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进步，我们该如何面对越来越长的“老年”阶段

在现代医生的手边，人类将以超过13000多种不同的方式出问题。将会有超过6000多种的药物，超过4000多种的治疗手段。看向未来，还会超过这数目。

是人类生来就有一种命名和分类的倾向？还是扎进科学世界，总有将一个巨大的东西分解为更精细部分的欲望？在西医发展史上，有一种将巨大的、不可知的分解为一个个小的、相对精确的倾向，它远远大于跳脱出来将一群小的归纳为一类大的倾向。现代西医一百年，就是分解分岔生出枝叶的一百年。

是谁在不断“发明”新的疾病？

如此，会有一些软性的、不可精确捉摸的病。抑郁症这件事，在20年前，中国人是断然不以为是个病的。现在，抑郁症挂在众人嘴边，已成了一个常用疾病名词。精神分裂、疼痛、ED（勃起障碍）……都开始有了量表。在时间的渗透下和诸多力量的协助下，它们用一二十年的时间，就会成为一种疾病。多一种疾病，就会多一种诊断、多一种检查、多一种治疗、多一类病人。你我在长寿的路上，就会头上多一顶疾病的帽子。

应该不算什么太大胆的想象力吧，按这样的趋势，配合潮涌来的互联网文化及一幅幅移动电子屏幕，不用太久，会出现诸如“人工脑依赖”这样的疾病。什么是“人工脑”？除了人本身以外的其他电子存储介质、智能工具。再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21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这个世纪末，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疾病，叫做：22世纪恐惧症。如果不是恐惧，那换成这个：22世纪寂寞病。

并非调侃而已，翻一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十多年前的法国巴黎“狄德罗论坛”上，一位专家如此延续福柯的思考——其实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认为充分体现其实质的、最占上风的一种疯癫形式。19世纪是偏执型或被迫害型妄想。20世纪是精神分裂症，“将来必是孤独症无疑，今天就已经初见端倪。”

除了这些软性的、不可精确捉摸的疾病涌现，还会有一些精细化划分的病出现。比如肺癌。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医学课本中，肺癌只按病理分型分为：鳞癌、腺癌、小细胞肺癌……现在，可以按分子分型划分种类，不到十年时间，人们面对的肺癌种类会是至少以类似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EGFR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至少十来种。

还将会有一些新的综合征出现，英文叫syndrome。有些时候，这些综合征的出现，似乎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人类某种归类的嗜好。把一些紧密关联的症状放在一起，有一些是有明确起因的，有一些是起因未明或是模糊的。比如肥胖综合征……比如，因智能浪潮而起的“电脑视觉综合征”（CVS）：人们长时间盯视电脑、智能手机、电子游戏以及数码阅览设备的屏幕后，引发的一系列眼部及全身的病理症状。

看向背后的推动力量，还会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某一医药界的产品出现，为了阐述它的正当性或者广泛性，命名新的疾病，在大众传媒界说得更“耸人听闻”一些——制造疾病。在一本叫《疾病发明者》的书中，列举了如下：小孩缺乏注意力就是多动症？身强力壮的男性也需要“伟哥”？女性更年期必须服用激素来治疗？老年人骨头退化就一定是骨质疏松症？

医学如何停下商品化及世俗化的脚步？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发明疾病，让生命“医疗化”，让疾病成了商业产品？医学如何自省回望，停下商品化及世俗化的脚步？我们生命中许多正常的过程，如生老病死和不快乐，都被拿来“医疗化”，进而“商品化”。生活的每个缝隙，都被一双医疗之眼审视、筛选、监管。

当这些数量逼近两万种的疾病在医界纷飞时，它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话题。但如果想象一下，当这些疾病的名称纷纷飘落在我们这些作为人的个体身上，五十年前一个人身上可能只有1-2种疾病，但如以两万种的架势降落长寿的人身时，你我可能都难免，人身上5-10种也许是常态。

