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20万份问卷的实证研究：父辈身份如何影响代际流动

社会流动性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均等程度，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社会流动对于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含义。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流动性容易下降，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处于怎样的水平，公共政策如何才能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对社会流动性水平进行精确测度并科学地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

在社会流动性水平的测度方面，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社会学家，从代际之间职业、身份、阶层的流动等角度切入。从低收入职业向高收入职业的向上迁移以及同一收入等级的职业内部平等迁移，都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表现。

基于2011-2013年间的麦可思（Mycos）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麦可思公司是目前最权威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机构，每年对毕业半年后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和工作能力进行全国性调查，问卷分为就业状况、就业特色、能力与知识、社团活动、求职服务等模块，包含200多个变量。本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11-2013年，有效问卷数分别为75954份、32919份和85998份。

本文测度了大学生与其父辈间的代际流动性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上述数据库是除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外最大的调查数据库，较之既有的其他微观数据，测度结果更加精确。

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大学生同其父辈之间，存在较强的代际教育和职业流动性，“官二代”的代际相关性更强。具体结果有以下几点：

1.高考分数可以显著影响未来的收入水平。

2.父母一方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样本平均水平，影响程度比高考分还要大，说明“官二代”身份在就业市场上有很强的工资溢价能力。

3.具有城镇户口的子女在就业市场上也有显著优势，平均工资要比农村户口子女高出8.7%。

笔者认为，应从教育资源的均等配置、国企与公共部门改革及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三方面入手，制定相关的政策组合，提高社会流动性，以保持中国社会的活力并有效地促进增长。

一、研究发现

通过父母信息的变量统计情况，我们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父母从事的工作性质”，另一个是“父母双方接受过的最高教育程度”。父母从事工作性质统计结果如下图：

从图可知，农村家庭的孩子上大学比例要远低于城镇家庭，以务农为主的家庭该比例更低，高考成绩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城镇家庭。

从高考成绩看，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高考平均分数是481分，比城镇地区的平均分整整低了20分。父母是农村户口的学生，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月收入平均值是3154元，比城镇户口学生低238元。

再来看，父母接受最高教育水平的统计结果，如图：

统计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跟下一代的高考分和收入呈现显著正相关性。如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父母一方是初中学历的毕业生月收入，要低于父母一方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毕业生。这说明，教育回报率的代际传递跟教育程度相关，高教育程度的回报率代际传递效应明显，低教育程度的传递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本研究还考察了父母是否官员身份对其子女高考分数及收入的影响。如图所示：

二、代际流动性的测度

本部分将分别从样本的代际间的教育、职业和收入相关性三方面测度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

首先，从2011-2013年间毕业生的教育代际相关性看，父母一方的最高教育程度跟子女通过高考进入学校的好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父母一方是研究生学历的子女，进入“985”和“211”院校的概率，均要显著高于父母一方是更低学历的子女。

由上图可知，上一代的教育水平，通过代际传递，使下一代也具有较高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较高，这使得下一代的收入水平也会显著高于社会平均值。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究竟这种由于人力资本（一般用教育水平来替代）的代际传递，可以解释多大的收入差距？需要通过更为严谨的实证计量方法进行研究与验证。

其次，从职业的代际流动性看，有多少比例的毕业生选取了跟父母同样的职业？进一步地，这个比例跟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特征是否显著相关？在删除了“已退休人员”和“城乡无业、失业人员”这两类群体（这两类群体已经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后得出了以下的研究结果：

由上图可知，父辈为“国家公务人员”（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的子辈，有32.89%的比例选择在“国有企业”工作、12.65%的比例选择“政府机构/科研或其他事业单位”，也就是近半数选择跟父辈相同或密切相关的工作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毕业生，在就业选择上集中在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父辈务农为主的毕业生在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的比例是64.93%，父辈是农村户口的非农打工人员，子代在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比例是59.77%。这两个比例甚至比父辈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比例（分别是54.18%和57.19%）还要高。

上述结果充分说明，父辈的农村户口对子代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录用人数少，父辈的资源可以发挥相当大作用。因此，对于在城镇里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农村地区毕业生，只能更多选择背景和关系影响不大的私营企业。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代际职业传递效应。

来自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家庭的毕业生，有较高比例（分别是54.18%和57.19%）选择在私营或个体经济里工作，主要是基于父辈已经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也可能受家庭熏陶“回家接班”，但这跟农村地区毕业生选择“私营和个体经济”就业的原因截然不同。

三、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机制

为考察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利用OLS对样本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从结果看，高考分可以显著影响未来的收入水平，也表明大学前的人力资本有很强的连续性。父母一方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样本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父母工作岗位的影响程度甚至比高考分还要大，说明“官二代”身份在就业市场上有很强的工资溢价能力。

具有城镇户口的子女在就业市场上也有显著优势，平均工资要比农村户口子女高出8.7%。此外，父辈的行业选择、教育水平也会对子代的收入有较强影响。同时，在大城市和国有企业（或党政机构单位）工作的平均工资更高。

OLS方法直观简洁，但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高考分、是否党员与工资水平可能均由毕业生的能力（遗漏变量）决定，再比如说工作时间与工资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如果工资水平过低，就没有激励加班，工作时间就会缩短等等。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利用二阶差分法（DID）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因为这套数据库除了提供当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外，还在这些学生毕业三年后进行第二次跟踪调查，由于这三年之间许多变量是不变的，比如城镇户口、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类型、党员身份等，通过差分可以控制这些期间没有变化的变量。差分检验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毕业半年后和毕业三年后接受调查的学生必须是同一个人。为控制个体差异性，本文接下来只选择上述样本中同时接受半年后和三年后问卷调查的毕业生。尽管有效样本总量缩小到9847份，还不到原来的1/10，但可以使结果更加稳健。

毕业半年后和毕业三年后的样本调查结论与毕业时的情况基本一致。通过三个时间段的样本分析，结果表明：父辈的阶层身份不仅在子辈就读的大学院校级别上有重要的影响，还对子辈的就业，以及就业后的工作长期产生影响。

四、政策涵义

本文的实证结果有较强政策涵义，人力资本投资、垄断行业、城镇户口等都会对社会流动性产生影响。因此，需要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角度，制定相应的政策组合，提高社会流动性。

第一，促进中小学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高考分对毕业后的工作报酬影响显著，表明高考前的基础教育水平是影响收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和各级财政应划定合理投入比例，继续推行“按片区划学校”、减少“跨区域择校”比例。为许多因家庭经济原因“上不起学”、“上不了好学校”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使其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第二，加快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改革。垄断部门会形成固化的利益格局，下一代可以通过父辈的身份和“关系”继续在垄断或高收入部门工作。因此，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和“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势在必行，打破国企、公共部门的利益藩篱。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前，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虽有较大提高，但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无法有效覆盖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子女无法接受良好教育，这对长期社会流动性和活力会产生很大负面效应。新型城镇化战略应从“城乡统筹”转向“城乡融合”，实现城乡社保体系、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并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