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精准扶贫要切实防止平均主义

全国政协委员范小建做过6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卸任后到现在也还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每年两会，他的大量建议和发言都围绕着扶贫工作展开。

不过，范小建还有另一个身份：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会长。1976年，23岁的他刚大学毕业，就到西藏工作了3年，5年后又二度进藏，做过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自治区政府经济体改办主任。就在去年他还出版了《西藏农牧业发展方式研究》的专著。

今年两会上，结合藏区和扶贫的双重工作经验，范小建准备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国家设立专项解决西藏及四省藏区牧区牛粪捡拾车问题。

“因为在西藏工作多年，我对藏区的事比较关注。我总有一个感觉，中国这么大，就算是全面小康了，东中西部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城市和农村肯定是不一样的，农村和牧区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范小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

据范小建介绍，根据最近的调查，西藏农牧区80%以上的生活能源要靠烧牛粪，在牧区这个比例更高，而这种情况到2020年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对牧民而言，捡牛粪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且主要是靠妇女来干。

“刚巧，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研制了牛粪捡拾车，我们就一拍即合了。”范小建说，这种高原牛粪捡拾车效率是传统方式的5-10倍，造价也较低，每辆不足1000元。他建议将高原牛粪捡拾车列入国家农机补贴目录，同时在西藏和四省藏区设立扶贫专项，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捡拾小车进行再扶持。

据其测算，如果按每台车补贴30%计算，西藏及四省藏区牧区总共需要2.1亿财政资金。针对西藏及四省藏区大约25万户建档立卡贫困牧民，如每户补贴700元，所需财政补贴资金大约1.75亿。如再扩大到内蒙和新疆，所需财政补贴资金总量在10亿元左右。

“做点老百姓身边的事，感到心里很踏实。”范小建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在澎湃新闻专访过程中，他也多次敲打地方扶贫干部，“做好精准扶贫，必须坚持‘扶真贫’的原则，切实防止‘平均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一条最重要。”

要算账，但不能只算账

澎湃新闻：去年国务院扶贫办曾介入调查甘肃杨改兰事件，事件暴露了扶贫工作中的哪些问题，系统内部对此有没有一些讨论和结论？

范小建：杨改兰事件令人非常痛心和震惊。因为我没有介入相关调查，所以也不了解更多情况。我知道的是，甘肃省在事件之后，进一步提高了扶贫退出的标准，严格了退出程序，努力防止相关问题的发生。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提过“不能搞所谓的数字脱贫和假脱贫”，在这方面就您所知地方上有哪些不当的做法，您认为科学的脱贫衡量指标应该是怎样的？

范小建：不当做法很难一一列举。可以向你介绍一个情况，去年扶贫系统进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动员了近200万人进村入户开展核查，共剔除识别不准的人口929万，又补录了贫困人口807万，识别的精准度进一步提高。各地严肃查处建档立卡中弄虚作假、失职渎职、优亲厚友等行为，处理相关责任人7465名。

中央办公厅在2016年4月颁布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意见》明确，贫困人口的退出，要以户为单位，要在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超过国家标准，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前提下，经过民主评议，村两委和工作队核实，贫困户认可，公告公示后才可以退出。

实际上，在《意见》出台之后，各地都在实践中探索。中央一再强调，不能用简单算账的办法把贫困户“算”出去。人均收入超过国家标准只是脱贫的基本条件，而能否实现“脱贫”，还要看能否真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所以，有的省就适当调高了脱贫标准，“三保障”的实现情况还要由主管部门签字才行。这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

澎湃新闻：在目前各级签订责任状、抓时间表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效率和质量的统一，在机制上避免基层干部“运动式扶贫”的倾向？比如在基层干部考核上有没有一些办法？

范小建：要防止急于求成、赶进度和层层加码。我看一是要注重教育，二是要严格督查。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一条最重要。

其实，从目前的政策力度和工作力度来讲，总体上实现2020年脱贫攻坚的任务是有条件的。但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此外，要做好精准扶贫，必须坚持“扶真贫”的原则，切实防止“平均主义”。

对基层干部的考核我没搞过，我想也应该贯彻上述精神，要算账，但不能只算账。

澎湃新闻：在目前的挂包帮机制下，出现了精准扶贫补助差异化问题，有个说法叫“领导送牛、职工送鸡”，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范小建：针对挂钩帮扶，国家没有统一要求。帮扶单位和干部个人的能力不同，从来不能要求整齐划一。

少数贫困县贫困发生率还在20%以上

澎湃新闻：最近井冈山和兰考相继宣布率先成为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在您看来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831个贫困县要达到摘帽标准线，难度大吗？

范小建：能够做到实实在在率先脱贫是好事。中央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规定，贫困县的退出，要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原则上贫困发生率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要降到3%以下。退出的程序是：县提出，市初审，省核查，确定退出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再由省审定报国家。国家还要组织专项检查。

832个贫困县全部退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据了解，有少部分贫困县到去年年底的贫困发生率还在20%以上，还有4年的时间了，这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澎湃新闻：精准扶贫现在还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目前探索了哪些好的办法？

范小建：生态贫困地区、因病返贫和丧失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家庭，这都是一些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我认为，对于不同的生态类型地区而言，要有不同的对策。青藏高原缺温，沙漠化地区、黄土高原缺水，石漠化地区缺土，这些地区都天然地缺少某一种农牧业发展的元素。对于这些地区首先是要因地制宜地调整生产结构，然后就是发展设施农业，体现防灾避灾的要求，再有就是开展劳动力的转移培训，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更多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牧业发展要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要解决的问题的确不少。

澎湃新闻：目前对因病返贫的全面摸底情况如何？怎么解决？

范小建：2016年，经过卫生部门和扶贫部门的认真核对，有病人的贫困家庭大概是553万户。对于因病致贫的群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落实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大病救助、低保等措施，完善兜底性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就是要努力改善生存环境。我知道有些地方病高发的地区，通过移民搬迁等措施，改变了他原有的生存环境，发病率就明显下降。

澎湃新闻：在推进“低保兜底”“两线合一”工作方面，各地进展如何？

范小建：低保与扶贫两项制度的衔接，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新的探索，比如青海和湖北，去年都实现了把全部低保人口全部纳入建档立卡，为“两线合一、低保兜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权力下放到县，还有点接不住

澎湃新闻：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机制。去年审计署几次公布相关审计报告，都提到扶贫资金闲置、被套取，许多扶贫项目效果不佳。针对这些情况，您认为问题根源分别在哪里，有什么对策建议？

范小建：产生这个问题原因比较复杂。但从大的方面看，大体上是不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资金相对比较充裕了，二是资金管理权限和项目立项权从省下放到县之后，下面还有点不适应，还有点“接不住”，三是相关的制度还跟不上，四是人的管理能力，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以及人力本身。

解决的办法，一是完善制度，管理权限下放要有一套相应的管理制度，二是教育和培训，要使大家懂规矩，三是监督，内部的审计和外部的监督都需要，四是惩治，对敢于以身试法者要严肃惩治。

澎湃新闻：目前部分地区贫困村“空心化”率问题较为突出，这给扶贫工作带来哪些困难？

范小建：“空心化、老龄化”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需要研究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但我认为，很难一概而论。一个村子，年轻人大部分都走了，是不是就不管了，要看具体情况。我知道，在有些地方，引进某些企业对旧村庄进行修旧如旧的改造，然后发展旅游，效果也很好。有些地方，人走了，但地还在，通过土地流转，引入龙头企业，为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当然，对于留下来的老年人，也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民政系统的“幸福院”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