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选｜亲历托卡狄罗示威：当政客菲永遇到福煦元帅

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游行示威并不罕见，甚至可以算作法式政治的一大特色。2015年初《查理周刊》血案之后，法国朝野一度发起150万人规模的巨型示威；在随后的反劳动法风潮中，延绵数月之久的“黑夜站立”（Nuit Debout）运动吸引了全球目光。而3月5日刚刚发生在巴黎托卡狄罗（Trocadéro）广场上的一次示威，论规模不如前者，论持续时间不如后者，却引发了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究其原因，这是一场由政治人物临时动议、目的在于造势纾困的政治行动。这场行动的缘起，乃是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自一月底以来卷入妻子涉嫌空饷丑闻，到3月初危机发酵到临界点，外部面临司法调查，内部候选资格备受质疑，竞选团队高层主管离职，选战大有崩盘之势，因此菲永临时号召铁杆拥趸上街对他表达支持。也正因有“挟民意对抗司法”的动机在内，这次示威被法国政界、学界和媒体抨击为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

在距离法国2017年大选仅一个半月之际，在这个托卡狄罗广场这个历史意蕴深厚的舞台上，本文作者正是当天数万人群中的一员。近距离观察这场“民粹主义”戏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都不乏深切体会。

一场本土中产阶级的示威

3月恰逢巴黎的阴雨季节，5日上午，看上去天公不作美，整个巴黎地区阴云密布、风雨交加。通常而言，选举政治中天气对投票率/出席率会有微妙影响，恶劣天气无疑是减分因素，这不免让人对菲永造势的效果有所怀疑，考虑到此前他在外地的竞选集会人气惨淡，当天上午颇有“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感觉。

然而到了午后时分，天色开始逐渐放晴，甚至出了太阳。这对菲永阵营来说，堪称有如神助。虽然事实上整个集会期间天气都阴晴不定，一度暴雨如注，但对于拥趸来说，刺破云层的一线阳光，或许就象征着转机。

据笔者在广场上的粗浅观察，参加挺菲永示威的人群具有相对明显而单一的特征。从年龄层上来看，40-60岁群体几乎可以占到全部示威者的一半以上，其次是60岁以上群体，甚至不乏白发老人（这恐怕和此次活动得到天主教保守派组织Sens Commun的大力支持有关）；相反，30岁以下年轻人比例较低，即便有，也往往是全家集体行动。从性别上看，女性参与程度很高，基本可以达到“半壁江山”的地步。从人种上说，可以说白人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笔者在现场全程停留期间，视野范围内上万人，而非裔和亚裔不超过十人，而且往往有白人伴侣。也正因如此，笔者的亚裔面孔在现场经常能收获其他参与者略带诧异的目光。

此次示威活动的一个特点是，现场没有标语林立，相反是整齐划一的红白蓝国旗。早在示威前一天，组织者就明确表示，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国旗，除此之外谢绝任何其他旗帜或标语。而且在人流必经通道上免费发放国旗。从现场来看，这一措施的确收到良好效果，很容易塑造出“万众一心”的氛围。一些示威者自制的标语被劝阻，留在了集会的边缘区域。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小动作，例如一些示威者身上佩戴标语贴纸“别动我的选票”，意指菲永此前通过四百万人投票的党内初选成为合法候选人，不容罢黜。

置身于这场集会当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绝大部分示威者体现出对国旗的政治/环境双重尊重。因为风雨交加，现场经常发生国旗飞上天的情况，但却极少看到落在脚下被践踏。被遗落的国旗很快就有人捡起。而最令笔者动容的一幕发生在托卡狄罗地铁站附近：一对老夫妇面对别人撤离时扔在垃圾桶里的国旗摇头叹息，小心翼翼地捡出来整理好带走。

