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克《四体书陶诗》双胞案新辩

【编者按】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 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一卷与此雷同的‘双胞胎’作品，1985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故宫本’（下称‘故本’）与‘普林斯顿本’（下称‘普本’）皆系伪作；本文作者关注宋克书法多年，在悉心比对和研究过两件作品之后，对萧先生的“故本”、“普本”皆伪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

2014年10月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梅景秘色——故宫、上博珍藏吴湖帆书画鉴赏精品展》，展品中有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手卷一件，长十二米有馀,展示时全部打开，让观众得以近距离、全面地品赏这件宋克书作，笔者在现场观看数遍，流连不忍去。其笔精墨妙，洵为宋克书作精品也。此卷宋克用书楷、行、章草、草书四体书录陶渊明诗四十多首，并画竹石小景《竹窝图》。读宋克题记，知此卷是洪武三年（1370年）宋克于云间徐彦明寓所期间所写作品，分三次写成，具体年款分别是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夜、十九日夜、二十四日夜，自以为宋克得意之作无疑。得到展览图录，读《展览图录》的文字说明，却颇感意外。《展览图录》关于这件宋克书法有如下说明：“然而，近年人们发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有一卷与此雷同的‘双胞胎’作品，1985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萧燕翼先生发表论文指出‘故宫本’（下称‘故本’）与‘普林斯顿本’（下称‘普本’）皆系伪作；并认为‘故宫本’为钱博所临仿（金运昌注）。”萧燕翼先生于1985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初论此卷即下此论断，再于2000年出版的《书法鉴识》一书中再申此论，2005年萧燕翼著《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也收入此文。如此看来，这件宋克《四体书陶诗并竹窝图》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研究之下是被判成伪迹的。

笔者关注宋克书法多年，亦曾发表宋克研究之论文（林霄《以宋克及其贤者帖为中心的考察》，《艺术史与观念史》第18辑，P508，范景中、曹意强、刘赦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故对这件宋克长卷被判定成伪作的结论一直有所不安。于是查检萧燕翼先生的论文，见其主要论据如下：

总的感觉是，“故本”的书画水平要比“普本”略高，竹石小景的画法有出入，但陶诗的书写，虽然“故本”有乌丝栏界格，也有诗篇的多少不同，但其余的楷、行草、草书三体诗，不仅行款完全一致，用笔、结构亦丝毫不爽，其出于一人之手无疑。这就出现了问题：既然款书说明是宋克于庚戌九月间，因寓于友人徐彦明家，而为其所作，那就不可能有同时作两本的道理。第二个问题是：两本书法既然完全相同，可以目鉴为出于一人之手，如此则两本皆伪，亦应无疑议。（萧燕翼《宋克书陶诗并画竹石小景两本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一期。又见萧燕翼《书法鉴识》专著“宋克书法鉴识”一节，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3月版；也收入《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古书画史论鉴定文集》，萧燕翼著，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420页）

那么需要沿着萧先生的论据原始证据“故本”、“普本”考察。虽然凭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网上公布的不够清晰的照片初步判断，这两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因为基于基本判断“出自一手”的“写本”不可能每一个字的布局位置完全相同。但仍需实地考证查看原作再做定论。为此笔者于2016年4月末探访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库房时特别仔细查看了这件“普本”，确信“普本”为临本无疑。并认为“故本”与“普本”之间有着较大不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对萧先生的“故本”、“普本”皆伪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本即《石渠宝笈》、《式古堂书画会考》著录本，没有题跋。故宫博物院藏本未见著录，后有天顺七年钱溥、万历丙戌冯大受、光绪十五年费念慈题跋。

尽管这两卷文字长短不同，“普本”仅录陶诗二十九首，“故本”则如钱溥跋文所述为四十四首。而且用章草所书的十五首以及两次题记“九月望日夜宋克书”、“庚戌九月十九夜书陶靖节真书、章草数纸时已三鼓矣宋克识”为“普本”所无。两幅竹石小景画水平差距较大。虽有这些不同，但凡是所录相同内容的陶诗以及题记皆具有“复制型双胞胎”（图1）的特征。也就是说除了文字内容一致之外，每行字数、每字位置、每字形态皆相一致。若是同一个人写同一内容的文本，不可能去苛求每一字的位置相同，因此这类双胞胎至少必有一件属于以下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双钩廓填”或“精确临写”。这两卷比较容易排除“双钩廓填”的可能性。那么只要确定这两件是否都是“精确临写”，或是确定其中有一件是母本。疑问就可以解决。

