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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的另一面:文物干部、临时工、考古民工、房东的故事

郑嘉励
2017-03-27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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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题为《那些人》,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郑嘉励”,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作者郑嘉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代墓葬,著有《丽水宋元墓志集录》、《考古的另一面》等。

这些年奔波各地,参加考古调查、发掘,因此结识很多人。我来到陌生的地方,生活的安排,工作的开展,总是离不开地方文物干部(包括临时工)、房东的配合,也离不开考古技工、民工们的劳动。我们在考古工地朝夕相处,他们是我真正的战友,也是能传授我知识、丰富我人生阅历的师长。匆匆一生遗忘多少容颜,但有许多人、许多事,我至今记着,永远记得。

地方文物干部

2016年12月14日,杭州,秦•第五重四两权钱。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如果不是高速公路建设,我就不会到那地方去,也不会认识许老师。那是我第一次完全独立主持考古工地,新手上路,面对各色杂务,有些慌乱。

许老师来了,热情接待了我。他是当地文物部门的负责人,即将退休。帮着我租房子、雇民工、踏勘发掘现场。只要我能想到的,他总能办到。我的紧张,由此大消。

许老师熟悉当地文史、古迹,也很健谈。他对我说:“你每到一个地方,阅读方志的习惯,很好,考古工作证经补史,更好。”一席话,给了我“吾道不孤”的温暖。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许老师每天都来,帮着做事,陪我聊天,只是从来不在考古工地过夜,下午收工前,他准时告辞,返回县城。据说,他老婆(我应该叫师母)不习惯一个人住。这个理由足够充分,我也从不勉强他。

有一次,我见到一通晚清的石碑,仆于野外。碑文简单记录了当地某寺院的修建,年代也晚近,但既然是文物,总要妥善处理。我把石碑搬到附近的大会堂里,许老师买来宣纸,拓片的时候,横竖不满意,不是嫌墨色太淡,就是嫌字迹不清晰。后来,我叫来一辆拖拉机,把石碑运到县城集中保护。

我只是随性做了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许老师却说了很多过誉的话,认为今天像我这样有情怀的年轻人太少见了。从此,许老师更加健谈,告诉我很多他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他曾到山区扫盲,住在老乡家,生产劳作之余,教人识字记账。在回忆里,那是段快乐而充实的日子。

后来的几次运动,他吃了很多苦,还被关了几年。那时候,亲人与他划清界线,只有那几个“扫盲”时认识的乡下房东,每年带点土货来看他。我从来不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80年代初,落实政策,许老师平反了。他不愿意再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于是就进了文物部门。用他的话说,像他这样新出土的古物,去跟古物打交道,很合适。

乡下房东依然走动,经常到县城来看许老师。但是师母是城里人,不喜热闹。他也就不把乡下朋友往家里带,通常只在外面坐坐,吃顿饭,叙叙旧。

许老师说话,我很少插嘴。只在这时候,才问了一句:“那些乡下朋友,现在可有联系?”

许老师沉默片刻,竟然泣不成声,说,他们都走了。

我像个犯错的孩子,默默站在他身后,拍着他的肩膀。

许老师终于平复下来,对我说:“对不起,只是与你聊得来。”

从此,我们再不聊那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一位长者能够在我面前落泪,就是缘分。

后来的事情,平淡无奇。我们结伴往乡下跑,寻古墓、看老房子、访摩崖碑刻。真是奇怪,就算一块三国西晋时期的墓砖砌在哪家的猪圈墙上,他也清楚。

工地结束,我回杭。第二年,他退休。

后来,他到杭州,偶尔来我办公室坐。我送他一些我写的东西,许老师叹一口气,“年轻有为啊,不像我,老了,什么也没留下。”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没人看,‘留下’倒是可能的,白纸黑字刚印出来,除去垃圾回收打成纸浆的,图书馆当成古物藏起来,那边铜墙铁壁,安保严密,大概可以传世了。”我说。

不料,他竟严肃起来:“你说话老不正经,会吃亏的。”

我反问道:“朋友间的聊天,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许老师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之中,我隐约看到了他曾经的苦难。

