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尘埃与炼金术士，在加泰罗尼亚遇见达利

Jing

西班牙人可以分成两种，喜欢萨尔瓦多•达利的与不喜欢他的。在加泰罗尼亚的达利三角洲，我试图更接近他。

从苏黎世机场起飞的LX1956次航班在起飞十分钟后进入魔幻时间。我贴着舷窗向外张望，刺出云层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圆形天穹尽头连成一片，雪光洁白。底下云朵缓慢移动似海中流冰，冰块与冰块间有细碎灯火闪耀如水底磷光。这是一片没有文明也没有生命的冰原，而我们的空客321飞机缓慢地巡逻其上，像一艘飞船初抵宇宙中另一个陌生的美丽星球。凝望这幅奇幻景象，我坠入了黑梦中，醒来时饮料已经被收走。

如果这是那个翘胡子的超现实主义画家给我的第一份礼物，那我很乐意接受他的第二份——在从巴塞罗那去往卡达凯斯（Cadaques）的巴士上，我见到一片巨大的云朵动也不动，像缀在夜空的一块补丁，离奇的是它竟然是方形的。巴士拐上黑乎乎的山路，笼罩在这个怪怪大补丁之下的卡达凯斯，向我扑面而来。

第二天，当我在这个地中海边的白色小镇向Wolfgang Berus描绘这几个片断时，他说有什么稀奇的，这地方可怪了。1980年Wolfgang第一次到卡达凯斯度假时正碰上暴风雨。“风不是旋转着而来，而是咻咻地从耳朵边擦过，像刀锋，直接粗暴。”被吓坏的他躲在旅馆里，自觉奄奄一息，心想第二天说什么也要离开。次日清晨天气放晴，白色山城一洗如新——“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地方！”此后每年Wolfgang都要来度假，五年后索性把家也搬来。在城里窄窄的山道上他有个抽象画工作室，每天所作无他，不过画画、会友、晒太阳。

不仅是风景，Wolfgang也爱死了达利，“他是那样一个疯狂的天才，他的手指点石成金。”Wolfgang甚至后悔自己该早来几年，这样就能赶上画家身体好的光景，“你知道的，他爱一切宴会、高谈阔论以及年轻的艺术家朋友，总在利加特港口边那座奇怪的白房子里慷慨招待他们……”不过，Wolfgang仍是觉得自己沾到了光——把家搬到卡达凯斯后，他才发现这小城艺术氛围有多棒。也许是由于达利长居于此的缘故，山城里有许多搞艺术的年轻人，美国的芬兰的泰国的日本的，简直就像个小小的地球村。Wolfgang打开记事本，“如果你晚来一个月，就能赶上我策划的一个艺术展，有123名长居本地艺术家会参展，其中包括达利的好友Antonio Pitxot。”

人们很容易就对卡达凯斯一心一意。渔村不大，一个小时就能走遍，大块鹅卵石铺成的窄巷上覆满低低的野草，几乎每一条的终点都是地中海。太阳从东移到西，在白色石墙上照出植物的影子。石滩上有狗不停地勇敢奔向海水，又折返回来，20岁的老猫James蜷在教堂外面的长椅上，据说自它还是一只小猫起就流露出对这个位置的无比忠诚了。十点了，教堂钟声响起，不悠扬，只是轻而钝的“叮叮”两下，像此地一切朴拙景象。

用Wolfgang的话说，当整个老欧洲都在改变的时候，卡达凯斯却卡在了时间的缝隙里。此话不假。Joan Vehi在Esglesia巷有个摄影工作室，在他活到现在的84年人生里，除了有限的几次出国旅行外，都在卡达凯斯度过。工作室里挂满了渔村的春夏秋冬、克雷斯海角的嶙峋曲线、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这里从不改变，但再住一百年也不会厌倦，因为独一无二”。问他最爱的小城风景，答案不出所料——“所有”。

