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观察︱广州三元里登记非洲人数量下降是喜还是忧

近来，有所谓“清理广州过多非洲人”的观点，甚至有网民喊出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口号。作为对这种呼声的回应，近日部分广州职能部门称，广州三元里非洲人社区“登记非洲人数量明显下降”。

由于笔者长期从事非洲业务，和非洲人打过很多交道，不少朋友在此期间多次向我询问对这件事的看法，因此不揣冒昧，写下以下这段文字。

要解答“如何看待三元里非洲人社区”的问题，就必须追根溯源，弄清这个社区的成因、功能和来龙去脉，弄清聚居在三元里的众多非洲人（顺便说一下，某些传说中的人数被极大地夸张了）究竟是做什么营生的。

很多朋友都知道，广州和东莞都有（或曾经有、实际上有）所谓“非洲大楼”，那其实是聚集非洲商人公司、办事处的场所，而“三元里”非洲人则是直接或间接为这些非洲商人服务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兄弟”，按国际通行说法则是“代理人”。

非洲，尤其西非和中部非洲许多国家的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家族经济，比如马里，全国商业控制在大小巴帝利、亚拉、巴布鲁等6个家族手里，他们控制了从最高端批发到最底层“顶头客”（把货顶在头上兜售的流动小贩）的整个商业网络，只要能切入其上层，就可以顺利打通一大片地区的商圈，反之就会事倍功半。

这些大家族最早（上世纪90年代中之前）是“坐商”，也就是本人留在非洲当地，和前往当地的外国商人打交道，当时中国外贸体制未打开，最初都是专业外贸公司，后来则主要是专业公司跳出者成立或承包的私人公司，所以这种体系是适合的。

但大家族的老大们见多识广（很多是留欧MBA或以上学历，也有的在政府任高官），觉得这样货源被外籍中间商（不一定是中国人，印度、黎巴嫩和叙利亚籍大中间商在非洲司空见惯）垄断，且价格被层层加码，于己不利，就打算“追根溯源”，最初他们选择在迪拜建立基地，在当地接触中间商，但很快发现效果不理想，于是索性一路“追杀”到中国。

为什么是三元里？因为这里靠近当时东莞、佛山等非洲进口轻工产品集中产地，接近湖南、福建等非洲进口农产品集中产地，且靠近香港，人员、现金流的调动比较容易，性价比较好，且靠近外贸展会，容易获得信息。在所谓“非洲大楼”及其周边坐镇的，是较高层的“兄弟”，相当于分公司经理，他们基本有合法身份，角色是代理家族打理一切。大生意和需要付钱的事，至少要他们拍板（有些还要“老大”亲自飞过来）。

“兄弟”需要大量二级“马仔”去各地跟单、打样、看货，这些“马仔”能量巨大，我曾跟着他们跑过诸暨、义乌甚至吴桥这么远的地方，他们有的要找货源，有的要找样，更多是跟踪订单全流程，避免“跑单”、“复单”和货不对板，没有这些“兄弟”，很多攸关中国几百人饭碗的单，是做不下去的。

“马仔”多半是“兄弟”的“兄弟”，因为攸关钱和货，不是“兄弟”根本不会被信任，这也是非洲本土商业现状所决定的。笔者在马里巴马科、莫菩提、多哥洛美、尼日利亚卡诺、贝宁科托努等地实际经验所知，绝大多数当地商业家族，从最高的巨商（说“千万富翁”绝不夸张）到一层层的大中小批发商、基层零售网点，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和“兄弟的兄弟”在打理，甚至“顶头客”也多半是“兄弟的兄弟的兄弟”，否则要么拿不到货，要么虽拿到却只能拿烂货，或不给诸如放账、铺货这类优惠。

明白了这一点，就应该理解，“用雇员代替”（尤其用中国雇员代替），至少在现实中暂时只能是空想，这些非洲商人也雇佣了很多中国雇员，但他们的身份往往只能是翻译或助手。

“兄弟的兄弟”多半没有合法身份（有的没有合法在华务工身份，是留学生或者访客，有的干脆什么合法身份也没有），因为数量太大，而且流动性也大（那点薪水，人家还是要过家庭生活的好么），实际上让他们都“合法”是不可能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在中国管理方看，也不够“高档”，不应该让他们这些外国人来抢饭碗——但不让他们也就没了这些饭碗，以及由此衍生的更多饭碗。

为这些“马仔”配套，就需要各种专做非洲人生意的“马仔外围”，他们许多是“马仔兄弟的兄弟”，依托马仔为生，也有些原本是马仔，“老大”撤了他们不肯撤，就沦为“外围”，他们的存在有助于这个非洲人社区的完整、稳定和自循环，但他们的营生就更“地下”了。

正是这层层叠叠的“套娃式兄弟体系”，构建了庞大的“非洲在华商务网”，“非洲大楼”是纲，各级“兄弟”是目，最基层的“马仔”，则是触须和传感器。

那么，这样一个“非洲在华商务网”，对中国究竟有何帮助？

笔者常用“非洲是中国的‘外挂’”，形容非洲对中国的意义，这绝非夸大其词。

政治上，非洲和中国几乎无实质性战略冲突，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拥有最多利益重合点，对中国抱持负面印象的非洲人比例恐怕是除南极洲外各大洲最小的（由于话语权关系，非洲对中国的抱怨被人为放大了，这在英印系知识分子较多的国家如赞比亚、肯尼亚显得更突出，这也是英国智库对中赞、中肯关系屡屡“测不准”的奥妙所在）。