前些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许老师被当地文物部门返聘为普查队员。我多次在各种场合听到,那里的文物普查,工作扎实,深受好评,尤其是许老师,不畏年高,不辞劳苦,真是个能做事的人。

我想,他可能从来就是这样的人。

临时工

2016年9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参观者在观看距今800多年的南宋时期的木制“自来水管”。

浙江境内的县市博物馆,论收藏出土墓志的数量,大概很少有地方可以与临海市博物馆相比。

那是因为临海博物馆有个临时工,丁伋先生。

我不曾见过丁先生。但是,读过他点校的《台州墓志集录》、《临海墓志集录》,还有他的文集《堆沙集》。

《台州墓志集录》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内部出版物”,录文、点校一丝不苟,只是印刷粗糙。搁在今天,可能是“非法出版物”,与诲淫诲盗者同列。

《临海墓志集录》是正式出版的,著录临海境内2001年之前出土的古代墓志,绝无遗漏。丁先生做事,就是这样。

《堆沙集》是博物馆掏钱资助出版的,收录丁先生毕生研究台州地方文史的心得,涉猎极广,从史事考证到地方戏曲。他的学术研究,只凭兴趣所至,少有规划的痕迹,带点旧时代旧文人的“落伍”的习气。

但是人们说,在台州文史界,以丁公为翘楚。

过去我到临海工作,到博物馆考察宋代墓志,每次都是徐三见馆长接待。徐馆长是画家,近年以整理地方文献为务。

徐馆长说,我们到博物馆边上的东湖“碑廊”去转转吧,丁先生集录的墓志,镶嵌在那边,或许还能做点“拾遗补缺”的工作,顺道也看看丁先生。

天哪!我不曾想过,丁先生竟然蜗居在东湖边的破房子里,与游人如织的东湖公园仅一墙之隔。

丁先生今年83岁了,正坐在藤椅上,阅读刚改版的花花绿绿的《文史知识》。见我们来,起身,抽着“双叶”牌香烟。

“我给你介绍一个来自省城的小老乡,也是你的仰慕者。”徐馆长说。

丁先生憨厚地笑。我们握手,他的手很大。

丁先生,是个农民,毕生未娶。据说,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工作过,个性太强,被单位辞退了。他的个性,我偶有所闻,据说凡是他的定稿,绝不允许别人易动一字。

没了工作,待在乡下,整日读书。不晓得读书是为了逃避,还是为了求知?“乡下秀才”看不上村姑,而村姑也未必看得上他。就这样,一辈子打了光棍。

他读他能够见到的所有古籍,订阅《文史哲》、《历史研究》、《文物》等。“文革”开始后,无书可读,于是改读“医书”,当过几年的土郎中。

当年,徐馆长读书,每有疑惑,就跑到乡下请教他,大家也都渐渐知道了本地有个满腹经纶的农民丁先生。后来,丁先生成了博物馆的临时工。临时工,反正没有退休一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索性就寄居在博物馆的破房子里。

整天就是读书、抄书、写东西,有人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丁先生有个亲戚在市里当领导,本有“转正”的机会,他也不跑,说,年纪大了,还折腾什么?

近年,各地都在创建“文化大市”“文化大县”。人们没想到,眼皮底下,竟有如此的人物,这情景像极了考古学家标榜的重要发现。于是,纷纷拉他帮忙,做些文献整理、史实考证的事儿。年底,前来慰问,送几条香烟、几瓶烧酒、几床被子。全世界也找不到这么乐此不疲的廉价劳动力。

这时候,我想起了丁先生曾为一通墓志写过的跋语。墓志的主人,名叫李果,是台州临海县明代万历年间的才人,过着五柳先生一般的生活,处处碰壁,终于过早去世。在跋语中,丁先生称他“为人脱略,一片天机,他所憧憬的是一个纯真的学者、艺术家的生涯。因此生活有其充实的一面,只是忘记了人是社会的人,偏偏一不趋进,二不治生,把自己空悬起来,就难免为贫病所厄”。

