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融路线②重塑中国银行业

在公开场合中，周小川一次次强调渐进式改革的重要性。他有个经典的说法：渐进式改革好比中医疗法，一副药里包着几味药，疗程长，边治疗边调整。他强调，改革是个动态试错的过程。

与货币政策相比，央行在金融改革上的成绩更为明朗。十几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几乎是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但频繁冒出的金融事件，仍让金融市场以一种雏鸟嗷嗷待哺的姿势，伸长了脖子，等待着周小川改革的时间表。

为了政策的连续性以及金融改革的进一步突破，正部级官员周小川在2013年被提升为副国家级领导人，突破65岁年龄红线，成为中国任期最长的央行行长。

（一）

“要认识亚洲离不开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理解。”周小川曾这样说。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泰铢一天贬值17%。危机蔓延至整个亚洲，多个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爆发系统性风险。在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尚未开放的资本账户令中国逃过了猛烈的冲击。

但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触目惊心。中国金融业的混乱终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笼罩下无处躲藏，无力支付外债的金融机构广国投宣告破产。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市场，在20世纪的尾巴上，国务院率先启动了国有企业的三年脱困计划，而同样病入膏肓的银行业则被排到三年后再考虑系统解决。

三年后，便是周小川上任时。

在发展并不成熟的中国金融市场中，银行是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把钱存进银行是向来保守的中国人最可能选择的投资保值方式，而高高垒起的储蓄率则加固了中国银行“大而不倒”的地位。

根据当时中国落后的会计准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资产比例25%。若根据国际标准，数字则在40%以上。2003年初，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将中国内地银行全部评为垃圾级。

银行柜台前，经常上演着中国居民最为熟悉的一幕：隔着玻璃，身着制服的银行柜员将一叠人民币送入点钞机中，“哗哗”响声下，一张张红色的人民币迅速翻滚出来。柜员将钱收进，居民拿到了一本印着一串数字的存折。

1935年生的士良从未改变过的观点是“一个人一定要有积蓄。”他细数了80多年来需要花钱的事项：造房子、儿女结婚、购买商品房、装修、孙女留学……这些钱都需要以万元为单位。

存钱是士良唯一的投资渠道，从1995年起在银行存钱，他反问：“不放银行难道放在家里吗？”通常，他会选择利率稍高的三年期存款方式。

2000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6万亿人民币，约占四大商业银行总行资产的70%。但在数据的背后，吸收着居民储蓄的银行滋养着低效的国有企业。

“之前的银行，它是一个行政单位，或者说是事业单位，对业务没有经营上的考虑，更多是受行政干预来发放信贷，没有自主的目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澎湃新闻表示。

1996年大学毕业后，方祝华进入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较常接触传统制造业。“当时也没有公务员的概念，相对于进国家机关，从经济角度，银行是个不错的部门。”但不久，方祝华产生了行业的危机感。1997年国企改革启动，对银行也形成了冲击。令方印象最深的是银行的资产质量。“它不太注重融资的质量，也不太注重股东回报。”

根据入世协议，中国银行业将在2006年过渡期结束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

周小川很有紧迫感，“我国的银行业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果不进行认真的改革，将无法抵御大的经济下行周期的冲击。”

当时测算，要四大行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的8％，需要动用的金额达到1万亿元，近2003年中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财政救助计划在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被驳回。第二年，周小川下了很大功夫说服有关部门，投入的资金是可以收回来的。

于是，一项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救助计划获得批准。这项计划绕过财政救助，通过使用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以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对银行进行注资。

在当时，周小川的承诺充满未知。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钢明对澎湃新闻表示：“现在看来，这个国有股份制改革处理不良坏账还是成功的。但是当时我们还是带着很大的怀疑。”

坚持程序正义的吴敬琏就提出了响亮的质疑，用外汇储备救急国有银行，相当于二次投放基础货币，和政府公开征收铸币税无异。因为身份的区别——纯粹的学者与体制内的技术官员——即使曾一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方案，二者还是在改革的方式和态度上产生了分歧。

周小川是有备而来。在任建设银行行长时，周小川就成立了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并提出了公开上市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改革思路。