经济上，非洲和中国存在得天独厚的互补关系，且这种互补成为有来有往的循环，可以自成体系：非洲需要性价比高的工业品，而中国恰好有门类齐全、性价比高的工业品，而且过剩；中国需要大量资源、原材料和市场，而非洲恰好这一切全有。非洲要持续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大投入，中国在这方面恰是强项；基础设施需要资金，而非洲国家出售资源的钱正好有了去处；非洲制订了“2063”计划，目标是城市化、工业化，而最现实可引进的，正是中国的过剩产能和投资资金……举个例子，马士基是全球最大海运公司，其周转集装箱21世纪以来在中非航线上可以做到“满载来，满载回”，这是除中美外任何航线都很难做到的——被炒得很热的中欧定班货运专列，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欧洲返程仍清一色是空车空箱。

中美贸易看似热闹、量大，很多都是零利润、靠退税维持盈利；中欧贸易利润率不低，但“量走不动”，且要求苛刻，许多出口厂家疲于奔命。而中非贸易不然，笔者当年在纺织品领域做到过100%的毛利，现在虽然不如过去，20%左右毛利仍是许多商家可以完成的。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近年来推动“美非普惠制”，规定在非洲制造的工业品出口美国免税，转移到非洲的中国轻工产能还可更轻松地绕开美国“双反”壁垒。

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这和非洲无关，但后果却是欧美市场购买力的大崩盘，和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崩溃。当时中国刚刚成长为“世界工厂”，成为严重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经济的经济体，如果出口大崩盘，不仅意味着贸易体系的崩溃，外汇储备和经济增长率的坠落，更意味着大批工厂的倒闭，许多行业的总体崩盘，以及数以百万、千万计产业工人的失业，并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正是这种中非“互为外挂”的互补关系，让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突袭、欧美传统市场需求崩盘的非常时刻，较为平稳地渡过难关，争取到数年的转型宝贵时机，避免了经济“硬着陆”和就业形势恶化所可能带来的综合性危机，也帮助非洲摆脱“失败大陆”阴影，在过去10年间成为全球平均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可以说，自中国改革开放后，近20年里，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是“双赢”的，自2000-2009年，中非贸易总额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3年达2103亿美元，是1965年的近2000倍，2000年的21倍多，自2009年起，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按照IMF的计算，中非合作对非洲发展的贡献度，如今已高达20%。可以毫不含糊地说，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外援助、投资的总体情况，对非花钱最多，但实在是效益最好、回报最辉煌的地区——没有之一。

当然，非洲这个“外挂”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可持续发展，而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资金量大、投资周期长、风险高、见效慢；比如最好赚的国家往往也是最腐败的（如尼日利亚、加纳、南非）；比如非洲法律制度、工会体制、工人素质和人文习惯和中国差异太大，一不小心容易水土不服（并非都是比中国落后，许多非洲国家的民法体系因照搬英法，比中国成熟得多）；又比如如前所述，非洲许多国家市场基础单薄，管理不足，“库容”太浅，一旦出现“扎堆效应”，后来者会承受巨大风险……但相较于“外挂效应”，这些问题显然是可以“慢慢改”的。

而“三元里社区”对“外挂效应”的贡献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这个社区打掉，中国和非洲间、至少制造业和农副产品的纽带就会变得单薄脆弱，这个被一些人认为“低级”的产业，恰是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最严重、吸附剩余劳力最多的产业，一旦彻底垮台，后果不堪设想，而这地球上并无第二个非洲可以做新一轮“接盘侠”。

对于三元里非洲人社区的“三非”和其他种种弊端，必须依法给予规范、整顿，其侧重点，应放在“助推其正面作用、限制和消除其负面作用”上，这就必须正视三元里非洲人社区的历史成因（中非贸易发展的需要）、现实地位（非洲在中国采购网的枢纽，和整个网络的纲目），正视社区成员的不同角色（“兄弟”-“马仔”-外围，以及他们的不同身份和在网络中地位），正视中非贸易和“非洲在华采购网”对中国经济、就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摒弃单纯、片面将之视作“落后淘汰产能”弃若敝帚的错误心态——认真说，中国还没阔到开这种玩笑的程度。

目前该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跟进不够、不到位的问题，需要通过在这方面的强化，需要“勤政”去解决，“一刀切”式懒政难以消除“负能量”，却很容易将“正能量”打压下去。

为什么这么说？

就以“当地登记的非洲人口数减少”而论，这一消息倘若属实，则意味着顶层“兄弟”这一“非洲在华采购网”体系中最核心、最正能量也最具合法性的阶层在衰退，这样不仅会导致该网络变得稀疏、迟钝、活力下降，且就规范、整顿和管理而言也未必是福音——首先，问题最多的是“三非”阶层，而非顶层；其次，顶层“兄弟”作为家族经济体的核心，以及其他附着阶层的“衣食父母”，作为“合法侨民”，如果政策配套，引导得法，原本可以成为对非洲人社区建立、健全规范、管理的得力臂助和通畅渠道，将他们“搞掉”，等于把一张脉络分明的大网，硬生生撕扯成一大团乱麻，管理、规范的难度，只恐有增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