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大鹏：罗杰·克劳利，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绅士

我与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先生结缘，是始于他的文字。

2011年11月，我到阿联酋的沙迦，遇见英国文学经纪公司The Marsh Agency的代表，偶然发现了克劳利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一书，当时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类型吗？也就是文学性比较强的严肃历史著作。回国后，我向国内一些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但当时没有人感兴趣。这就一直到了2012年4月。于是我告诉The Marsh Agency的代表，将来如果有某一家中国出版社对这本书感兴趣，请一定要告诉我。光阴似箭，时光流转到2012年10月，英国人告诉我，有人要买《1453》的版权，会介绍给我认识。

就这样，在最初看到这本书的一年之后，我结识了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品牌的董风云先生。这是我和甲骨文合作的第一本书。我也就是这样，走进了克劳利的海洋世界。此后我陆续翻译了他的四本历史著作《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这于我而言是一段愉快的经历。克劳利的作品不是学术尖端，也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是精彩绝伦的叙述，尤其文采斐然（让作为译者的我费了不少脑筋，希望没有过于辜负他）。

充满好奇心的绅士

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与克劳利笔谈，讨论问题（比如两个历史人物重名，在有些资料中被混为一谈，但其实是两个人），但直到2016年12月克劳利应邀来中国发布他的新书《征服者》，我才有机会见到这位老先生。

随后一周，我有幸陪同克劳利在北京、上海和南京旅行，举办了几场活动，也与他作了很多天南海北的闲谈。克劳利的丰富知识、谦逊涵养都让我无比敬佩。他是个待人诚恳、直率温文的绅士，礼貌客气也都恰到好处。每次公开活动，他都非常愿意回答观众的问题，哪怕早已经过了预定时间，也坚持让大家把问题都提完，并一丝不苟地解答。无论多少读者请他签名，他都一一应允，笑容可掬，连在一旁的我们都觉得他太累了、应当休息了。他也总是会满足读者的不同签名要求，写下各种祝福的话。

克劳利通晓英、法、意、西、葡、拉丁、希腊、土耳其八种语言，与同行的董风云（曾在法国留学）一路用法语谈笑风生，让我好生嫉妒。克劳利说，他小的时候（他生于1951年），中小学课程里还有拉丁文希腊文的教育，但英国现在的中小学一般不再有这两门古典语言的课程。值得敬佩的是，当他要着手研究葡萄牙地理大发现历史的时候，就首先从零开始学习葡萄牙语，并且他需要读的史料往往是16世纪的古葡萄牙文。短短两年时间，他的葡萄牙文就达到熟练阅读史料的程度。

他的作品与中国无甚关系，但仍取得了惊人的销售量。他应腾讯大家赵琼女士的邀请撰写专栏，赢得了更多拥趸。这次他本人来华，读者的热情更是令人颇感意外。据统计，他在三地签售的书就多达1500册。他开玩笑地说，因为签字太多，回国之后他需要新的手。克劳利说，他的前三本书在英国一共卖了9万册，在中国则售出超过20万册；他的英国读者大多为中老年男性，而中国读者大多为青年，而且有很多女性读者。这两点都让他吃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克劳利、董风云和我三人作过讨论。

我的判断是，这类作品的受众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专家的严肃读者。比如克劳利的读者当中有很多律师、医生、工程师、程序员等。这些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拓阔视野的需求和意愿。这个群体在中国还是相当大的。当然，这类书的销量永远不可能与通俗文学之类的作品相提并论，比如绝不可能卖到《哈利波特》那样。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书是奢侈品。一方面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认真读比较难的书，也需要消耗很多精力。所以，总结一下，我个人觉得通俗类学术读物的市场相对于现在而言，会继续增长，然后到达一个比较稳定的份额。

克劳利先生第一次来中国，对中国的饮食充满好奇和冒险精神，什么都愿意尝试：在北京吃了猪蹄，在南京吃了鸭血；尝试了煎饼果子、街边小吃。他说除了狗肉之外，他没有任何饮食禁忌。这一点，和很多抱怨“中国人什么都吃”的洋人不一样。在克劳利眼里，显然没有什么“奇怪”而不能吃的东西。或许是因为他游历广泛、见多识广吧。