赫胥黎说：“医学已经进步到，再没有人是健康的了。”这样的境况下，我们每个人如何看待“疾病”这个标签，“病人”这个身份？我们如何排出优先顺序，管理自己的那副身体？假设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找医生治疗？要治疗到什么程度？可以想象，在一个两万种疾病的世界，医生的分工也是更精细的，我们需要同时去找5-10种不同的医生？

再往深处想一个问题：我们忙忙碌碌，亟亟一生，越来越长寿，但生存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上去更简单，可能也更深邃。是为了回到一个无病的身体？绝对的干净、整洁，如同刚降临人世时？（但也许降临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一些疾病加身）是为了一个相对可控的健康？抑郁症、高血压、痛风、过敏性鼻炎……手忙脚乱，到底应该先管好哪个？是为了和这些疾病学会相处？即便病名加身，学会几招，终日可以与之相处。哪些可以暂时放一边，哪些是顶顶重要需处理的。是为了一个活得更长的寿命？但——活得多长算是长？正如“永远有多远”一样。

长寿固然带给我们希望，与此同时，现代化也在改变着长寿这一路的风景和内涵。现代化和长寿这两件事的合力之一，是改变了疾病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疾病种类如此繁多，医学已经进步到，再没有人是健康的了。众多的医学数据和指标对人们来说，已经不是提醒，而是灾难。“生命中许多正常的过程，如生、老、性、死和不快乐，都可以拿来医疗化”，进而商品化。越来越多的“疾病制造”，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疗问题，把致病风险当作疾病，把罕见疾病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把轻微症状当作重病前兆。

当长寿遇到现代化，我们该如何面对更长的老年阶段？

除了这些，“现代化”一词，还包括一些崭新的运转方式，比如手机、电脑的普及，比如商业运转的新法则，比如大众人群传播有效性的法则……生活在“现代化”和“长寿”两件事影响下的我们，面对有可能更长的人生后半段，将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生命线的延长，究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我们需要准备什么，从大脑上，从身体上，从行为上，以迎接不断变长的人生后半段？毕竟，它是人生的后半段，是一个精力总体走向衰退的阶段，是一个生殖力、生产力、好奇心总体走向下落、衰退的阶段，是一个越来越需要与周边人群和环境融合、渐渐趋于收敛、甚至进而不得已被隔绝而非像年轻人去开拓闯荡的阶段。

因为生命线的延长，带来更长的人生阶段。老年——虽然不得已，我们还是先按现行的无聊的“退休年龄”划分——将人生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我也看到过有日本人将他们面前已然很长的老年分为：早期老年、中期老年、后期老年、终期老年、末期老年（真不愧是冲在最前面的长寿之国）。正规的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65岁后进入老年，65岁至74岁是青年老年，75岁至90岁老老年，90岁以上是长寿老人。据说有一个研究，调查了两千多个丹麦老人。在92-100岁之间，可以独立生活、购物、做饭和洗澡的人数，仍占33%。

随着生命线的延长，在老年的上半场，因为医疗手段的发展、文化中普遍推崇的身体观，电脑、手机等带有屏幕的智能媒介导致的传播方式变化，背后的商业经济力量的推动，使得老年的概念发生“模糊”。中年与老年的界限，也渐渐变得模糊。中年被按照个人的意愿尽可能被一再延长，老年尽可能被一再拒绝、一再模糊——即便客观年龄已经进入老年。人们不会过分地谈论自己的“客观年龄”，会一再试图模糊它。即便谈起，也是大部分基于这样的意图：“你说我看起来40多岁，其实，告诉你吧，我67岁了。”它背后隐藏的意义，仍然是模糊中年与老年的界线。如果此时说话者是一位女性，她其实心知肚明，自己已然绝经了，已然在生殖的这个自然界大需求上，被无情地删除上下文了。

