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缩短工时并延迟退休,避免陷入内卷和穷忙

王虹光

2022-01-17 15: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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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内卷”一词走红。众人仿佛刹那间被点破,个人凭借加倍努力,再难获得加倍回报。的确,疫情这两年,蛋壳暴雷、线下商业限流、旅游业停摆、互联网金融调控、房地产巨头破产、学科培训叫停……这些变动牵动着所有劳动者的就业焦虑。
许多人直观感觉,自己变忙了,也变穷了。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全国城镇失业率为5.1%。在就业难题和生计压力下,研究生送外卖已算不上新闻,“35岁危机”悬在打工人头上。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10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比2019年增加2小时。2022年1月,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2年1月,上海宝山。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又穷又忙”的现象早已有之。21世纪初,基于对日本的观察,经济学家门仓贵史写出《穷忙族》。书中指出:占日本总量1/4的人口处于“每天繁忙地工作却依然不能过上富裕生活”的状态。随之而来的,是“低欲望社会”和“穷充”的生活新选择。
人要如何工作,实际上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活决策,进而塑造整个社会的消费与发展面貌。
站在2022年的门槛,本文试图反思当下的工作方式,从个体和社会制度层面,思考是否尚有避开“穷忙”陷阱的可能。
穷忙陷阱:越穷越忙,越忙越穷
美国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以亲身经历写成《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生》,讲述低收入者在“越忙越穷”和“越穷越忙”的死循环中的苦苦挣扎。越穷越忙,原因很好理解:为谋生计,不得不承担更多工作。而越忙越穷,则指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相比有钱有闲的人群,穷人生活成本更高、风险更高,更易陷入破产泥潭。
举例来说,当一个人没有时间做饭,或缺少厨房、微波炉等设施,这个人便更可能依赖快餐、外卖等,导致每餐成本增加,而健康水平降低;当一个人无法支付年租、月租的押金,便只能住进周租或日租房,从而承担高昂的日租金;当一个人没时间学习技能或仔细筛选最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便更可能在多个低薪兼职中焦头烂额;最后,当这个人因为太忙,错过福利保障的申请信息、社保断缴,就可能因一场小病、一次失业,陷入经济、情绪和健康的崩溃。
以育儿为例,国人可能更容易体会。相比60后、70后的家长准时上下班、接送子女上下学并准备一日三餐,80后、90后的家长因下班时间过晚或经常加班,不得不请一方长辈接送孩子,或购买专门的接送服务,为此要购买(租住)面积更大、有更多房间的房子,或单独支付一笔雇人成本。同样,由于加班情况普遍,家长无法保证按时做出一日三餐,需要购买半成品或点外卖,甚至直接雇保姆,用餐成本直线上升。由于没有充足时间陪伴孩子,而学业竞争逐渐激烈,家长不得不购买课后陪读、陪写作业甚至陪运动、陪玩服务。另外,当孩子生病,去医院的急迫需求,足以让家长在工作中焦头烂额。2022年1月,上海,通勤的列车和居住的楼房。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2年1月,上海,通勤的列车和居住的楼房。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二线城市,以上因“忙”产生的额外成本,很容易高出一个人的收入。于是,越来越多家庭考虑干脆让一方停止工作(通常是女方),担任“全职家长”。
随之而来的是,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五口的开支,全由另一方的收入承担。“穷”的程度进一步加剧,经济风险增强。一旦失业,或加薪不如预期,房贷、车贷、学费等足以压垮一个家庭。
当“忙”成为普遍状态,“穷”也随之而来。这一过程中,不仅个体生活方式改变,更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认知,又反过来影响个体决策。比如,“忙”导致越来越多女性脱离正规就业、成为家庭主妇。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3.2%逐年降低至2019年的60.6%以下,1/5左右的90后女性担任全职妈妈。劳动市场对女性,尤其对育龄女性和家庭主妇的歧视增强,增大了女性生育成本,从而缩减了女性生育意愿。而对男性来说,“忙”导致的“穷”,也增加了婚育压力。《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跌破1%,创下1978年以来的新低,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甚至低于日本同期数字(1.4)。
“加班”或“躺平”
2021年4月前后,“躺平”一词走红,引发“年轻人为何选择躺平”的讨论。然而,年轻人是否具有选择“躺平”的权利,或许才是关键。
2021年7月,某互联网公司公布了关于是否取消大小周的内部调研反馈。1/3的员工不支持取消,理由是:KPI不减少,一年加班费却要损失10万。显然,无论企业还是员工,都没有把“降低工作量”当作可选项。员工只能选择降薪,却无法选择“躺平”。