2005年以后，包括交行在内的五大银行先后完成了A股和H股的上市。央行通过出售持有的资产，收缩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负债，收回了曾投放的流动性。

距离2003年过去很多年，周小川仍会频繁地提起这场改革：“最后表明，当初的投入是可以收回的。如果不急着减持，收益还不菲。”

国有商业银行在重组上市后抵御住了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场金融风暴的侵袭。周小川感到满意，甚至掩饰不住得意，“从中国银行的情况看，资本质量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对全球来讲则是很大问题。”

在经历那次巨大的风暴时，不少国家的央行告诉周小川，他们借鉴了中国用扩大资产负债表救助系统性机构的办法。

袁钢明说：“在整个外汇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中国其他方面又缺少资金的情况下，成立汇金公司用外汇来充实银行资本，其作用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不这样用的话，它就要变成国家财政发钱，不是赤字，就是发债，或者就是印钞。”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以改革为导向的领导方面一直是杰出的。

但他也对澎湃新闻表示，“中国央行缺乏中央银行在西方的独立性。主要货币决定由国务院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评论周小川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2002年，前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挂牌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在挂牌仪式的演讲中，学生问戴相龙，央行有哪些权利？戴相龙回答，央行的三大决策是由国务院决定的——汇率、利率和资本账户开放。

和国务院下属的所有部门一样，决策机制决定了它们是“谏言者”、“执行者”、“学术顾问”，但绝不是那个“拍板的人”。

这考验着部门的说服技能。而在国务院的会签制度下，由于各部门的职责与目标不一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又很难达成共识。

发改委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央行控制信贷的窗口指导会有冲撞；商务部在汇率上往往是为出口企业代言；财政部和央行在责任归属上偶尔互指，调控总量的货币政策创新地去控制结构。

至于宏观调控一些不到位的情况。周小川曾分析出这些原因：

一是政策前瞻性问题。再加上各部门有不同的职责或绩效目标，在说服其他观点以形成决策共识方面难免有困难，因此就会导致政策不能及时出台。

二是分析原因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得有些政策措施重点不准。

三是往往会有人提出想寻找一些创新政策，并向决策层建言，导致典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延后。

四是在过去，货币政策曾受到股市的较大牵制。特别是当货币政策需要收紧时常因顾及股市下跌而受到牵制。

国际经验与研究表明，一国央行的独立性与货币政策的效果正相关。再苛责中国央行的人也会有转折，“但是他们没有独立性。”

受限的独立性也决定了行长的角色——政策的操盘者，而非决策者。

但即使受到拘束，从周小川和前美国财长保尔森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当时保尔森正犹豫是否要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一职，周小川对他说，“我是一个为政府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你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人，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多你可以施展拳脚的地方。”——不难看出，这位两度拿过孙冶方经济学奖的学者并不排斥处于这样一个位置——转轨经济与国际地位日趋重要的中国金融最前线。

（二）

2011年7月，财务会计专业的戴倩（化名）本科毕业，进入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地方分行。“2011年、2012年（银行）招人是比较多的。”戴倩宿舍四人有两人选择了银行。

2011年，全国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36.3%，达到历史巅峰。但之后，各年净利润增速急剧下降，2012年腰斩，19.0%。到了2015年，增速跌至2.43%，一年的时间，5家上市银行柜员减少近万人。银行躺着赚钱的时代终结了。

工作第二年，戴倩升为客户经理，负责公司信贷。戴倩感觉到银行业有向提供整体金融服务转变。“特别是目前会跟银行旗下子公司合作，做一些信托、融资租赁等业务，注重投资银行等发展。”

转折点在金融危机。外需疲软后出口利润下降。2012年开始，中国外汇占款流入放缓，银行资金变得紧张。

银行不得不发展理财产品、同业拆借等表外业务增加资金来源。这提高了银行对市场利率的敏感度，也成为央行开放利率管制的一大推动力。德意志银行高级分析师刘立男向澎湃新闻表示：“那段时间金融创新非常活跃。市场发展推动政策改革必须要做。金融创新便利了市场交易行为。像一些新的支付的体系也在逐步的建立，传统的银行业也面临互联网金融的挑战。”