因为医疗手段的发展、文化中普遍推崇的身体观，在对外观的追求、相对旺盛的精力与背后不可避免的衰退的夹缝之间，一种展示为先的文化会越来越盛行。但我们，总有一些独自的或是清冷的瞬间。

我们一边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外形，一边顶着越来越多疾病的帽子。五十年前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两种疾病，但在我们的人生后半段，人身上5-10种也许是常态。我们如何看待“疾病”这个标签，“病人”这个身份？如何排出优先顺序，管理自己的身体？又该如何去找医生治疗？要治疗到什么程度？需要去锻炼一些新技能。比如，顶着6-8种疾病的帽子，像五百年前的人们那样，继续自认“健康”地生活。而不是，坐等一些和医疗有关的控制力量定义我们健康与否。

鉴别哪些疾病是可以控制的，哪些是可以共处的，哪些是作为人的缺陷、人的共性，可能就会具有的。（比如：你是不是偶尔觉得倦怠、心情不好或凡事提不起兴趣？注意力难以集中？是不是很害羞？）

还有一些独自的或是清冷的瞬间。我们需要重新看待自己的价值。老人的价值，跟随世界变化。我们将如何在社会种种年龄层次之中自处？与他人共处时，如何获得或展现老年存在的某种价值——从外形，到真正的文明的价值，到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价值，后代看待的价值？它会面临一些并非“小小的”尴尬。之前由电视主导、后来让位于电脑、进而让位于手机的“图像世界、展示文化”，通过互联网连接放大，人们越来越崇尚“展示”，所见即事实。因为电脑、手机等媒介导致的传播方式，使得老年曾经举足轻重的知识、经验及“时间见证人”的价值越来越小。

长寿带来希望，现代化同时也改变着长寿这一路的风景。一方面，外观不可阻止地衰落，另一面，文明价值不可阻挡地贬值，老年人开始倾向于成为非老年，倾向于模糊老年，努力向“更广阔的中年”倾斜。他们会在自我认知上形成否定，甚至近乎媚俗地向那个叫做中年的概念靠拢，并一厢情愿地励志。同时，回首一望，脚下又缺少足够的“载体”支撑。这些载体是指：代表“家庭缘”的家族关系、家庭结构，它其实日趋缩小，代表“职业源”的事业平台，它其实更需要人们能随时更新技能和思维。进而，在某种深藏的焦虑驱使之下，人们过度地相信美容、医疗、抗衰老技术，以展示绝对正确的“强壮、洁净、繁殖的”身体观。人们会在与此有关的账目上，过度消费、对不管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倾向于过度轻信，同时也无法整体解读。

我们变得过早地开始焦虑，焦虑落伍，焦虑变老。在这种焦虑驱使下，我们有着仿若年轻的容貌，希望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融入主流话语和新鲜话语，“我的膝盖，留给90年后”。

生命线的延长，无论是有质量的延长，还是先进医疗手段导致的被动的生存时日延长，我们“老年的下半场”会难逃宿命。一个被花样越来越多的“疾病制造”围绕、先进医疗手段维持生存、严重依赖社会养老配套的老年下半场。只是，一些要求更高的问题，比如生存质量、生存尊严、自主独立的问题……尚无答案。对失去个人独立性的恐惧感，对自身越来越依赖他人的焦虑，将会困扰老年的下半场。日趋流行的个体独立文化，努力留住年轻的老年上半场，使得有一天当我们无法自理时，屈辱感便会产生。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去理解已被医学化的“老、病、死”。所有这一切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准备面对更多疾病、药物、治疗及养生的知识理解方式。不是简单如父辈，只是面对电视，聆听一场又一场的支离破碎的健康养生堂之类的知识灌输。

（本文作者常青，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毕业后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回国，任职跨国制药公司多年。曾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协和医事》，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及《B.A.D.》。本文收入于常青新作《如何老去：长寿的想象、隐情及智慧》之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