尽管广场部分区域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由此不免引发参与者之间因推搡而产生的抱怨，但现场秩序仍然堪称良好（媒体报道发生一例示威者与记者之间的肢体冲突），经常能听到素不相识的示威者之间相互调侃或打气。而上下呼应的气氛，和一场竞选集会别无二致，菲永演讲中慷慨激昂时，人群会爆发掌声；而提到政敌时，则会发出嘘声。除此之外，现场民众其实基本只会喊两句口号，一句是“Fillon President！”（菲永当总统！），另一句则是政治-体育通用的万金油式口号“On va gagner！”（我们一定赢！）。

3月5日这天究竟有多少人来到托卡狄罗广场声援菲永？似乎这也成为一个“后真相”问题。菲永阵营坚称当天有20万人出席，但媒体认为，考虑到广场面积，人群规模大约在3万到5万人之间，如果真有20万人到场，那意味着广场上每平方米要站9个人，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现场的确营造出万众齐心、水泄不通的宏大声势，菲永阵营的“造势”目的基本达成。

归结起来，这一天菲永所鼓动的，是一场法国本土中产阶级的情绪宣泄，它和极右翼选民群体有很大的同构性，只是立场上没有那样极端，但其间界限并不容易把握。菲永所赖以坚持的，就是认定自己可以凝聚这部分人的认同，成为阻止他们流向国民阵线的一道防波堤。因此，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观点是，已经右倾的共和党选民对温和派人选朱佩（Alain Juppé）的排斥感甚至比勒庞更重，如果居于二者之间的菲永崩盘，那么国民阵线恐怕会从相当比例的抗议性投票中渔利；既然如此，即便菲永道义上有错，临阵换将也不是明智选择。

站在托卡狄罗广场上目睹这场被学者批评为标志着“民粹主义转向”的示威并未能打消笔者的疑惑。目光所及的很多人，其实就和日常遇到的左邻右舍一样，穿着得体，待人有礼，他们或许是小经理、工程师、面包店老板、退休老夫妇。在丑闻爆发至今的整个事件中，菲永的掩饰、操弄、出尔反尔相当明显，然而如果简单地把广场上的数万人定义为“民粹”，或者像希拉里一样称之为“可悲之人”（deplorable），似乎又是个过于简略、空疏的方式。正如美国的“红脖子”可能是热情友善的邻居一样，这些法国中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会同外国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甚至有兴趣同你谈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但在政治场域中，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认同归结到屈指可数的政治派别之上，尤其是一个具有明显瑕疵的人物身上，这是政治自身的逻辑使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代表性危机”使然。

“反革命”与“民族主义”：托卡狄罗的历史意蕴

自2015年以来，法国的反恐抗议和社会风潮往往青睐城区东部的共和广场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例如空间足够开阔，中心雕塑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所赖以命名的“共和”价值足以涵盖多重诉求等等。但此外还有一个基础性的条件，便是巴黎的阶层分隔。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以塞纳河为界，用“左岸”和“右岸”来勾勒想象中的巴黎，仿佛左岸（即南岸）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糜集地，而右岸（即北岸）则是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大本营。但从社会分层和选举投票角度来说，巴黎真正的空间区隔不是纵轴上的南北之争，而是横轴上的东西对立。至少从大革命以来直到今天，巴黎一直呈现出“西富东贱”的格局：富人愿意住在城区西部，而穷人则聚集在城区东部。而至于选票流向，也基本遵照这一规律，即城西各区传统上支持立场偏保守的“人民运动联盟”即其后的共和党；而城东各区则支持更加倾向底层的社会党。这样一来，对于左翼力量来说，位于城区东部的共和广场自然也就有了近水楼台之便，具有强烈左翼激进色彩的“黑夜站立”运动，正是以共和广场为大本营。

