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并不想把男人踩在脚下，父权思想束缚的不只是女人

在又一个三八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来谈谈《妮萨：一位昆族女子的生活和心声》，从这本书探讨何为女性，何为女权。

1969年，玛乔丽·肖斯塔克与新婚不久的人类学研究生丈夫一同来到非洲博茨瓦纳西北部Dobe地区展开调查。相比于接受了正统生物人类学训练的丈夫，肖斯塔克并没有专业的人类学背景，但她写作的《妮萨：一位昆族女子的生活和心声》（下文简称《妮萨》）却因其在当时新颖的日常生活口述史形式、复调般的结构以及文学般优美的笔触，成为了人类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妮萨》以及14年后的《重访妮萨》，可以看作是妮萨和作者——这两位跨文化跨种族女性相互碰撞交流的产物，这其中充满了对于女性身体的思考，也充满了两种文化的相遇带来的反思，最重要的，是充满了关于女性何为的漫长探索。

女性的身体经验究竟是一种生物本质还是社会建构？男女平权应该提倡绝对平等还是相对平等？我们应该主张一元女性主义还是多元女性主义？性别平等是否不仅关于女性，也关于男性，甚至是超越了男女性别二元对立之上的更多的性别取向和认同？

针对上述问题，《妮萨》的译者杨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黄盈盈，《中国哲学前沿》杂志编辑刘翔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修建于3月3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展开对谈。

“躺着又疼了，一阵又一阵的。然后我感觉到羊水破了，要生了，我心想：‘哎呦，可能是娃要出来了。’”这是《妮萨》开篇的第一句，是妮萨回忆自己生孩子时候的场景。译者杨志坦言，作为一个男性，他在翻译的时候，一开始就把这句译错了，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应该翻译成羊水破了，因为作为男性他并没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个表达是他的太太告诉自己的。

杨志也提到，在翻译的时候，他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男性来翻译两个女性之间的交流和故事存在一种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是由生理上的差异带来的隔阂和不了解，从而导致男性在日常生活的细小实践中很容易忽略女性的感受。

与杨志的感受类似，刘翔认为，《妮萨》一书就是一部女性的身体史，里面讲述了她从小到大和身体相关的很多经验。比如小的时候嗜吃如命，比如童年时期的性游戏，青春期的试婚、初潮、几次分娩，再到后来的衰老。刘翔在阅读中一边惊讶于这个异文化中的女性的直白和坦然，一边也强烈地感觉到女人终其一生都在和自己身体密切地打交道。刘翔注意到妮萨在书中有很多与自身身体经验直接相关的表述。比如当她在怀孕后快要生产时面临被抛弃，她用逻辑极为清晰、言辞极为锋利的话语斥责丈夫，其中充满了女性的自尊，她说：“我可以自己过活。”

“所以对妮萨来说，她跟她的身体之间是没有隔膜的，她可以笔直地去陈述她身体任何一个器官的名字。她可以笔直地去面对她身体的痛苦或者愉悦，笔直地去承受性、生育和疾病施加于她身体的每一种感受，这种状态——这种关于身体的私密经验，是令我们现在女性非常羡慕的。”刘翔说。

刘翔谈到作为一个女性拥有的那种生产前的焦虑，以及希望用知识武装自己从而缓解焦虑的各种行动。但在某天的某个瞬间，她突然释怀，突然感觉到每一个母亲，不论年龄、体型和受教育程度，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就在那个瞬间，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类存在，我跟世界上所有生育过的，不管是死去了的，现在还活着的，还是正在孕育生命的所有这些女性，我跟她们是一样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如果她们能过来，我也能过来。当时生完孩子，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现在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在手机上按几个键，然后全世界都涌向你，全世界都听命于你，全世界都来为你服务，但是生孩子，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野蛮、非常粗糙、非常血腥的事情。不管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女性仍然跟自己的身体有非常非常紧密的微妙的血性的关系，所以跟任何时空的男性相比，可能我们这样任何时空的女性，她是更紧密的束缚于或者说困囿于自己身体的。”

刘翔最后说：“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波伏娃所提出的那个论断：‘没有人天生是女人。’因为女性的身份和角色都是被建构的、都是被规训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女人的确天生是女人，因为你是一个子宫为中心的身体机制，这是不可抹杀的。当我们谈论一种女性主义的时候，需要首先承认的是这一点。”

