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猫鼠游戏”背后：要强化监管，更要回归金融本源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这再次表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依然是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而且份量比往年更重。

就在“两会”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最高决策层已经明确提出了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防控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要及时弥补监管短板，做好制度监管漏洞排查工作，参照国际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这段话基本可以归纳为12个字——“防风险、补短板、堵漏洞、治乱象”，从“防补堵治”的措辞已经十分明确的表明，未来一段时期金融监管只会是不断加强，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货币金融环境一定逐渐趋紧的，这是第一个判断。

货币金融环境趋紧变化之后，对于实体经济而言，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可能再次升温，这是第二个判断。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十分明确提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为此对于金融领域而言，就需要在加强监管缓解金融风险的同时，还要尽力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由此，第三个判断是实现此兼顾目标很难。

正是在这种矛盾下，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伴随金融监管的不断加强，金融领域的风险却有增无减，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近几年监管机构和监管对象间的关系，像极了迪斯尼经典动画“猫和老鼠”中的Tom和Jerry，几乎Tom所有的捕鼠技能都是Jerry教的，那么结局可想而知了——“摁下葫芦起了瓢”的局面愈演愈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监管机构在博弈中始终处于下风呢？

首先，观察一下危机以来，中国金融的变化。为观察方便，我将选取的各项指标2004年底数据设定为基数100，其中有两处数据变化格外明显。

1.2012年之前，GDP、央行资产、商业银行资产以及外汇占款和金融同业规模的增长轨迹基本是一致的；2012年之后，逐渐出现了分离，增速进一步加快的是金融同业规模和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但GDP增长曲线逐渐被拉开了差距。

2.商业银行资产与央行资产比值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即便是2015年央行资产规模净减少2万亿元，2016年开始实施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后，到目前为止，商业银行的快速扩表行为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改变。

这两个变化综合起来，就是近年来监管层急于要扭转的金融空转、脱实向虚及金融高杠杆等问题，从2013年至今，监管机构依次针对理财、影子银行、同业及资管等业务，持续密集出台监管政策的初衷所在。客观地讲，监管效果是不佳的，不然在最高层的最新措辞中，就不会出现“防补堵治”这样严厉的字眼。而去年房地产市场的井喷让问题更加复杂化，例如2016年新增的12.7万亿元贷款中，超过四成是房地产贷款（5.67万亿元），其中个人购房贷款新增4.96万亿元，这组金融数据背后，映射出房子的金融属性确实是被过度放大了。

归纳起来就是中国当前金融活动的频繁和扩容，已经超出了经济运行本身之所需，但仅仅靠监管机构在监管指标和手段的技术性修复，可能很难纠正过来，甚至不断加码的监管，本身就是金融异化的促成因子（监管套利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就像Tom针对Jerry的每一次新抓捕策略后，随后的剧情总是Tom被这些新策略困扰。

究竟该如何解释此种困扰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可以向前追溯的话，当前金融乱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为了配合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实现率先复苏，中央把金融资源配置权下放给了地方，后遗症就是当经济刺激计划结束后，经济运行已经越来越依靠金融活动的增加。如果金融的增加能够渗透到分配领域、生产和消费领域，促成经济新增长点的快速形成，那么经济是会逐渐复苏起来的。但我们的实情，至今还是更多停留在金融领域，所以结果只能是宏观数据好看，经济实情难受，复苏进程起伏。

我想如果不把这个症结捏住，尽量少做不必要的动作（日后的负担），最好是能够会诊出一个治疗方案，那么中国金融Tom和Jerry的故事还会继续的。

要是开药方的话，我觉得起码得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亟需纳入政策考虑：

第一个层次，还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政策的本源。实际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在兼顾保证经济运行稳定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宏观目标下，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有了很多创新，但在利率市场化未完成、信贷额度管控仍存、窗口指导高频等调控环境下，一些定向的创新工具无法透过市场传递出清晰的意图，反而或多或少增添了很多噪音，逆向增加了不确定性，这些扭曲应该说基础原因在让总量调控工具行使结构性工具的职能，多多少少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应该尽快扭转。

第二层次，还金融融资本源。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应该是通过融资实现资金配置效率的优化，换句话说就是金融始终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由此带来的“金融脱媒”、“金融深化”、“金融市场化”等等也均应围绕此展开。那么逻辑上，如果实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经济下行期），商业金融体系理应同步收缩，此无可厚非；但若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硬要商业金融逆周期的话，“金融空转”不可避免，同时是不是一味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就是金融改革不能变的方向，也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中是否存在时空和程度问题呢？

近年来，在金融领域频繁出现的“摁下葫芦起了瓢”，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始终难以克服的“脱实向虚”的问题，均将箭头指向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是时候反思和改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