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记︱秘鲁研究院的学术“双子星”

秘鲁研究院（Instituo de EstudiosPeruanos），坐落在利马的耶稣·玛利亚（Jesús Maria）区，正对着战神球场(Campo de Marte)，与车水马龙的巴西大街（Av. Brasil）隔着两条街，算是首都一处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对周围的居民来说，这所白色围墙内静谧的两层小楼似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我在问路的时候费了一些周折。然而对于秘鲁人文社会科学界来说，这所迄今已有50多年历史的私人研究机构却在整个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64年，抱着进一步了解分析秘鲁的历史与国情、完善秘鲁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想法，一批秘鲁本国的学者与熟识的外国学者共同建立起了秘鲁研究院。机构成立之初，研究团队便包含了众多秘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众多大腕人物，算得上是星光熠熠，其中就有研究印第安文化的作家与人类学家何塞·玛利亚·阿尔盖达（Jose Maria Argueda），专精于安第斯山族群研究与秘鲁文化史的约翰·木拿（John Murra）以及后来印加文明研究的权威玛利亚·罗斯沃洛斯基（MaríaRostworowski）等人。1968年，研究院发表了多卷本《秘鲁问题》（Perú Problema）中的第一卷，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分析研究秘鲁的国情现状，并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秘鲁内陆地区左派游击力量的出现以及国内局势在独裁与民主之间的摇摆，研究院中的成员也逐步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政治思想方面，开始研究马里亚特吉的思想渊源与影响、阿普拉党（APRA）的形成与蔗糖种植园的联系、胡安·维拉斯科·阿尔瓦拉多（Juan Velasco Alvarado）推行的国有化改革以及“光辉道路”（SenderoLuminoso）与“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o）游击运动的成因与特性等。这些持续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基础性研究，不仅产出了一大批在拉美乃至西方学术界有影响力的作品，而且还为九十年代该研究院成功转型为智库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虽然在秘鲁研究院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然而如果从著作的数量、质量以及国内外的影响力综合评定的话，这批人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得算玛利亚·罗斯沃洛斯基（MaríaRostworowski）与卡洛斯·伊万·德格里高利（Carlos IvánDegregori）了。

玛利亚·罗斯沃洛斯基（MaríaRostworowski），1915年8月8日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父亲是来自波兰的贵族移民，母亲则出身于普诺省的望族。由于父亲工作的缘故，玛利亚幼年便辗转于欧洲各国接受教育，通晓英语、波兰语和法语。回到利马后，她入读国立圣马尔克斯大学，开始学习历史学与人类学，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对秘鲁的民族史特别是前西班牙时期的印加文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之后六七十年的研究生涯中，玛利亚结合秘鲁各地不断出土的考古材料和殖民时期留存下来的手稿资料，对印加帝国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于已有研究的新观点。在《种族与社会：前西班牙时期秘鲁的海岸线》（Etnia y Sociedad, Costa Peruana Prehispánica）一书中，她通过长时间的资料搜集、实地调研和田野作业详细描绘了前西班牙时期印加居民在沿海地区的劳作与生活，并从印加帝国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了现今秘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以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为代表）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刻影响了之后一批研究印加帝国与安第斯文化的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除此之外，她的另外几本代表性著作《印加帝国史》（Historia del Tahuantisuya,克丘亚语）、《安第斯历史文集》（Ensayos de HistoriaAndiana）、《安第斯的权力结构》（EstructurasAndinas del Poder）、《前西班牙时期的女性》（La Mujer en la Epocá Prehispánica）等在学术史上也都享有很高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加帝国史》一书还荣获了秘鲁国内有史以来销量最好书籍的称号，影响力可见一斑。除去学术研究之外，玛利亚在晚年退休之际，开始将之前的研究成果改编为可供幼儿阅读的卡通画，着重讲述印加文明流传下来的各类神话故事与传说，希望通过此举将安第斯山延续千年的文化更早更好地流传给秘鲁的下一代。她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尽可能精确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印加帝国的宏伟画卷，更重要的是还赋予了这片受到西班牙殖民数百年的土地一种更为深厚悠久的文明传统，从而使得“秘鲁人”在构建自身民族认同的时候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玛利亚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前西班牙时期，离现今的秘鲁相当遥远；那么另一位学者伊万·德格里高利的所关注的则与20世纪后半期秘鲁的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卡洛斯·伊万·德格里高利（Carlos Iván Degregori），1945年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毕业于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七十年代初，他曾前往位于阿亚库乔省(Aayacucho)的胡阿曼卡的圣·克里斯托巴国立大学教书（Universidade Nacional de San Cristóbal de Huamanga），与日后创建“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的阿比马艾尔·古兹曼(Abimael Guzman)做过几年的同事。八十年代初，随着秘鲁共产党中的激进派“光辉道路”的崛起、军队的介入以及暴力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加剧，身为记者的卡洛斯重返阿亚库乔，通过调查采访的方式，对“光辉道路”这一运动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可以说，那段时期内有关“光辉道路”的新闻报道和时评构成了他之后整个学术生涯最初的起点。在进入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与秘鲁研究院之后，他继续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光辉道路”的起源、发展以及对当时秘鲁社会的影响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在其著作《光辉道路的崛起——阿亚库乔1969-1979》（El Surgimiento de Sendero Luminoso- Ayacucho 1969-1979）与《成为上帝是如此之难——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与秘鲁国内的武装冲突：1980-1999》（Qué Difícil es ser Dios—El 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Seendero Luminoso y el conflicto armado interno en el Perú：1980-1999）中，德格里高利指出“光辉道路”这一武装运动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国外理论的舶来品，其出现和形成与秘鲁长期以来沿海与内陆、克里奥文化与安第斯文化、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各类张力脱不开关系，是秘鲁特殊历史进程下的产物。这一系列研究与论断，奠定了他在秘鲁近现代社会运动史方面的杰出地位。以此为基础，德格里高利开始进一步追寻秘鲁左派运动的轨迹，并有意识地将其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左派运动进行比较。在《那群罗宾汉已从历史中走过——阿比麦尔·古兹曼与拉丁美洲左派》（Los Robin Hood ya Pasaron a la Historia---Abimael Guzman y la Izquierda Latinoamericana）一文中，德格里高利否定了豪尔赫·卡斯达涅达（Jorge Castañeda）将“光辉道路”纳入拉美“第二波”武装游击浪潮的看法，坚持认为出于古兹曼强烈的知识分子以及去浪漫主义化（De-Romanticismo）的特点，这场反文化反社会的武装运动从根本上与拉丁美洲其他的左派游击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古兹曼的被捕与“光辉道路”的覆灭，国内各界开始对之前这段充斥着各方暴力的历史进行追溯拷问，作为一位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专家，德格里高利就任了秘鲁“国家真相与和解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开始取证调查，并最终带领委员会成员合作撰写出了七卷本的相关报告（Informal Final de La Comisión de la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最终使得有关这场运动的定性和争论告一段落。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伊万·德格里高利与玛利亚·罗斯沃洛斯基相继谢世，秘鲁研究院在道别悼念之际，也开始整理搜集他们生前的著作与手稿，并将其重新编纂成系列文选出版。斯人已逝，然而这两位对秘鲁过往历史的追寻和拷问，不仅将在接下去的岁月里继续滋养着众多后学，同时也会不断激励着秘鲁研究院在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中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