丁先生的文字一贯节制,以叙述为主,这是罕见的议论、抒情段落。

与丁先生告别的时候,我说,下回一定再来拜访您。而当我别过身去,不由得一声叹息——那篇无人问津的明人墓志,何尝又不是他的夫子自道。

考古民工

考古中经常需要用到的器具。

这十多年来,没什么新鲜,我一直在浙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我偶尔感觉,自己挺喜欢考古工作的,当然,烦心事也从未少过。

每逢新工地开张,到处找民工,讨价还价,吵吵闹闹,最是烦人。过去的农村有活力,田间地头尚有农活,雇佣农民工并不太难。如今农业凋敝,形势就不同了。

昨日夜深,在考古工地,以收听电台自娱。有位女子向主持人诉苦,她说,其实我挺喜欢我男朋友的,但他有个毛病,初次约会时他吻我,我没拒绝。后来,他得寸进尺,竟至于动手动脚。唉,你说这种男人,我是该爱他呢,还是该离开?广播里的主持人,快人快语:“姑娘,别说了,你说的全是废话,问题在于你不够爱他。”

这个八卦,蕴藏着人生的大智慧——如果爱他就要接受他的全部。像我这么乐于反省的人,听完故事,真是苦命,我怀疑本人是否真如平常所标榜的那样热爱考古工作。

我首次独立领导考古队,是在2002年的嵊县乡下。考古的生产工具,与种地的庄稼汉并无不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长远来说,乃大势所趋,短期看来,种地的工具,依然是锄头铁锹。抡锄头的活儿,原则上以民工充任。所谓民工,主要来自工地附近的村民。

前来工地打短工的男工,每天25元、女工20元。按2002的标准,工资已不算高,不过,村民大多乐意来,尽管开工之前,也要费点口舌。电视台的纪录片,很乐意这样描述考古工作:好像考古工作者,整天就蹲着,手持小毛刷,照着古物看来看去、刷来刷去,在习惯田地活的农民看来,这样的工作简直不能算体力活。

我每至一地,也乐意用这种话来游说民工。我说:“这活儿挺轻的,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每天看过来看过去,实在看不下去了,再动下锄头”。现代人上过太多回电视台的当,并不那么容易轻信。比方说,今年的暑期持续高温,他们就说:“这么热的天,让我站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这点钱,我也不愿干。”

是啊,如果他们付我每天25元,请我一动不动站在太阳底下,我也不干。

我这是打比方啦。随着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今日的民工工资早已不是2001年每日25元,就我这些年的经验所及:2004年,民工日薪约30元;2005年前后约40元,男女同工同酬;然后,50元、60元、80元、90元……年复一年,水涨船高。去年,我在浙南某地考古,每日工资180元也招不到人,后来勉强来了几个人,全是外省的打工仔,本地人一个也无。

我从来都不反对涨价。杭州的房价,十年内翻了十倍不止。人力也不应该比房价低贱,翻个十来倍也能接受,我只是反对工资越涨,民工反而越不好找。

如今长居农村的人,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已不可多得,就算有也不会干农活,拿锄头的机会,与手持刀枪的概率相当。愿意来工地考古的,以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男子为主,要不,就是赋闲在家的中老年妇女,这是考古队又名“三八六O部队”的典故出处。偶尔也有毛遂自荐的八十老叟,只因风险难测,老人万一在工地有个三长两短,谁能负责?原则上,我的工地绝不接纳年过八旬的劳动力。我深深为此而苦恼。再过十来年,等这一茬人过去,锄头就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了。就这么点有效的劳动力,讨价还价时跑掉一批,看考古队自带被铺租住农家以为我们是江湖骗子不愿甘心上当的再跑掉一批。最后,总算有少数无畏的勇士,以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终于答应给考古队干几天活儿再说。

谢天谢地,工地开张!有人前来观摩工作,看到考古的活儿,果然有说有笑,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更奇怪的是,这些陌生人跑这么老远、赔这么多钱,小心翼翼地挖地,拣一些破破烂烂的陶瓷片,白送人也不要。对!光凭这一点,考古工作者就不像骗子。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渐渐的,更多的人前来打探,纷纷表示愿意加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事业的队伍。终于有一天,我大声宣布:“工地人数够了,不要了,等我们下次再来这里考古,再说吧。”

