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少将：这一轮改革中，有大批军队干部要退出现役

近日，国防费增长、军改等军事热点话题在两会舆论场中被再次激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少将。

问：根据3月4日上午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信息，2017年中国国防费预算增长的幅度是7%左右，在GDP中占的比重约为1.3%。您怎么看待这个增长幅度？

陈舟：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国防预算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分别为12.7%、11.2%、10.7%、12.2%、10.1%。2016年中国国防预算为9543.54亿元，增长7.6%，2017年连续第二年以个位数增长。中国国防费增长是合理合法、适度稳健和可持续的。

我们今年国防费的增长有一个明显的标志——突破1万亿。中国国防费自1999年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以来，到2016年上升到9543亿元，2017年突破1万亿元，18年增长了10倍。这标志着我们的国防实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也显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突出标志是：我国的国防科技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武器装备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一大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一大批新型装备交付部队，科研生产能力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军队有效履行新的历史时期使命任务，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军队积极参与国际维和、海上护航、国际反恐和人道主义救援，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我们在考虑国防费增长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客观、非常理性的判断，而不是因外部因素的突然变化就改变整个国防费增长的规模，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应该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并不面临着大规模的战争威胁。我们将来面临的是由于外部因素引发的局部战争、武装冲突，所以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立足点放在要打赢信息化战争，而且要突出海上的军事斗争准备上来。

问：今年国防费的增长主要用在哪些方面？

陈舟：今年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加大武器装备建设投入，改善部队训练条件，保障军队各项改革和提高官兵福利待遇需要，以及对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加大投入，最后还需要支持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

之前我们会说军费的增长是一种补偿性增长，现在应该说我们的国防费增长进入一个适度稳健的、可持续的发展阶段。我们根据国家的战略需求、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需要，来考虑我们国防费的增加，同时也是适应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我们国家在2010年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近几年来尽管遇到一些困难，但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去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经济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这为我们加快和推进国防现代化奠定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

问：一些西方国家说“中国军费不透明”，还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国防费的增长存在担忧或者质疑，我们似乎需要不断解释国防费增长的合理性？

陈舟：军事透明度的问题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国家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我们整个国防费的开支，每年都要提前做预算，由全国人大来审批，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我是人大代表，每年都在审查国防费的预算，国防费的每项开支在代表们审议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的。另外，自1998年开始，每两年发表一次的国防白皮书，对国防费保障范围、增加费用的主要用途、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审计制度、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等情况进行介绍。

中国现在还加入了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按照联合国的要求每年提交上一财年的军费大项目的开支，涉及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装备费等。中国国防费是客观、透明的，没有什么“隐形军费”。

我们常说，政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一个国家是不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主要不在于它的国力军力是否强大，而在于它奉行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习主席讲我们永不争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所以我们国家是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在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背景下，我们推进国防科技现代化，建立与我们国家大国地位相称、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发展利益相一致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实际上，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大国，我国国防费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和军人人均数额，都是比较低的。从2007年到2016年，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32%。2016年，中国国防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28%，不仅远低于美国3.5%、俄罗斯3.7%等世界大国的比例水平，也大大低于2.4%的世界平均水平。

2016年，我国年度国防费为9543.54亿元，相当于美国的24.6%。我国人均国防费为690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18、日本的1／4、英国的1／9、俄罗斯的1／5；军人人均数额为41.77万元，是美国的13.58%，日本的34.4%，英国的22.98%。

每一次国防费的增加总会引起一些这样那样的猜疑，有一些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就摆事实讲道理，我相信可以增进相互理解。但如果有一些敌对势力恶意曲解，比如把中国国防费增加作为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借口，我觉得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于这类视事实和道理而不顾的论调，必须揭穿他们有意曲解的真正用心。

问：如何理解“军费投入会偏向发展海军”这种说法？我们会发展多少艘航母呢？

陈舟：目前，我军整体上仍属于陆战型、国土防御型、人力密集型的力量结构。由于地缘环境复杂和维护国土安全的需要，我国必须保持强大的陆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战争形态的变化，我们需要精简陆军和压减老旧装备部队，加快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的建设。在国防资源配置和国防费投入上，应该加大向这些军种倾斜。

特别是中国已经确立了建立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海军这几年来发展的速度比较快。航母是发展海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的辽宁舰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无论是试验、训练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目前我国的第二艘航母进展顺利，已经完成了合拢，正在安装设备。除了辽宁舰，我们还需要建立航母编队。至于中国将来需要多少个航母编队，这要根据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需求最后确定。我们海军的发展、中国军力的发展都会是有限的、适度的，我们不会像美国一样建立12个航母编队，这对中国没有必要。中国会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型的国防政策，我们的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地步，这一点不会改变。

问：军队“脖子以下”的改革已经开始，能不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改革的进展情况如何？

陈舟：我们目前推进的是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是推进军队组织现代化的关键一步，是对我军力量体系的一次整体性重塑。这项改革包括军种比例的调整、规模的压缩和军队政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涉及文职人员制度、军衔主导的等级制度、军官职业化制度的改革。

同时，随着整个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深入，包括军队院校、科研机构和训练机构的改革正在推进，院校精简合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改革的目标就是将构建院校教育、部队训练、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建设大型综合性训练基地，构建实战化训练环境，开展跨区训练、对抗训练和远海训练等，这都将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问：今年会有大量的军官转业，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入手，我们该如何做好转业军人安置工作？

陈舟：这一轮改革中，许多干部要调整分流和编余安置，有大批干部要退出现役，在国家层面将进一步加强退役军人的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要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的政策制度。我们会看到，将来会有一系列新的制度政策出台。

地方政府应该服从中央的、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应该站在安全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从习主席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义，进一步认识到做好军转安置工作的重要性。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需要的就是根据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在改革中加以完善、健全，不断推进新的政策，使我们的军人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

问：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接下来军民深度融合的需求在哪里，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军方更青睐和什么样的企业合作？

陈舟：军民融合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比如说航天发射、航母的建设、导弹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等，实际上都是军民融合的产物。近几年修建的数十条高速公路同时也可以起降军用飞机，这就是一种备战型的高速公路，这应该是军民融合的典范之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形成一个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态势。全要素融合，就是促进信息、技术、人才、资本、设施、服务等全部要素和全部资源，在军地两大体系中双向流动、渗透兼容；多领域融合，就是由主要面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多元经济成分延伸，由经济、科技、教育等行业向全社会覆盖，由传统安全领域向新型安全领域拓展。高效益融合，就是坚持国家主导、市场运作，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励多元力量、优质资源服务国防建设，实现经济效益、国防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

实际上军民融合很大的考虑也是资源的综合配置，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励多元的力量、优质的资源，来服务国防建设，走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军队现代化道路。

问：在军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在政策法规上有什么考量？

陈舟：现在已经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法规。这个很重要，因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健全军民融合组织发展的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和政府制度体系。那么健全政策制度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我们不能说协调工作都是靠感情，解决问题靠关系，多做工作多吃亏。要制订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来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原标题为《“我们不会像美国一样建立12个航母编队”——本报记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