判别母本还是临写本的方法是：书写节奏、运笔速度自然的就是母本。临写本总能够看出笔法不畅，书写节奏差失，关节臃肿，线条无力的毛病，也就是古人说的“行气不顺”。因为临写者不可以做到放笔直书，因为一边要保证字形相似一边还要保证布局相同，总会流露出行笔的不自然，失去节奏。这两件正好体现了自然书写与精确临写的不同。

“普本”经我上手细看后确认，纸张曾经做旧染色。更重要的是能比较出“故本”与“普本”二者书法习性不同，“普本”的单人旁或者人字部首的丿，入笔角度夸张，是历来所见宋克书法所没有的，不论是四十一岁书写的《七姬权厝志》刻本，还是四十四岁写于九月望日夜为沈铉（沈铉，字文举，云间人，入明后不知所踪。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之子用四体所书的《录子昂兰亭十三跋》（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云间书帕特展图录》，21页，1994年版；落款：“庚戌九月望夜秉烛录赵魏公十三跋兰亭一过付文举之子吴郡宋克”，注意此卷与《四体陶书》的第一段，书于同一夜：“九月望秉烛录”，此卷现藏美国私人

），都未见这样夸张的丿入笔角度（图2）。

比较任意两段行草，可以很明显看出，故宫本书写畅快，节奏自然，而普本虽是高手所临，但明显看出失去节奏速度后的线条软弱，以及转折关节处的臃肿（图3）。

再比较几个细节的单字，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图4）。

判定了“故本”是自然书写，“普本”是临写，也就可以判定“故本”是母本。“出于一人之手”的可能性即可排除，因为没有人自己临写自己的作品，也就推翻了两本皆伪的前提依据。

再看两段竹石小景，故宫本绘画水平明显高于普本（图5）。

宋克精于写竹，在当时也有名气，倪瓒有诗《题宋仲温竹枝》：“画竹清修数宋君，春风春雨洗黄尘，小窗夜月留清影，想见虚心不俗人。”（倪瓒《清秘阁全集》卷七 四库全书本）同时代人张宪有诗题《仲温画扇上作假山棕蕉梧竹》（张宪《玉笋集》卷五，清粤雅堂丛书本），据徐沁《明画录》记载宋克画竹：“虽寸岗尺堑，而千篁万玉，雨迭烟森，萧然绝俗。尝于试院牍尾用朱笔扫竹，张伯雨有‘偶见一枝红石竹’之句，盖自克始也。”（徐沁《明画录》卷第七，于安澜《画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91页），可见宋克画竹绝非俗手，而且是朱竹画的创始者。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宋克《万竹图卷》作于洪武二年（图6—1），有同时代人董昶题跋（董昶题跋：“吴郡夏彦哲氏博雅好古，尝于市肆中购得手卷一枚，出示与余，乃故人宋公仲温之所作万竹图也，观其笔法臻妙，萧闲浟远，多尔不繁，䒺䒺不苟作，颇似澹游房山意味，公平日好鼓琴，颇有伯牙之趣，况能书得二王笔诀，又善鸟身之术，公极聪敏好多为之，以其所能种种不在人下，乃莫不有所敬也，聊赋短章于后：凤翔别驾已仙游，一别俄惊二十秋，展卷丛篁余墨在，使人披览动新愁。同郡董昶，钤印：董昶印，董氏惟明”。以“董惟明”查可知倪瓒《清秘阁遗稿》卷七有诗《因儒者董惟明至荆溪辙写赠别士元乡契一诗以呈厓翁知己承数念及恐欲知近况何如耳》；明初诗人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六卷补遗三卷文集六卷》，有诗《代董惟明谢杨太医》、《送董惟明》。可知董昶与宋克有交游，又是同郡。此跋可知，洪武四年宋克往凤翔一别二十年董昶题写跋文时，宋克已经仙逝），可信为真迹，也与故宫本比较与笔墨颇为一致。

萧先生在上述论文中也写道：“‘普本’的构图笔法皆松懈无神采，竹叶作点状，散乱浮躁；‘故本’画法要精整的多，无论窠石、竹叶，其笔法沉稳，并具有一定的变化，显然，艺术水平高于普本。”而且这两段竹石小景与书法皆为相同的纸张，“故本”的画与最后的一段题记是写在同一段纸上，只是画了一道线隔开，也就排除了“故本”竹石画是后配的可能性（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