父辈的战争

《海洋帝国》一书的献词是“献给乔治，他也曾在这片大海战斗，并带我们去了那里”。乔治是克劳利的父亲，曾是海军军官。克劳利家中还留有父亲所在的军舰在二战末期停泊的照片，据他的描述，停泊地点应当是上海外滩。克劳利讲了关于他父亲的很多故事。二战初期，乔治在英吉利海峡作战，此时英德两国海军之间还颇有些骑士风度。一次，乔治所在的军舰击伤了一艘德国U艇，迫使其上浮，将其俘虏。德国军官被带上英国军舰，并被视为客人，与英国军官一起用餐、打牌、聊天，最后被客气地送到英国。然而过了没多久，战争变得越来越残酷，这样的骑士风度也就越来越稀罕了。后来，在英吉利海峡，乔治所在的军舰击沉一艘德舰，不少德国人落水求救。当时丘吉尔禁止搭救落水的敌人（部分原因是搭救敌人的时候，自己处于脆弱状态，很可能被其他敌人打击），乔治奉命向水中发射炸弹，炸死多名敌人。几十年后，乔治告诉儿子，当时他并无感觉，但时隔多年常常被噩梦惊醒，看见德国兵在水中垂死挣扎，哭喊“Mutter！”（母亲）唯一值得欣慰的是，1945年之后，英国与德国一直是和平的关系。

乔治在二战末期待在亚洲，曾参与接收从日军战俘营中解放的战俘，包括大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人。据说乔治看到这些战俘被日军折磨得形销骨立，从此对日本产生恶感。1945年之后，乔治对德国有浓厚的兴趣与好感，买过很多德国商品，但拒绝买日货。在亲历二战的英美人当中，这种对德国与日本的不同态度，并不鲜见。

“naive”的美国人

克劳利与我们谈起70年代他在土耳其的生活。他曾徒步在土耳其农村（当时还有半游牧的人群）旅行，与山民、羊倌交往。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对这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予以热情好客的接待。他对那个时代的土耳其印象极佳。当然，西欧人对“东方”的理想化与美好向往是文学的恒久主题，也受到过爱德华·萨义德等学者的批评，但克劳利对这个自己曾度过一段青春岁月的国家，充满了好感。我们聊天的时候，正是2016年土耳其军事政变之后，埃尔多安采取激烈措施，土耳其离入欧盟的理想渐行渐远，并且就在那几天，伊斯坦布尔发生了炸弹袭击。从他的言语中，我深刻体会到他对土耳其文化的热爱，以及对新的悲剧的惋惜。

说到土耳其，克劳利作为土耳其问题专家，曾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为美国海军高级军官讲课，介绍土耳其国情。他还在德国法兰克福向美国驻欧陆军军官讲课。有意思的是，据克劳利说，讲课的一共有两位专家，除了他之外，另一人也是英国人，并且那人专攻土耳其当代高级文武官员的背景研究，讲起课来对数百名土耳其高级军官的宗教信仰虔诚程度、教育背景、晋升履历、社会关系、兴趣爱好（比如说到其中一人酷爱钓鱼）等细枝末节都一清二楚。这让听课的美国军官大吃一惊。克劳利轻描淡写地说，作为英国人，他觉得与美国人打交道非常“interesting”，因为美国人非常“naive”。

我在这方面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就读书的印象而言，英国人或许是因为拥有历史悠久的殖民事业，与世界各民族的接触多，所以对外国的研究非常深入，这在很多方面是“天真的美国人”不能比的。在统治外邦、镇压外族起义、反游击作战、研究外族等方面，看来即便大英帝国早就没有了，英国人仍然是老师。至少是美国人的老师。

人类的“共同命运”

我们和克劳利还聊了很多时政与生活方面的问题。很多中国人（包括我在内）的印象是，西方人的子女与父母关系不像中国人这样紧密，子女的独立性很强，比如子女成年后极少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很少依赖父母买房和带孩子。有意思的是，克劳利说，在这些方面，英国近些年在发生变化，因为年轻人的工资水平低，伦敦这样大城市的房价猛涨（他特别提到，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到英国大量买房，抬高了房价），所以年轻人买房基本上都需要父母支持。另外，因为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大，全职母亲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家庭需要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带孩子。

克劳利说，英国的移民问题与法德有很大不同，英国一直对自己的边境有比较好的控制，拒绝接受欧盟分配的难民。所以英国人为之纠结的移民不是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等地的战争难民或气候难民，而主要是依据欧盟法律可以自由流动到英国工作的东欧人，如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等。其实这和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有点像，这些外来人口愿意接受（与英国人相比）较低的工资，愿意从事英国人往往不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在厨房打下手、清洁卫生间等）。很多英国人责怪这些外来者拉低了英国的工资水平，歧视他们。但这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人，为英国经济作了很大贡献，可他们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权益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克劳利讲到的英国当代生活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有的问题在中国出现得甚至比在英国更多。比如专门针对不熟悉科技的老年人的神乎其神的“互联网金融”诈骗，幸运地在正确时间买房的人不需要工作就可以吃租舒适度日，青年人在大城市艰难的“漂”，人口老龄化导致财政不足以支撑养老金，不一而足。看来，很多难题是全世界的难题，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真的是面对着“共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