互联网行业一向以高负荷、高转速著称。“996”意味着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共计72小时,几乎是标准工时制的双倍。那么,有无可能停止“996”,将两倍的活交给2个同等级别的员工来干?答案是否定的。“雇1个人,干2份活,发1.2至1.3倍工资”,已成为许多企业和员工心照不宣的“财富密码”。
具体说,以一位员工月基础工资为1万,年终奖为4个月基本工资为例,一年下来企业的用人成本(含工资、社保公积金、年终奖等)约为22.4万。若采用996工作制,企业额外提供周末加班补贴每月3640元,加班车补每月2000元,全年加班费约为6.8万元。企业用人成本合计29.2万元。聘请两个同等级员工的成本为44.8万元,比前者增加50%以上。在月基础工资普遍较高的互联网公司,其差距将更显著。
由此,选择“准点下班”的员工,不仅意味着自己损失20%到30%的收入,更意味着让企业“增加”50%的用人成本。无怪该公司高调宣布取消大小周的同时,直接制定员工降薪15%的目标,将增加成本的损失转嫁给员工。
而后不到一个月,该互联网公司低调开放员工自主加班权限,更体现了对财富密码难以割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员工只有选择加班的“自由”,没有准点下班的“自由”。
员工加班,个人增收入;雇员减少,企业降成本,何乐而不为?答案在失业率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21年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2%,均显著高于2019年同期数据。更别提,就业数字涵盖了非正规岗位,也就是说,从大厂流出的中年人,无论送外卖、开专车还是搞个体,都被计为就业人口。高失业率与高工作强度互为表里。简单说,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固然可能创造双倍价值,但也可能挤占另一个人的工作岗位。2019年11月,上海,路上的劳动者。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9年11月,上海,路上的劳动者。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更重要的是,靠“忙”创造的个人价值,往往不可持续。在身体层面,意味着高血压、心脏病甚至猝死;在生活层面,意味着没时间关注自己、陪伴家人,甚至很难经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更别提养育子女;在行业层面,当岗位数量减少、失业率上升,又会加剧竞争环境、影响收入预期,让劳动者加倍陷入“穷忙”陷阱。加班表面上是企业和员工的双赢,长远看则造成劳动者个体和社会的潜在风险。
穷充:难以持续的未来?
竞争压力之下,考公成为许多人的选择。2021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超150万,其中不乏来自互联网“大厂”的前程序员。只要工作稳定、压力相对较小,低收入同样有吸引力。
曾几何时,日本的年轻人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低欲望社会》一书中,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将“低收入、低欲望、高幸福感“的生活状态称为“穷充”——贫穷而充实。一个人回到老家四五线城市,在父母身边,找到钱少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过上有饭有菜有娱乐的生活,便是“穷充”最直观的注脚。
不少人觉得,主动的“穷”意味着对生活更具掌控力——收入少了,有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照顾子女、陶冶自我、拓展视野、发展社交。一旦脱离高速运转,生活成本随之降低,便是收入降低,也可能带来积蓄增加和生活品质提升。
相比不可持续的“穷忙”,“穷充”可能是更平衡、健康的生活选择。然而,150万国考考生中,能成功“上岸”的人凤毛麟角。多少人能过上穷充的日子,又能过多久?答案是模糊的。
一方面,在竞争加剧、经济至上的整体氛围下,容许劳动者“准时下班”的行业有限,收入降低的压力,又往往迫使劳动者主动寻找兼职、延长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6岁,逐步增长至2021年的77岁。原本6-10年的养老时间,逐步增加至20年上下,需要更高的养老金储备。伴随出生率降低,养老金增收渠道缩窄,劳动者晚年生活罩上了不确定的阴影。
日本已有前车之鉴。2016年,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发行《老后破产》纪录片,展现了经济衰退背景下,日本退休老人入不敷出、逐渐破产的悲惨生活。伴随预期寿命提升,医药费逐步增加,而退休金涨幅不抵通货膨胀水平,哪怕退休时有百万积蓄、自持住房的老年人,也可能在漫长求医路中沦为赤贫。在日本,70岁老年人照顾90岁老年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贫困和病痛无法自拔的老人举家自尽,已不是个例。2019年11月,上海公交站旁。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9年11月,上海公交站旁。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在这一背景下,对个人和社会而言,延后退休不仅是必须的,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微观上看,增加的就业时间有利于提高养老金基数,从而给退休生活更充裕的收入。宏观上看,延迟退休有助于为养老金储备池开源节流,为更多人提供更持久的保障。
穷忙至死:如何看待工作?
