒的统治者一样）都把玩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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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器皿的所有者到底有多么相信它们的神奇特性，我们也无法明断。但是，关于这种精美而贵重的材料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们好像并不怀疑那些极富想象力的故事。因为就像早期中国风中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一样，马可·波罗一定要对此负主要的责任。他声称，“这个过程就是像下面这样解释给我听的”：他们取来一种土，好像是从矿山里取的，堆成大大的一堆，任由风吹、雨淋和日晒三十或四十天，在这期间绝不翻动这堆土。这样，土就变得细腻，也适合制成上面提到的器皿。我们认为漂亮的这些颜色就是那个时候加上去的，之后器皿被放到烤炉或者熔炉中烘烤。好了以后，那些让人去挖土的人，就会为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取走器皿。

可是这个故事还是不够浪漫，基本未加渲染。有的旅行家则宣称，那种泥土（而有的人则声称是器皿本身）要被埋上一个世纪，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以获得足够的硬度。的确，就有这么一个作家根本不信这种平淡无奇的故事。他断言说，陶瓷是用蛋壳和龙虾壳做成的。或许这个说法并非没有词源学的道理，因为陶瓷这个词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出自葡萄牙语中表示外壳的那个单词。后来的旅行家拒绝这些传说。

关于这种神秘材料的来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合理但仍旧不够准确的解释——因为他们并不明白，真正的陶瓷的秘密，就在于将长石同黏土混合起来，并用高温进行烧制。此后很久的时间里，他们这些传说还是流传下去了，有时就是作为信手拈来的文学手法——迟至1716年，它们还出现在滑稽诗《拥挤的博斯集市》(Embarras de la foire de Beaucaire )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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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在欧洲制作陶瓷，这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仍是一个让足智多谋之人倍感困惑的难题。国王们恳请他们颇具科学头脑的臣民来考虑这个问题（菲利普二世很可能就命令门多萨研究中国陶工的方法），而炼金术士们则放弃寻找点金石，以期发现陶瓷的成分。确实，用于制作欧洲第一个真正瓷器的配方就是由一个名叫约翰·弗里德里奇·伯泰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的炼金术士发现的。

在大约1575年，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大公爵弗朗切斯科（Medici Grand Duke Francesco）的工厂里进行了生产陶瓷的尝试，此为欧洲首个记录。在这里，仿制的陶瓷是用很多成分制作的，包括沙子、玻璃、粉末状的水晶石、法恩扎（Faenza）的白土以及维琴察（Vicenza）的黏土。这家工厂生产的幼陶器皿虽然已经比意大利产的花饰陶器要精美得多，但仍然不会被人误以为是东方的陶瓷。它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就好像是在烧制过程中变得歪歪斜斜。流传下来的产品（其中有40个有记录可查）釉面有些模糊，里面还有细微的气泡，而且差不多都采用了嘉庆（1522—1566）和万历（1573—1619）统治时期中国器皿上的白底青花图案。罗浮宫里有一个松树图案的瓶，树下吃草的那只鹿无疑是中国的，另一只瓶上画着长尾巴的鸟，它们栖身于具有异国情调的花和植物中间。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里则有一个大盘。画面中, 一群欧洲人呆板地列队走在中国风景中——或许这正是赏心悦目的中欧合璧之作最早的样本，它后来在18世纪风靡一时。其他器皿在装饰上表现的是伊斯兰主题，这些东西在美第奇的陶工看来显得东方味儿十足，一些还带有古典的面具。

