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萨默斯： 要有广义的、广泛的社保保护中产阶层

主讲人：劳伦斯·萨默斯 （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

主题：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时间：2017年3月19日

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编者按】

3月19日，哈佛大学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了以“塑造未来社会的关键趋势”为主题的演讲。

萨默斯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市场力量、激励机制和世界开放的基础上，理性、科学、技术，以及更广泛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塑造了社会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应当注意，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世界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例如，不平等在加剧，而且加剧的程度非常激烈，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势头也在不可避免地兴起。

据此，萨默斯提出，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有力的政策引导，要有广义的、广泛的社保，去保护中产阶层，要去管理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拿出一些共同的、国际化的做法，来避免这种高流动性的竞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福利。

“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应该避免重返保护主义的泥沼，加强共同的全球化的发展，这样才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带来的挑战。”他说。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劳伦斯·萨默斯的发言摘录：

当下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乐观是因为我看到一些长期的趋势，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审慎甚至感到担忧的是，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38年前，当时是大学刚毕业就来了，去了上海，我们当时可以在上海闹市区的马路中间散步，马路上没有汽车，空荡荡的。38年匆匆而过，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是如此，在过去40年间，全世界的人均寿命不断增长，每个小时人均寿命都会增加15分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们的健康受到营养过剩的威胁，而不是饥饿的威胁，同样明显的是，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赋权。

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中。中国受益良多，同时中国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球经济发展增加总量里中国占到了三分之一。我们都应该期望这样的趋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这个趋势是怎么形成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其实你也能看得很明显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用品了，一个手机值600美金，而它的计算能力比我们登月时超级计算机的能力超过50倍，而且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与其他人沟通，肯尼迪当总统时整个白宫的通信系统都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通过手机我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似乎你就与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比邻而居。这反映了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应该说是理性、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塑造了如此巨大的进步。

市场的力量与激励机制，使得我们从集体农庄转向了现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也使得各个企业应运而生，我们看到像谷歌、facebook，每家市值都很高，已经抵得上全球汽车工业的总和。同时，社会的进步还得益于开放，有了开放，我们才可以让科技的进步得到广泛传播。我们可以看一下二战结束之后早期的情况，当时马歇尔计划、欧洲重建等等，在那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整体来看没有任何的进步，无法与发达国家相互融合，但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产生了巨大的收益，全球化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货物流通、资本流动与国际化生产。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能量，这些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世界依然面临很多挑战，例如，不平等在加剧，而且加剧的程度非常激烈，在我的国家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过去几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尤为突出，经济难以实现快速增长，无法为公司提供持续健康的金融支持，这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中国的同事也都在考虑这样的问题和挑战。在这样的趋势中，我们也不可避免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很多国家都有民族主义的势头，尤其是在西方。同时，我们也看到人们对国际合作充满疑虑。今年的G20财长会议是在周末开的，起初我很高兴地看到财长会议加强了合作的共识，发布了共同宣言，但是我的这种感觉很快就消退了，因为这份联合公报没有明确提到20国要联合行动来反对保护主义，这点让我感到非常困扰。我们希望在过往基础之上，20国应该在各个领域达成共识，达成共识就会逐步取得成绩。我也想跟工商业界的同事说，你们跟世界各国的政府打交道，尤其是跟美国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强调着眼长远，在你们制定自己战略的时候，在制定如何跟美国政府进行交流的战略时，一定要充分强调你们长期的愿景，从长远来看,每个人都应该避免重返保护主义的泥沼，加强共同的全球化的发展，这样才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带来的挑战。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些挑战是相辅相成的。当今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业化国家前所未有的创业精神和创新强度，加上新兴市场的劳动力，这样的组合是非常符合创新创业者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新兴市场劳动力的利益。但是却不那么符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利益，因为在早些时候，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会从创业和创新的过程中直接受益。

接下来要问解决方案是什么？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力的政策引导，我觉得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政策可以用来提出建议：

第一，我们要有广义的、广泛的社保，去保护我们的中产阶层。大家如果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国家的历史，比如美国的历史，我们也有伟大的时刻是关于民族主义的，其中最亮眼的就是二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行动，它是一个启蒙运动，是一个非常广义的社会契约，大家都知道这个计划里面包含了许多政策，比如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美国人获得医保，同时确保中产阶层家庭可以获得他们所应得的支援来成为房屋居住者。我们当时也能够做到在我们国家的财政中拿出一大部分援助外国，而且这种援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对中产阶层的保障，这是我们负责任的国际主义的第一步。

第二，要去管理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有人跟我这么讲，把你自己设想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以美国为例，首先他们会跟你讲，你可能会丢掉饭碗，因为我们要开始从海外进口了，那实际上更好，因为你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你孩子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玩具，你的进口车更便宜，产品更物美价廉，所以你说：“好，没问题”。然后他们又跟你讲，我们现在会进口，你工作的公司会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你要理解，对你而言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个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整个国家来讲不会有任何的就业，所以从开放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好事，人们会觉得有一些怀疑，但是他们还是会说：“好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对他们讲，现在我们要给这些公司减税，但是要给你个人加税，因为你动不了，公司可能会转移到海外，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给公司减负，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就会感到非常恐慌。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共同的、国际化的做法，去避免这种高流动性的竞争，来照顾到我们没法移动的这些人民的生活福利。

年复一年，我们看到贸易协定成为很多国家元首出访外国的战利品，OECD的这些代表也需要不停的去做谈判，然后再向国内进行汇报，确保其对国际一体化进程的支持。我认为这样一种盲目的做法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确实需要去把国际合作的想法做实，来应对国际性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是确实存在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范例，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传染病的威胁以及其他的卫生领域的威胁，都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跟气候变化是一样的，也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公民。但是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我是有信心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25年美国发展怎么样，中国发展怎么样，但是我认为中美两国在接下来的25年中，要么一荣俱荣，要么一损俱损，因为我们有重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要基于互信开展工作，来让现在这个积极的全球化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能够用创造力开展工作，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