从多国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是一场漫长的改革。法国从1965年到1985年，用了21年完成利率市场化，美国1970年到1986年，17年；日本1977年到1994年，18年；韩国1981年到1997年，17年。

1993年，中国提出利率市场化的构想，三年后，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市场化迈出实质性一步。2015年10月，央行宣布放开存款利率上限，19年的时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终于在名义上走完最后一公里。

在完全放开利率管制前，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前提准备。2003年启动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成功就是建立竞争性金融机构体系的重要一步。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澎湃新闻表示：“国有银行股份制上市后，金融机构的改革几近完成。我们再推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经历了主体到市场的过程，最终形成市场再到主体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2014年，士良买下一款理财产品。在邮政储蓄银行，他听到大堂经理的推荐，两万元存两年，4.2%利息分红，比当时3点多的三年期银行利率高出不少。因为年龄，年过七旬的士良并无法购买这些理财产品。几天后，士良拿着孙女的身份证买下这款理财产品。

这位不懂利率市场化的老人在近几年发现各银行的利率已有了差别，为了收益最大化，不懂上网的他会去各个银行了解利率做比较之后再存钱。

“不都是在银行嘛。”在士良眼里，选择银行因为安全，即使是理财产品，因为是在银行买的，“和存钱没有分别”。

2013年开始，利率市场化开始提速。央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并放开限制。7月，央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为1.1倍，下浮不封底。

此前，央行以维持商业银行的利差作为激励机制，帮助其“在线修复”，而这种父爱式管制终会有一天放手。周小川就一遍遍苦口婆心地对银行喊话，“一旦利率管制全部放开，将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的市场压力，这里面既有贷款竞争也有存款竞争，需要自己去对客户做好解释。”

在国有商业银行工作的郭炎感受深刻。“竞争更激烈，小银行跟你抢客户。”存款利率上浮空间逐步扩大，中小银行为了保证存款不流失，采取率先宣布上浮至顶的策略以保证优势。2014年11月21日，存款利率上浮扩大至1.2倍，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当晚宣布调整利率，上浮到顶。3个月后，存款利率上浮扩大到1.3倍，青岛银行、青岛农商行、恒丰银行等先后宣布上浮至顶。

一个星期后，副行长易纲在记者会上说：“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展到1.3倍以后，商业银行的定价出现了不同的阵营。大银行上浮得少一些，约在10%，中型银行上浮20%左右，小型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上浮得多一些，在20%到30%。”

自主定价加剧了同业竞争，并最明显地反映在了从业人员的工资上。郭炎说：“每年都降，一年不如一年。我今年（2016年）比去年明显少3万。”

这也必然导致了员工的流失。“一般新员工6个月到一年，走一半。流失率超59%。”郭炎说。

戴倩做客户经理4年，见证了不少同事的跳槽。“一方面是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提供较高收入或职位，另一方面近年银行业以外的金融行业发展较快，不少人会选择去这些机构，比如信托证券。”

这些故事背后，离不开周小川对利率市场化的大力推动。2014年，周小川不止一次表达了要在两年内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意愿。

7月的中美对话记者会上，周小川直言推动改革的决心。“我感觉，中国最高层领导都是说改革要有紧迫感，要只争朝夕，所以我们按此进行准备。”当时，利率市场化还差存款利率上限未放开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之后，几乎每间隔三个月，央行就提高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一次。2015年5月，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完成，2015年10月，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开。距离周小川重申改革时间表后不到两年时间，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

回顾改革，周小川说：“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

鲁政委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基本是按照顶层设计的这个设计图把它走出来了。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贷款后存款。”

两年前的一次城商行的宣讲会上，他被告知全球第一千家银行排名是中国的德阳商行。

“你知道德阳在哪儿吗？”四川省辖地级市，他很惊讶，“足以见得中国银行的发展。”

周小川一直对价格改革与优化资源配置抱以希望。在2015年3月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小企业贷款难、贵和利率市场化有关系，如果价格存在刚性的话，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就会有一定的障碍，在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供求关系就能得到更好的平衡。

但寄希望利率市场化通过价格调控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至今未出现令人欣喜图景。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贷款间的关系并不如与银行般明朗，在其他体制改革未跟上进程的情况下，一场在机制上放开了的价格改革对于金融生态的影响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