就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相传威尼斯陶工偶尔也会在他们奇特的装饰中采用中国图案。但在一个由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理论主导一切的国家，中国风并没有因此成为流传广泛的风尚。大致情形好像差不多是这样的：美第奇的陶工因为相信感应巫术之说而采用了东方图案，用青花图案装饰他们的器皿，仿制这种图案可比仿制中国陶瓷材料要容易得多。尽管美第奇的陶工早了大概40年的时间首先对中国主题进行自由发挥，也早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制作出幼陶器，但就艳丽程度和硬度而言，他们并没有制作出能与中国瓷器相媲美的真正的瓷器。大胆的试验似乎是作为失败而一笔勾销了。1587年随着弗朗切斯科一世的逝世，工厂的生产也突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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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第奇试验失败后数十载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人想再去仿制东方的陶瓷。但在1628年,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安·威廉（Christian Wilhelm）的荷兰陶工开始在萨瑟克（Southwark）制作容器。他用的是蓝白两色，主题则是多少有些生硬地从明代瓷器上照搬下来的。1637年，汉堡的一个陶器场也在制作类似的青花陶碟。我们对这两个制陶场的情况几无所知。它们似乎都是在1660年之前就破产了，当时，两个更加有名的制陶场所已经在生产蓝白相间、质量高得多的器皿。一个是荷兰代夫特（Delft）的那批陶器厂。在通俗的说法中，欧洲所有的这类容器都被冠以代夫特之名。另一个则是法国纳韦尔（Nevers）的陶器厂。代夫特的那批陶器厂始于何时，现在仍不确定，但已知的少量事实还是可以简要概括如下。1614年，某个名叫克拉斯·扬松·维特曼斯（Claes Janszoon Wijtmans）的家伙从邦联议会那里获得许可，成立了一个彩陶厂，生产像“印度地域”的那种陶器。在该地点的挖掘，也仅仅出土了意大利产的锡釉陶器类型的陶瓷碎片，装饰的则是纯粹的欧洲图案，有石榴、橙子、鸟、兽和花。直到17世纪中期，陶器场才以著名的蓝青花陶器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起初，这些陶器中的大部分都是仿自当时由荷兰人进口到欧洲的中国和日本的陶瓷容器。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代夫特制造厂生产了一大批仿制的（还不包括假冒的）中国容器。其中一些如此接近原型，以至于一眼看上去都不太会看出它们是出自欧洲。

17世纪50年代，的确也有一些代夫特陶器场的画匠摒弃了仿制明朝装饰的做法。他们转而绘制花砖、罐子、盘子，上面有迷人的矮小人物，身穿奇装异服，姿态古怪，这代表了他们对于中国人的认识。17世纪后期，更具胆识的画匠们开始自由表达他们的奇思异想，并把源自中国和日本陶瓷的元素结合起来，让自己从所有那些严格的东方常规中解放出来。他们制作的产品有时形状怪异，如巍峨的宝塔一般的郁金香花瓶，凡是东方陶工精湛技艺中的装饰主题，在那上面都被夸大了。日本女士更加纤弱,，大肚神更加大腹便便，龙、怪兽以及怪鸟则更加不可思议，房屋更加高雅、脆弱且华而不实，而巨大的花朵和树木则更加繁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认为，推动这一变化的艺术家是艾尔布希特·科内利斯·德·凯泽尔（Aelbrecht Cornelis de Keizer）。他于1642年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先前认定属于他的这个成就，现在又归到了一个年轻陶工的名下。

要在17世纪70年代之前在代夫特大量生产不受约束的中国风格的器皿，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在接近17世纪末的时候，跟那些在代夫特生产的器皿相比，虽然纳韦尔的陶器场生产的少量器皿既不够精美，也不够奇特，但它更有资格说，是它开启了欧洲制陶业的中国风。早在1644年，这个厂就在仿制中国容器的形状，虽然这一时期的一个样本（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上装饰的是圣经场景，而不是中国风的东西。但到了17世纪50年代，带有中国和巴洛克格调的容器也饰有欧洲或者东方的图案。奢华的巴洛克大口水罐上有官吏和龙的形象，而在朴素的中国花瓶上则有源自同时代画师之手的宏大的神话场景。很可能因为法国在这一时期没有直接从东方进口任何陶瓷，所以陶工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模仿的原型。抑或是因为公众需要的不仅仅是复制品，因此在风格上，较早的东方式的纳韦尔装饰品就比那些17世纪50年代在代夫特生产的要随意一些。画像乃至鸟和花，虽然跟那些明朝晚期的陶瓷相仿，但已经衍生出具有法国特色的优雅。纳韦尔也制作出用波斯蓝底色衬托的白色图画的陶器，这样就保留了传统的青花色彩方案，并创造出了一种惊人的、新的装饰效果，看起来差不多是仿效真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