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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狭间直树:在“东亚”的视角下考察梁启超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高莹莹
2017-03-24 10: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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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毋庸置疑,梁启超是晚清民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笔锋常带感情,感染了不止一辈知识人。而漂泊东瀛那段岁月,可以说是梁启超一生重要的转捩点。狭间直树教授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持梁启超研读班,研读成果后结集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中译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初版,2012年再版)。2012年狭间教授应邀在清华大学作系列演讲,后整理成书,名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受澎湃私家历史栏目委托,高莹莹女士采访了狭间教授,并译成中文,对读者进一步认识梁启超定有助益。

狭间直树

澎湃新闻:您从事梁启超研究多年,此次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梁启超的书,可以说是您研究的集大成吗?您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与其他梁启超研究或者说与您早期研究的异同?

狭间直树:从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毕业以后,我研究的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只是最初的研究重心是辛亥革命时期以革命派为中心的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当时的研究成果有《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岩波新书1976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一直不断地努力希望弄清历史的真相,开始对梁启超感兴趣是因为受到宫村治雄教授的启发(宫村治雄:《梁启超论西方思想家》,《中国——社会与文化》第5号,1990年)。宫村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现在称作首都大学)是日本思想史的专家,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梁启超的西方思想论大部分是沿袭了中江兆民的《理学沿革史》。也就是说中国(乃至东亚)在接受西方近代思想的过程中,以日本为媒介的线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此我认识到阐明这一点是日本研究中国学者的工作。于是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展了“梁启超研究——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近代认识”为主题的共同研究(1993年4月—1998年3月),相关研究成果已集结成册:《共同研究 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みすず书房1999年版,中译本有《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初版,2012年第2版)。虽然梁启超研究在日本也早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但这本论文集的内容以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所以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十几年以后,2012年秋我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特别讲义由高莹莹翻译出版(《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后来又在日本出版了《梁啓超——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転換》(岩波书店2016年版)。后面这本书对亡命日本期间的梁启超进行了大量的论述,但是梁启超的贡献实在是太大,所以还无法说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澎湃新闻:对于梁启超,您在岩波现代全书中多次强调了其报人的身份,您认为这是他最主要的身份特征吗?

狭间直树:梁启超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1898年以前从事维新运动的书生时期,2.1898—1912年逃往日本期间领导舆论的鼓吹者时期,3.1912—1920年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时期,4.1920—1929年为提高人民知识水平而尽力的文化人时期。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他作为有学识的新闻人的活动虽然比较显著,但任何时候,梁启超都没有忽视政治的作用,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反映到他用尽浑身力量写出的流畅的文章中,以培养社会思潮。他的活动所涉范围极广,带来的影响过于巨大,因此很难简单地概括他最主要的作用。如果要说的话,可以称他为一个拥有社会责任与个人义务自觉的近代“知识分子”。

澎湃新闻:您新出的两本书都使用了“近代东亚文明圈”这一概念。近代历史上,“中日同文同种”“大东亚共荣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现在有不少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提倡东亚共同体,但存在的基础以及未来的发展似乎都不容乐观。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形成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说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的契机是什么?

狭间直树:“东亚”一词以及“中日同文同种”等说法所使用的历史很长。“东亚”一词首先是对东部亚洲地区的称呼,然后才有了历史及地政学上的意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东亚”。冠之以“大”字,“大东亚”便拥有了东亚盟主日本统治地域之意味,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成体联系起来。之前也有人倡导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对此尾崎秀实给予了非常正确的批判:“真正的东亚共同体如果没有中国民族积极的而非勉强的加入是不可能成立的。”(《中央公论》1930年11月)也就是说,“东亚”一词与日本的指导、统治联系在一起时,便出现了不好的事态,其结果就是1945年帝国日本的毁灭。

“中日同文同种”这一口号,字面上表达了一种对等、平等的关系,曾经也有这种语义下的用例。但是,当它被日本用作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行动上时,就会发挥遮掩、美化侵略的作用。而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

现在虽然有人提倡“东亚共同体”,但东亚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目前尚未看到能够在互让的精神下缔结共同关系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近代东亚文明圈” 所包含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是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还是强调东亚文明的共通性?其底色是传统的儒学、西学还是其他?如果以时代来划分,您认为其起始具体在何时?

狭间直树:说起“近代东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它以汉字为基本的书写文字,以汉文为高级文章,被称作“中华文明圈”。当它与西方异质的“近代文明”遭遇时,必须在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文明基础之上接受异质的新文明,转变成“近代东亚文明圈”。作为“中华文明圈”的底色,最值得关注的是系统阐释人类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关系的朱子学、与其相关的佛学等诸学,东亚各国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接受以西方近代科学(西学)为基础的近代文明的。

转变为“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开始时机是19世纪中叶,就清朝而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就日本而言是1853年的佩里来航(日美和亲条约)。朝鲜和越南,我认为分别是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日朝修好条规)和1882年的第二次对法战争(顺化条约)。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与“东亚”颇有关联。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学界也有学者从日本的影响方面研究章太炎等与梁启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您认为,在近代东亚文明这一框架内,如何评价这些与梁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您对梁启超情有独钟的理由是什么?梁启超本人对于东亚文明的形成有其自觉性吗?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受日本影响的知识分子很多。以翻译出版岸本能武太的著作(《社会学》,广智书局1902年版)而闻名的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章太炎1903年因苏报事件被抓入上海租界的监狱中时,料其将死,曾自负写道:“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玙、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癸卯狱中自记》,《太炎文录》)如此可见章太炎的学之根底在于“国学”。出狱后他继续活跃在《民报》,且于民国初年不屈抗争袁世凯的镇压,这些皆依据他的这一学问。这也是他获得“国学大师”之名的原因。(附带补充一句,在把传统学术改造成新国学方面发挥中心作用的是章太炎。)