计算上具备合理性的延迟退休制度,遇到“35岁危机”时,难免效用失灵。当越来越多人流入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等不缴纳社保的就业岗位,养老金储备池的开源渠道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进一步缩窄。而劳动者面临的远不止是延迟退休,而是终生劳动,甚至是终生失业。
是什么出了问题?高强度、高时长的工作模式,缩减了正规就业岗位,增加了个体经济风险,降低了家庭生育意愿;劳动者辛苦工作到65岁、乃至70高龄,仍难以避免退休金入不敷出、老后破产的命运;而中年人一旦失业,除了缺乏保障的松散非正规就业之外,别无选择。
本文作者认为,矛盾核心在于:个体、社会与企业,如何看待工作。
表面上看,工作是个人劳动和金钱的交换。然而,工作的价值绝非一份薪水那么简单。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大部分清醒时间,在工作单位而非家里度过;陪伴同事的时间,远超陪伴家人的时间。工作的内容与价值,直接决定了人生的内涵与体验。
不仅如此,工作链接着个人与社会。个体将技能、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中,从而得到回报;这些回报支持个体组建家庭、孝顺老人、照顾子女,完成人口接续;以金钱为媒介,个体购买他人的工作成果,构成消费循环;通过工作、消费等互动方式,人们彼此关联、陪伴,形成密不可分的社会网络。这一切,既是个人选择,也受着市场与社会制度指引,更决定着未来社会走向。
当全社会将工作视为谋求高收入、高增长、高消费循环的工具,那么不论996还是大小周,都是企业和个人的“局部最优”选择。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穷忙将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而如果工作是一种社会链接和保障机制,技能与价值交换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吃得好、过得好,以促进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那么,缩短个体工作时间、增加就业岗位、完善社保制度就必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选择。
工作时间可以缩短到什么程度?冰岛2015-2019年间试行“每周四天工作制”,每天只需工作6小时。试点结果显示,员工工作效率大为增加,身心健康程度显著提升,工作焦虑感降低、满意度提高,可谓大获成功。在这一背景下,冰岛表示,有望在全国推动一周35至36小时工作制。之后受疫情影响,多地企业自发出台“灵活上班”规定,允许员工每周仅上班三到四天,灵活采用到岗办公和居家办公。联合利华在新西兰采用四天工作制,期间员工工资保持不变。新西兰规定,每周仅达到30小时,即可作为全职工作,更可将“四天工作制”写进劳动合同。2022年1月,上海小区里打牌的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2年1月,上海小区里打牌的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一周仅需上班三至四天或30小时。其他时间做什么?私人生活、兴趣爱好、陪伴家人、公益服务……简而言之,无需花太多金钱,却对增加幸福感、提升社会黏性有显著作用。相应的,伴随就业岗位增加、收入预期稳定,广泛的消费潜力可能得到释放,消费繁荣又将拉动就业岗位与收入的增长。
结语:我们需要怎样的工作?
在日本,有这样一群老年人:不以工作为苦,反以工作为乐。他们之中,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需要别人照顾。然而他们都积极申请养老机构提供的工作岗位,努力完成任务领取报酬。
是什么促使这些老年人热心工作?报酬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年龄增高、行动能力受限、社会交往渠道缩窄,工作便成为促进社会交往、提升个人价值感的重要途径。通过参与工作,老人感受到,自己仍是被需要和有价值的,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以及值得追求的目标,从而进入更为积极的身心状态。由此,这一案例入选日本2017年和2018年的“健康养老促进试点项目”,为更多养老机构开展宜老服务提供参考。
健康的工作状态,会让我们享受“延迟退休”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试想一个人有幸从事一份心怡的工作,保持着自己适应的节奏,在工作之内获得成就感与价值感,在工作之外拥有充实的个人生活和健康的亲密关系,那么工作就会成为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当“四天工作制”和“延迟退休”政策结合,还可能带来令人惊喜的结果。举例说,假定一位男性22岁大学毕业,进入工作,60周岁退休,每周工作五天,则工作38年,共计约9900天;而延迟退休、四天工作日制度下,按照65周岁退休计算,工作天数约8900天。虽然晚退休5年,但实际总工作天数大大降低。不仅如此,通过调整工作与休息时间的分配,中青年时期将拥有更多个人时间,老年时期则拥有更多社会链接。这样的延迟退休,是否值得期待?
无论“四天工作制”和“延迟退休”是否实现,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与工作相连。盘点个体与工作的关系,是以工作为链接,盘点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全社会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工作,劳动者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营造持久而稳定的幸福生活。
(作者王虹光系城市规划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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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昀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我们的城市,内卷,延迟退休,工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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