在这种背景下，理解这场“托卡狄罗示威”，也就有了更为深远的历史脉络。

举行示威的托卡狄罗广场，全名其实叫做“托卡狄罗和11月11日广场”，由两件表面上看并不相关的历史事件命名：前者是纪念1823年的托卡狄罗要塞之战，彼时拿破仑兵败，波旁王朝复辟，而西班牙又爆发革命，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法国派遣远征军夺取战略要地托卡狄罗要塞，镇压了革命，帮助费迪南德七世恢复王位。后者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天是法国法定假日，其意义更超过二战结束日。在托卡狄罗广场中央，矗立着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的戎装骑马雕像。作为一战后期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于1918年对德国发动攻势，并于同年11月11日代表协约国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议，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而在这两件跨越近百年的事件之间，或许仍然能够找到二者的共同点——如果套用特朗普的口号，那就是“让法国再次伟大”。波旁王朝复辟大概是法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黯淡无光的时期之一（仅次于普法战争和二战贝当政府时期），法国同反法同盟签订城下之盟，但不出数年，就有能力再度扮演地区警察角色，派遣远征军赴西班牙获得胜利；而“11月11日”背后的一战英雄福煦元帅，也成为法国凭借自身努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站稳脚跟、进而奠定胜局的精神象征。

此次“托卡狄罗示威”中，菲永演讲的关键词之一，便是“自豪”（fierté），他声称自豪感是“法国的珍宝和动力”，是法国公民最美好的名片。虽然“自豪”话语从来不是法国右派的专利，但从价值观保守严肃（虽然空饷丑闻让人怀疑这一点）的菲永嘴里说出来，这种福煦式的民族骄傲情感毋庸置疑。

菲永当初为何选择托卡狄罗广场号召民众，外人很难揣测具体动机，但显然并非随意之举。他没有选择近年来位于城区东部、更靠近平民区、空间更加广阔、政治集会也更加频繁的共和广场，而是选择了位于城区西部、背靠中产阶级聚集的16区、空间更加逼仄、同时更具历史氛围的托卡狄罗广场。从现实考虑来说，相对狭小的广场，更容易被人群填满（这次示威究竟能来多少人一直是菲永阵营此前最担心的问题）；而从历史意蕴来说，托卡狄罗包含的双重含义——反（左翼）革命的保守立场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都是菲永一派的核心诉求。当他面对福煦雕像发言，强调要重新体认到法国是个独一无二的国家（un pays unique）、批评“内容空洞的全球化”时，更加凸显出这场示威同空间的气质吻合之处。

另外，和菲永关于退选条件的出尔反尔相照应，此次在“托卡狄罗示威”问题上一个微小的“出尔反尔”同样颇令人玩味。在鼓动视频中，菲永号召支持者在托卡狄罗广场上聚集；而在当天的推文中，他又表示“我在人权广场上等着你们”。事实上，这是两个咫尺之遥的空间，经常被合称为“托卡狄罗”，但两者凝聚着相当不同的历史意蕴。

和托卡狄罗广场相比，毗邻的人权广场更堪称“示威胜地”，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毗邻的夏约宫发布，该广场因此得名。由于是绝佳的埃菲尔铁塔观景平台，吸引各国游客前来，因此人权广场也就尤其适合国际性的发声场合，以及左翼更加擅长的人权议题。然而，当天菲永的发言讲坛，恰恰扼在两个广场之间，同福煦像遥相对望，而并不真正位于人权广场上。联想到此前菲永声称自己遭遇“政治谋杀”，这本应是他声张自己人权的绝佳机会。然而，据事后媒体照片显示，托卡狄罗广场万头攒动，讲坛背后的人权广场却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反差，大约也构成了这场示威的另类脚注。

应当承认，无论从当天示威的规模，还是从事后对手的反应来看（朱佩次日即发表声明重申不会参选），菲永这次棋行险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正如福煦在一战中曾经因为“不惜代价的进攻”策略造成惨重伤亡而备受质疑，但他毕竟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在霞飞元帅被褫夺指挥权之后成为法军最高统帅。不过，虽然菲永一时人气高涨，但随后的司法调查和媒体监督，对他而言仍然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3月15日和28日他和夫人先后接受司法传唤，可能造成民意的震荡。是否能挺进选举第二轮，其实仍在未定之数。福煦的戎马生涯，可以用他的同时代人克里蒙梭的遗著书名一语概括，同时或许也在冥冥中预示着这位候选人的未知前景——“一场胜利的伟大与悲怆”（ Grandeurs et misères d'une victo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