当地媒体称Joan为躲在阴影里的艺术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拿相机的那个人，而是他拍照的对象太有名。从1952年开始，应达利邀请，木匠出身的Joan为他制作家具。从椅子到桌子再到床，把达利的怪灵感一一变作现实。也许是合作愉快，几年后Joan成了达利的专属摄影师。满墙的黑白照片，绘出了画家几乎半生的脉络。“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总认为他是宁静平和的人。”确实如果忽略掉那两撇标志性的胡子，照片上的达利就像个普通村民，甚至有时还流露出怯生生的神情。想起他的自白：“疯狂只能存在于艺术，存在于现实生命则是悲剧。”或许那个爱炫耀爱出风头的达利，也是这个怪人声东击西诡计的一部分？

沿曲曲折折的海岸线一路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达利住了半生的房子。从1930年在渔民手里买下第一间四平方米的小屋子开始，他和妻子加拉就住在这个小港口，除了战争时逃亡的几年，他们一直定居此地直到1982年加拉去世为止。

绕过门口一艘破渔船，甫踏进这间白屋子便被各种有趣的细节骤然席卷。客厅里的北极熊与河豚、泳池旁的红唇沙发、一个屋子里有东方式的帷幔垂地，几乎想让人燃一柱熏香；另一个屋子却像美国西部片的猎人小屋，一枚装饰用的牛角标本注视着餐盘，还有无所不在的镜子，一会儿照出画家的照片一会儿是我上下颠倒的脸，把本就繁复的室内设计更陡然夸张了一倍。花园是最值得逗留的地方，不仅因为那枚红屋顶上极具象征意味的鸡蛋，而是看了那么多色彩缭乱的东西，我真的需要在西班牙的阳光下晒晒眼睛。

我的导游Anna走过来，“你怎么了？”我告诉她不怎么喜欢达利在家居上的品味。她笑起来：“我也不喜欢。”想了想，又补一句：“可是他就喜欢不舒服。”

从《记忆的永恒》到《西班牙内战的预感》，达利的作品总能轻而易举把人带到另一个怪异的世界，那里万物扭曲、时空凝固、死寂一片，给人一种不适感。达利说那是因为他触及到了人类潜意识的缘故，但弗洛伊德打了他一个大巴掌，“你的画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

同弗洛伊德一样，Anna也不太看得起达利，尽管她承认他是个天才。“太爱哗众取宠了，到处签名作秀，他甚至还给纽约第五大街设计橱窗呢。简直不像一个加泰罗尼亚人。”

“加泰罗尼亚人怎样？”

“哦，我们比较像法国人，勤劳工作，享受生活，言行低调。”最后她总结称，“达利像是个马戏团小丑。”

我想反驳说法国人可不勤快，张了张口却没出声。最后我们在卡达凯斯的早春阳光里同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打破尴尬建议我说，你该去看看克鲁斯角，美极了。

于是便驱车往东北方向而去。克鲁斯角在西班牙最东端，被橄榄林和嶙峋岩石包围着，是达利最初的灵感来源。遗憾的是，我没找到那些非常奇特的岩石，但我感受到了卡达凯斯人所说的独一无二。当天我吹到了活到现在最大的一场风，吹破了我的鞋子吹走了同伴的眼镜，路边的一辆Land Rover不停抖动。我们步履踉跄、视线模糊，看了一眼荒凉的蔚蓝海面和拍在礁石上的滔天白浪就跌跌撞撞回到车里，仿佛两个误闯了达利画中超现实空间的倒霉鬼。

菲格拉斯（Figeures）与卡达凯斯车程不过一个小时，景观却大为不同。铅色天空下，旧旧的砖红房子层层排开，我走过一个街区，路过一间阿拉伯人开的小超市、一个泛着垃圾臭味的仙人掌街心公园和一家贩卖厨房用品的商店，还有一些写着铭牌的私宅，铁门紧闭，窗帘拉起。难以想象这乏味的小镇能诞生达利那样的“疯子”。

也许正因如此，达利在1974年亲手设计的戏剧博物馆就显得格外有趣了。与其说是博物馆，不如说是达利跟众人开玩笑的地方。这里摆放着画家最为著名的那些作品，无一例外都穿插有他热爱的荒诞把戏：一幅望海的裸体加拉背影油画，走远了看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肖像；登上Mae West房间里的一架梯子，透过镜子你会看到这名美国女星的面容……达利曾说经他的手万物成金，这种超然的自信在博物馆里四处流淌，哪怕在《柔软的自画像与煎熏肉》这幅极度抽象的画里，也能瞥见这个翘着两撇细胡子的瘦男人依稀在说着他的名言——“谦逊不属于我的美德”。大厅中间有达利的墓石。喜欢热闹的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埋葬自己，也好，每天都能高朋满座。

