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北大讲座｜林肯是“伟大的奴隶解放者”吗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于近期到访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奉献主题为“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的系列讲座。第三讲围绕着 “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的终结”而展开。此讲由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主持和评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希教授作讲座导引并一同参与了讲座问答环节的讨论。

身处150余年后的今天，许多美国人或许倾向于将奴隶制的废除看成是一个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不过方纳指出，对于林肯那一代人而言，这一结果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当林肯在1865年3月发表他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时，他用“令人震惊的”一词来形容内战中奴隶制的消亡，而仅仅在七年之前，美国的主要报刊之一《芝加哥论坛报》还大胆断言“现在活着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会见证奴隶制的终结”。

方纳认为，与所有其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一样，美国的奴隶解放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从时间上看，奴隶解放的进程开始于内战之初奴隶们的“自我解放”行动，关键的转折点是1863年1月1日生效的《解放奴隶宣言》，但最终废除则一直要到1865年12月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生效之后才实现。而关于谁是“伟大解放者”这一重要问题，自内战以来，学术界也已经给出了包括林肯、联邦军队、国会、废奴主义者、奴隶本身等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解答。无疑，林肯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位人物，已有上千部相关的著作从各个角度描述和研究林肯，而林肯本人的形象也在此过程中被神化，甚至成为了当代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方纳教授特意向听众展示了哥大的学生所搜集到的以林肯为素材的两幅内容夸张的宣传画作为证明。

方纳接下来提到，在《烈火中的考验》一书中，他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他认为林肯的伟大在于他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成长能力”（capacity for growth）。在方纳教授看来，林肯是一位头脑开放、愿意听取他人批评的政治家，虽然他本人在道德上对奴隶制怀有强烈的厌恶感，但是他也能够依据时势改变策略。可以说，终其一生，林肯都在不断地成长、变化，方纳教授通过研究发现，林肯晚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相较于其早年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林肯与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异同

林肯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abolitionist），他曾尖锐批评废奴主义者，但林肯却也将自己视作更广泛的反奴隶制运动（anti-slavery movement）中的一员。他清楚地意识到，废奴主义者已经塑造了一个旨在废除奴隶制的公共舆论氛围，方纳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公共舆论作为基础，像林肯这样的政治家是无法成功废除奴隶制的，林肯也的确在许多方面遵循了废奴主义者的策略和要求。方纳进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美国奴隶制的终结乃是社会运动（废奴主义者）与开明的政治领袖（林肯）共同合作取得的成就。1850年代，林肯凭借其抨击奴隶制的雄辩演说才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他谴责奴隶制“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是“盗窃奴隶劳动力的小偷”，是“腐蚀共和国生命力的癌症”，是“极大的不公”。就上述这些方面来说，林肯与废奴主义者之间是存在共同点的。但是两者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内战前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只不过是北方的一小部分人，在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多数人虽不主张采取奴隶制，但也不像废奴主义者那样想要立刻废除奴隶制。而就林肯本人而言，方纳认为他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一位“隐藏的废奴主义者”，与西华德等人不同，林肯始终拒绝超出宪法去讨论“高级法”（higher law），而出于维护联邦统一的目的，他在非政治场合也往往会压制自己对于奴隶制的真实情感，他曾亲口承认道，当面对惨无人道的追捕逃奴的情景时，他选择了“咬紧嘴唇保持沉默”。

林肯并不是一位“天定命运论”者，相比于将美国的民主制度强加于别国之上，林肯更愿意美国成为世界的灯塔，在他看来，美国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以此向其他国家展现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林肯是如何看待并调和罪恶的奴隶制与他眼中美国所肩负自由民主使命之间的矛盾的呢？一方面奴隶制使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念蒙上了阴影，但另一方面如果依照废奴主义者的观点行动，那么联邦很可能会分裂，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将就此倾覆。因此林肯认为，北方人必须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遵守宪法中的逃奴法案。在种族问题上，林肯也表现出了不同于废奴主义者的立场。废奴主义者坚信，奴隶一旦获得自由就应该享有与自由白人完全同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而林肯虽然同意奴隶一样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但他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拥有任何的政治或社会权利。在内战之前的十年里林肯主张，终结奴隶制最好的方式是“殖民”（colonization），也就是将黑奴输送到海外。当时在美国存在着不少的殖民协会，包括亨利·克莱、约翰·马歇尔在内的许多地位显赫的政治人物都是美国殖民协会的重要成员，林肯本人也不例外，他加入了伊利诺伊州殖民协会。这些主张殖民者都相信，黑奴在美国现存的体制下永远不可能获得平等，尽管有少数像华盛顿那样的奴隶主会出于仁慈给予自己的奴隶以自由，但是显然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法真正撼动奴隶制，而要像北方州一样通过法律途径废除奴隶制，则只有当所在州奴隶主的势力较弱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看来，唯一有可能获得奴隶主同意的解放奴隶的可行方式，就是缓慢地将奴隶送出美国。