其实,我从事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考古工作,铁路、高速公路修建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今年挖完了,铁路公路通车了,谁还会再去那里考古,根本就不会有下一次。

这些年,我主要就从事这样的大范围流动作业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打一枪换一炮。大范围流动作业,听上去很美,跟旅游似的。但请您千万别看岔了,万一把“业”字看成“案”字——大范围流动作案,那就不好玩了。

房东

2017年03月15日,辽宁省本溪市,考古人员在发掘现场挖掘出土钱币。

考古队在乡下,租住农民家,每到一个新地方,就换一家新房东。通常,女房东给我们做饭,男房东在我们的考古工地帮忙。

我在龙游时的女房东,是个热心人,非但帮着做饭,连脏衣服也帮着洗了。小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癌症。后来,她有了继父,是个上门的外乡人。

几年前,她的继父也去世了,还是癌症。她的母亲很伤心,从此,老太太不愿意单独在家呆着,怕自己也得癌症,更怕空荡荡的房间闹鬼。

老太太在子女家轮流住。这段时间,住在我房东家。我见她衣着整洁,言行得体,一点也看不出她曾经遭受的苦难。

只是,她畏惧鬼神,在这个村庄并不多见,这说明,苦难曾经如何折磨着她的心灵。

与浙南山区、沿海地区祠宇林立的情形不同,这村庄除了村口的基督教堂,便无任何庙宇。个别人家,最多只在节庆时节,办桌饭菜,焚几柱香,仪式远较吾乡简化。

多数人家连仪式也免了,有的因为信奉基督教,有的则毫无理由,就像我们城里人,不分青红皂白,繁文缛节通通省略。

考古发掘,不免挖古墓,在某些地方,颇多忌讳。2004年,我在桐庐富春江镇发掘宋墓。男房东,姓吴,在工地干活,从来不敢下墓坑,出土的古物,他也不碰。

而在龙游这边,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个个都是考古发掘的好手,他们只怕歇着,没有钱挣。比如,我的男房东。

我问其故?男房东答曰:不知道,我们从来这么生活。

我猜想,大概是这地方交通便捷,人们见世面多,也或许是历次的移风易俗,深得人心。然而,我的猜测可能完全不对,因为很多比这边更加热闹的农村,情形正好相反。

我终于猜不透其中的道理,或许他们本来就跟我们城里人一样,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无需理由。

村口的基督教堂,每逢礼拜天,倒是聚集着本村的老人,多半因为身体不好,舍不得花钱,村庄中既然无本土菩萨,只好求助“洋菩萨”——龙游女房东的母亲,终于决定了,礼拜天也要上教堂。

当年,我在桐庐时的女房东,已忘姓名,是个虔诚的教徒。平常给我们做饭,礼拜天一定出门,临时请人代工。她识字不多,却手不释卷——《圣经》,时常哼唱圣赞礼歌。一有空,就教我唱,并耐心讲解。据说,这可使她功德无量。

她原本也不信教。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身体不好,小儿子聪明能干,是家庭的希望。上世纪90年代初有“车匪路霸”的说法,她的小儿子鬼迷心窍,在公路上拦路打劫,遭到了法律严惩。

这起事件,伤害了无辜的卡车司机,也摧毁了一个母亲的幸福。自从皈依上帝,桐庐房东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只是偶尔聊起往事,仍不住落泪。

她是个好心人,我想念她。

我两家房东的故事,很平实很通俗。儿时在乡下,村庄中也有人家信奉洋教。小孩子乱讲话,说,信教的有礼拜天,还可以唱歌,真好玩。我爷爷听了,总要操起拐杖打过来,高声呵斥:“祖宗都不要了,好什么好!”

现在,我懂事了。当年信奉洋教的乡亲,一定经历过巨大的苦难,求遍了本土菩萨,走投无路,才从了洋菩萨。

我爷爷如果还在世的话,今年108岁。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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