我必须承认自己也像Wolfgang一样沉浸于达利的天才游戏中，他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想像力令人赞叹，他笔下的加泰罗尼亚海岸充满荒凉与诡异的美。他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可是我也同Anna一样，不太喜欢那个注重形式、玩弄诡计的艺术家，那个接受了美国有钱人的委托去设计珠宝设计橱窗的生意人。可是他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曾经得到过黄金时代的一切，然后又失去了大半世界。征服和不安始终是他们的两面。西班牙人时而可以无所畏惧地去追逐自我与梦想，时而又转身乞求一个吃饱了饭的肚子和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铺。矛盾与他们终身伴随。

Duran旅馆的老板LLuis Duran从1949年起就认识达利，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家家庭旅馆距离戏剧博物馆只有五分钟脚程，达利和加拉几乎每周都到旅馆吃午饭，坐在酒窖里固定的位置上，饭后在101房间小憩。

我们坐下来，点了达利最爱的鳕鱼，座位后方的墙上挂着许多达利的照片，不少是他少年时代的，还有几封他写给店主的信。LLuis注视这面被回忆占据的墙壁：“达利生活中一点不疯，待朋友非常好，又慷慨又随和。前几天我搭五个小时的火车去巴黎，看了他的回顾展。就像看望一个老朋友。”

他没有再说话，也许是陷入了回忆。幸好鳕鱼适时地上桌了，摆盘相当漂亮，那些奶油泡沫和墨鱼汁简直就像克鲁斯角的礁石与海浪，而煎得焦黄的鱼皮看起来是加泰罗尼亚荒原里屹立了好几百年的破旧城堡。

达利倒确实有栋城堡，确切地说，那是他献给加拉的城堡，就在离菲格拉斯几十公里的原野中，一个名叫普波尔（Pubol）的不通公交的小村庄。

加泰罗尼亚的冷雨倒下，我裹紧衣领，小跑进这栋有些阴森的房子。老房子特有的霉味窜进鼻腔，但更令我不适的是那个门楣上举着宝剑踩着云朵的俄罗斯女人。

这是加拉的领地。达利一生都将她视作缪斯女神，甚至没有她的邀请，他不能踏进这城堡半步。城堡中摆满了各种达利搜罗来献给加拉的礼物，从Dior礼服到绘有她形象的碗盘、珠宝、国际象棋……加拉去世后被葬在这里，达利也随之从卡达凯斯迁居至此。在画室我见到他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一些抽象的线条中有两撇着墨特别深，像他永远打理得一丝不苟的胡子，也许这是一幅自画像。

达利基金会的Jordi Artigas相貌斯文，他将达利比作堂吉诃德。“他们同样具有能把寻常事物看得不寻常的能力，他们同样热爱冒险，追逐一些我们很难理解的东西。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些人不喜欢他。”

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达利曾经那样赤裸裸地说过：“我们实际一点，一年给我300万美元，我连画笔都不碰。”

诗人洛尔伽曾为他写下诗句：“当你在海边时，尤其当你描绘吱嘎的声响和小尘埃时，请记得我。”两位好朋友后来因为人生理想上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一个在战争时留了下来，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死，一个逃去了美国追逐名利。也许是因为这段历史，尽管达利确实深具天分，有些西班牙人却认为他不爱国，对他视若灰尘。

“可是，战后达利又回到了西班牙，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而毕加索却住到了尼斯。” Jordi说。

城堡庭院的林荫掩着几尊大象雕塑，长着蜘蛛般的细腿。达利曾说这种象来自太空，行走在沙漠中，带来艺术、美、欢爱、力量和知识。它们背负着权力的诱惑，永远不死。

那一刻我部分同意了Jordi所说的，达利也许可以就是堂吉诃德。但他也可以同时是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潘萨。既是空气中一颗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是伟大的炼金术士，那才是最完整的一个他，生于此、爱于此、葬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