对此，康丽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康丽坦然生育给自己的带来的那种痛楚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慢慢褪去。而作为一个女性，康丽并不认同本质先于存在，因为她对于女性何为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于自我社会化的过程，包括日常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以及跟他人的眼神肢体交流。所有的这种交流都来自于社会对于自我的规训，这种规训在她随着知识的积累开始有了主体的反思性之后，仍然有其强大的作用。

男女平权：绝对平等VS相对平等

延续男女差异究竟是先天使然还是后天建构的讨论，关于男女平权的讨论也分成两派。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的程光泉老师主张以“差异化”的视角理解女性主义，强调相对平等。他提出质疑：一样才叫平等吗？男女先天就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可能就是平等的体现。他举例说，有的女性提出要和男性一样60岁退休，但是女性民工是不是也想要接着做建筑工人呢？绝对平等是不存在的，一味地强调主体性，可能最后丧失了价值判断，平等只能沦为纯粹的心理感受。

康丽则否认了把“一样”与“平等”划等号的做法，“女性主义最初的诉求就是要求一样，但是男女身体构造不同，造成的身体经验也不同，一样不可能实现。” 而现在的女性主义，是尊重女性主体性，让女性不是只能按照社会既定规范，没有任何选择。“确实不是所有女性都希望变革，在男人翅膀下的生活比自己单独经历风雨要轻松得多，所以每个女性主义者都是非常艰难的选择。”

黄盈盈进一步分析，认为程光泉的看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差异和不平等的关系，有一些差异更类似于不平等。她以自己的学者身份举例，希望60岁还可以当教授，而不是因为生理上是女性就硬性退休。“所以我们事实上说的是一刀切的做法有问题。至于后面应该怎么制定可以再讨论。”

“为什么要质疑规范？规范背后重要的是当你不符合规范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比如当一个男孩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他会遭受歧视。”

一元女权主义VS多元女权主义

其实不光是参照于男性的女性，即使将女性这个群体独立出来，单独看待，女性群体内部的不同阶级、种族、性取向等特征以及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群体产生的不同诉求也构成女性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呼唤一种多元而非一元的女权主义。正如康丽所说：“性别之所以是个议题，是因为它和文化、资本、所有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没办法单拎出来。性别结构认知是‘弥漫’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上。讨论性别其实应该先唤起意识，对生活常态进行思考。”

康丽以《妮萨》为例，这本书讨论的是两个不同种族的女性的相遇，康丽认为当玛乔丽到了昆族部落见到妮萨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对峙。“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人的等级制之外，其实文化的等级制也在这里体现。追溯所有女性主义理论的生成，特别清晰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黑人女性主义会说，你不是黑人，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你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都没解放呢，你还谈什么别的呢？”

因此康丽认为，《妮萨》和《重访妮萨》这两本时隔十四年的书应该放在一起读，从而能看到玛乔丽在两次面对妮萨时身份地位的变化。“我个人觉得，一开始肖斯塔克其实仍然是一个高位者进入一个低位社会的，但是当她后来是以一种病弱的身体，希望得到心灵的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她们才可能在一个真正平等的一个位置上。”

在讨论了种族、阶级等因素在女权主义内部造成的不同诉求之后，康丽转向纵向的时间性变化造成的影响。康丽谈到，如果追溯女性主义思潮就会发现，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女权主义的盛行，这里面存在很多冲突。最开始是自由主义，要求男女平权，我要上学，我要工作，我要跟男人拿一样的钱；到了1960年代，第二次浪潮的时候诉求完全不一样了，它要求的是另外一种对于主体的认知。因此康丽认为，关于何为女性的话题，讨论的不仅是女性，也是何为男性的问题。甚至再往前一步，是何为性别和有何种性别认同的问题。

最后，康丽把对于何为女性的探讨向前再推一步，扩大到何为男性的讨论，而这种讨论最终，其实可以上升到性别究竟是什么以及对于打破男女二元性别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女权主义并不是想把男人踩在脚下，今天我们在谈性别，谈女性，谈所有问题的时候，是贯穿在跨时空跨地域的一个父权制思想下。这种父权思想所束缚的不光是女人，还有男性自己。比如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这种教育，比如男人从小就要勇敢的说法。

如果我们希望从女性的视角去打破这种束缚的话，我倒是建议不要把性别局限在女性的这种困弱上，反倒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更激进的这种想法：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比如东南亚很多地方，他们有三种性别认同，我说的第三性不是女博士。另外像北美、还有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据说有一个部落有7种性别认同方式。如果哪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认同，男生也不再觉得我是伪娘儿被人看不起，女生也不再觉得说我是个汉子，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那个时候才真正达到一种自由。”康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