相较之下,亡命日本以后的梁启超依据构成世界史的近代的思想之骨架“国家主义(国民国家思想)”,日夜奋斗希望能以此为基础重构中华文明。换言之,他实现了中华文明范式的转换,尤其对朝鲜、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对于“东亚文明圈”的形成,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高度的自觉。但是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受到动摇,在《清代学术概论》第27章(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他通过对谭嗣同的自我批评这一形式,表达了自己与“国家主义”之间的距离。

梁启超:以国家主义重构中华文明

澎湃新闻:在您的著作中,翻译在近代东亚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似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您认为除此以外,还有哪些要素是思考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必要内容?换言之,如果继续从事东亚近代文明圈的相关研究,您认为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探讨?

狭间直树:接受异质的新文明,首先需要“翻译”,这是出发点,但必须以使之变成可能的传统文明的根基作为前提,这一点无需赘言。翻译出现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各思想、学术领域利用翻译成果开展的活动,然后形成了各个领域的“科学”。这种在思想、学术层面的变迁是构成走向近代的时代更替的核心,与此相关,在产业构造、教育制度、国家体制、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各种变迁,虽然存在其领域特有的时间差,但整个时代在向近代迈进。

然而,地球上的近代具有多样性,譬如16世纪开始的西方的近代、19世纪开始的东亚的近代、此后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近代。诸多的近代虽然各有不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伊斯兰文明圈。总之,迈向近代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是人口的变化。20世纪初地球上的人口据说有15亿人(最多不过20亿),100年后21世纪的今天,地球的环境遭受到无情的破坏,全球人口已经激增到70亿人以上。

这里希望注意的是,在把彼方异质文明中形成的概念毫无错误地翻译过来需要极大的能量。在东亚文明圈的形成方面举一例说明。幕府末期,日本向西方(荷兰)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西周(NISHI Amane)是这样翻译西方近代科学的基础术语deduction与induction的。Deduction,在《学原稿本》(1869/1870年著)中,西周赋予该词以“引伸的思考”之概念,在此基础上经过研究,最后在《致知启蒙》(1873/1874年著)中用“演绎”二字,之后固定下来。“演绎”一词有准确的出处,曾出现在朱子《中庸章句序》“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中,是一个惯用词,但《中庸章句序》的原义与西方科学用语deduction之间依然存在无法填补的隔阂,作为翻译用词固定下来需要一个去理解这一差异的过程。Induction最初译作“引入的思考”,后来被翻译成“归纳”。在无数相似的案例出现在中国和日本以后,才建立起可以用本国语言能够进行高等教育的“近代东亚文明圈”的基础。

澎湃新闻:20世纪以后,无论是东亚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亚的冲击非常巨大。文化的影响力、对科学的重视,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外交领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近年,日本的武上真理子对孙中山的科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您认为孙中山与梁启超,在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框架下,有无可比性?

狭间直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对科学的关心大大提高,但是今天仅就孙中山与梁启超的科学观进行简单的阐释。孙中山学习了西方医学,他的知识与思考的基础可以说基本上是立足于西方科学之上的。武上真理子的《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日文版是2014年劲草书房出版的《科学の人・孫文》)收录了与医学及工学相关的论文,每一篇都是非常优秀的实证性研究论文。武上研究的方法论中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孙中山的科学思想放在所谓“大众科学”的水平上进行理解,将其与医学、工学第一线的讨论交织在一起进行考察。“生元”说与生物学的尖端研究的结合或许需要时间,但实业计划中的“东方大港”计划,其构想的框架日后却比较容易地得到了利用。

另一方面,梁启超的科学依据的是科学革命以后,19世纪发展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他的目标是拥有社会关系的“个人”成长为近代的“个人”,因此与孙中山的立足点稍有不同。

澎湃新闻:在“近代东亚文明圈”这一概念下,如何理解日本与中国各自的角色?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这一概念会提供怎样不同的思路?

狭间直树:虽然形成“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根基是中华文明,但最先成功地将其实体化的是日本。回首以往,日本掌握了摄取中华文明恩惠的经验,才在吸收西方近代文明中占据了优势。当初如何应对西方是两国共同的课题。但是学习了西方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在东亚确立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1898年创立的东亚同文会高举“中国保全”(当时用“支那保全”)之方针,就是亚洲主义口号化的表现之一。

不久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也将韩国殖民地化。此后捏造了所谓的“满州事变”建立了“满州国”,发动了以占领全中国为目的的中日战争,一头扎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大东亚战争”,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原本设想的是西到印度,南到澳大利亚,但没能实现)的文明圈,是日本人占据主人位置,让周邦各国从属其统治之下的文明圈。最终大东亚共荣圈,只给圈域内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几乎没有任何成效而走向消亡。

各种各样的文明圈若要其拥有历史意义,需要成员各民族建立平等的关系,能够发挥主权者的作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虽然充满困难,但不能放弃希望。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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