内战与林肯对终结奴隶制态度的转变

尽管与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上述差别，但是方纳教授指出，林肯还是相信奴隶制终有一天会自动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只不过这一天或许要等到一百年之后。然而，正是他的这一立场让南方蓄奴州感到了恐惧。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新一任美国总统，这成为了引发美国内战的直接导火索。在内战期间，林肯究竟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奴隶解放者”的呢？方纳强调，内战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恢复联邦的统一。在战争最初的两年中，林肯仍然在尝试推行其原先的计划，不过收效甚微：一方面，依旧留在联邦中四个边界蓄奴州——特拉华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和马里兰州——并没有接受林肯的提议同意缓慢废除奴隶制；而另一方面，黑人领袖在受邀进入白宫面见林肯时也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愿意离开美国，他们想要的是作为美国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权利。方纳随后进一步指出，除了原先殖民计划落空之外，还有一些事件和因素也推动了林肯转变对待黑奴和奴隶制的政策。首先，内战在当时正处于南北势力僵持的状态之中，攻击作为南部社会根基的奴隶制度显然能够增加北方赢得战争的砝码。其次，将内战的目标由保卫联邦转为废除奴隶制能够迫使英国减少甚至停止对于南部邦联的支持。英帝国早在1830年代就已经废除了本国的奴隶制，它之所以在战争中支持邦联，主要是因为美国南部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它需要通过维持与后者的关系来保证国内的棉纺产业正常运转。以上两点原因都表明，解放奴隶、转变内战性质的转变对于林肯和北方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第三，由于战争的爆发，内战前就已存在的奴隶逃离南部的现象变得愈发突出，联邦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这一新形势。最后，解放奴隶还能够补充联邦军队的兵员。

正是在上述形势和因素的推动下，林肯于1863年1月1日正式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言》宣布所有处在叛乱邦联州土地之下的黑奴从此获得了自由。方纳认为，《宣言》既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同时也是最受误读的文献之一。他指出，《宣言》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它并没有真正立刻解放了身处南部的四百万奴隶，也没有将四个边界蓄奴州的奴隶包括在内，因此它基本上应该被理解成是一项“战争措施”（war measure），其现实的法律基础在于它在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不是它所具有的道德含义。但与此同时方纳又指出，《宣言》的确具有难以否认的重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林肯彻底抛弃了此前的废奴主张，这位总统不再试图寻求获得奴隶主们的合作，也不再坚持废奴的渐进性而是转而强调应该立刻废除南部的奴隶制；它代表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奴隶解放，此前及之后都从未有如此多的奴隶在一天之内被宣布获得了自由；它也意味着，一旦联邦获得了内战的胜利，奴隶制度将几乎不可能再卷土重来；而最为重要的是它转变了内战的性质，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当时的《纽约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所说，《宣言》将美国内战由一场宪法斗争转变为一场革命斗争。方纳教授还坦言，从事林肯研究的一大乐趣便是仔细阅读他的文稿。作为一位没能接受良好教育、基本依靠自学成才的总统，林肯是一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写作时精细入微的人，《宣言》中的多处文字都反映出这位伟大人物的深刻用意。

方纳指出，林肯虽然很晚才转向支持解放奴隶，但这一转变一经完成，他便义无反顾、再未回头。1864年，正当联邦军队伤亡人数不断攀升、战况焦灼、结局依旧不甚明朗时，林肯所在的共和党内的一些政治领袖试图说服林肯不必再坚持废除奴隶制，在他们看来，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总统竞选，民众或许会将战争的继续进行归罪于现任政府的解放奴隶政策，林肯因此有可能无法连任，而此时如果放弃废奴而与南部谈判，南部或许也会同意早些结束战争、回归联邦。然而，林肯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倘若自己这样做，那么他将“立刻和永远地受到世人的唾弃”。在内战的最后一年里，林肯仍然坚持不断地尝试说服个别州废除奴隶制。方纳教授在此提醒我们注意，解放奴隶（emancipation）并不等同于废除奴隶制（abolition），《解放奴隶宣言》是联邦政府颁布的一项行政命令，它宣布赋予现有奴隶以自由，但它并没有废除那些诞生和延续奴隶制的法律，奴隶制度也依旧存在，想要彻底地废除奴隶制只有通过各州自己的合法程序废除相关法令，或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林肯本人于1865年4月14日遇刺身亡，他没能亲眼见证当年年底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被批准而生效的结局，也未能经历战后的重建，不过方纳认为，从殖民转变到解放奴隶，林肯实际上已经成为了重建的发起者。方纳教授在此列举了两篇他认为最能够代表林肯晚年立场的经典文献，第一篇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在这场演讲中，林肯提出应给予黑人投票权的建议，他说：“我本人宁愿立刻就将投票权给予那些很有才智的以及那些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奉献效力的黑人”。方纳强调，林肯因而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赞同给予任何地方的所有黑人以投票权利的总统。第二篇文献是讲座开始提到的林肯在1865年3月发表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在北方军队接近胜利的背景下，林肯在这场只有短短五分钟的演说中并未大谈战争的形势，而是论述了他对于内战本身性质的看法。林肯认为，美国的奴隶制“不知怎么地”（somehow）就成为了引发内战的根源，他特别使用了“美国的奴隶制”而没有用“南部的奴隶制”，换言之，在他看来，北方与南方一样应该为奴隶制的罪恶感到内疚，这场惨烈的内战也是对整个国家——而非仅仅是对叛乱的南部州——的一次惩罚，战场上双方士兵用刀砍出的每一滴血都是对奴隶们二百五十年来受鞭子抽打所滴下的另一滴血的偿还。

恢复这一迟来的正义要求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做些什么？对于二百五十年来无偿劳动的黑奴，这个国家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如何使那些刚获自由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能够真正地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方纳指出，关于这些问题，伟大的林肯并未给出他的回答，而就某种程度而言，在《解放奴隶宣言》签署154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正在遭受这些问题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