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观察︱夹缝中求生:中国穆斯林在开罗

杨珊

2017-03-30 15: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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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移居到异国他乡,总习惯抱团生活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块“飞地”,开罗自然也不例外。在开罗地铁三号线阿朴杜·帕夏(Abdou Pasha)站的对面,隐匿着一个中国社区。中国人管它叫“学生城”,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已经入学或准备入学的艾资哈尔学生。艾资哈尔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眼中最负盛名的宗教学府,而中国穆斯林恰好是逊尼派分支。
阿朴杜·帕夏站地铁口。杨珊 摄
在中国,我是主体民族汉族中的一员,但在开罗,我是少数,因为我既不是穆斯林,也与艾资哈尔扯不上关系。然而,两个缘故让我同这边的穆斯林社群热络起来:来开罗前我时常为上海媒体供稿,并采访过一位穆斯林阿訇,自然有些人阅读过这篇报道;而其他人,则是将我视作他们在开罗所经营的各种小生意的潜在顾客。因此,去年十月份,当我险些流浪在开罗街头,无家可归时,“学生城”热情地收留了我,也因此,我有幸与这个社群亲密接触,并做参与式观察。
最早的时候,艾资哈尔的中国学生都是来自中国顶尖的伊斯兰教高等院校——位于北京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每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政府会派遣二十人左右规模的留学生赴艾资哈尔进修。
艾资哈尔校门。杨珊 摄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自费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激增,部分是因为艾资哈尔不收学费,部分是因为中国人逐渐有经济能力负担起留学所需的住宿和生活开支。2015年,艾资哈尔大学招收的中国自费学生数量达到了478人,而去年,来自中国的申请学生超过了1000人。这导致中国驻开罗大使馆发布了一项紧急政策,规定“不为持旅游签、落地签及无有效居留签证的临时来埃中国公民办理任何有关入学、居留、身份证明等留学类领事证明”。
这自然调控了中国学生的申请数量。在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思想争辩中,有海外教育经历的宗教人才往往是活跃分子,主导着辩论方向,但思想之争也可能被利用,成为传播极端教义的温床。所以,尽管中国政府不插手宗教内部的神学辩论,但也认为有必要从源头遏制可能出现的极端思想。
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家人聚居在“学生城”,主要沿着艾尔巴塞尔(El-Abaseya)和马苏德(Masoud)两条街展开。这一地带的埃及居民,虽然与中国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并没有太多交流。原因并非是埃及人排外,而是源于中国社群的内向性格。在异邦当一个隐形人更让他们感到安全。
学习宗教知识和修习宗教仪轨,是中国穆斯林来埃及的主要动机。生活在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可以轻易地在住处附近找到一个清真寺,完成每天五次的祷告功课。同时,穆斯林妇女可以在埃及更加自由地戴头巾,而在中国,由于社会高度世俗化,戴头巾会带来很多不便。
一些中国穆斯林妇女一到埃及,就开始穿戴布卡罩袍。这是一件遮盖全身只露出眼睛的黑色大罩袍。虽然这是开罗很常见的穿着,但我仍感到吃惊,因为她们同我一样,在一个现代化的消费社会中长大,女性主义色彩的商业广告铺天盖地。
“学生城”的地标——菜市场。菜农主动要求入镜。杨珊 摄
出于好奇,我试探性地称赞她们很虔诚,但实际上想窥知她们的想法。然而她们的回答总是很务实,比如可以防止性骚扰,隔离太阳紫外线。除了部分是女学生,大部分女穆斯林是男学生的妻子。
但是,几乎每个学生在一两年后都经历了一个幻灭期。从艾资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是一个漫长且乏味的过程。由于严苛的教育制度,只有那些坚持不懈,艰苦奋斗近十年的人才可能获得学位。
这个过程一般是:新移民到达开罗后,要花一年的时间准备艾资哈尔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这一阶段,他们通常会上一个预科班或者选择一个语言机构提高阿拉伯语水平。在通过入学考试之后,他们可能会被分配到初中一年级或二年级。而进艾资哈尔大学部的先决条件是掌握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的课程知识。在这一阶段,他们有两个机会跳级。
很显然,这是异常困难的,有国际留学生直接向校方反映制度不合理。据说,去年艾资哈尔为那些在母国已经完成高中学业的学生设立一个特殊班,将高中三年课程缩减为一年修完。然而,情况并不如预想的有太大改善。
我的房东法蒂玛是一个来自甘肃省的28岁回族姑娘,在来开罗的第二年得到了进入特殊班的机会。但她并不怎么兴奋和乐观,在经历两个月痛苦的强化课程后,她感到极度的厌倦。
特殊班仍然要通过最后的考试才能升上本科,而这个考试包括了三年高中课程的所有内容。除了艰难沉重的学习负担外,中国留学生和来自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相比,语言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虽然我在中国学过许多年的Fusha(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但这里的老师只讲Amiya(埃及方言),而我的大脑只能一片空白。”法蒂玛深感无助地告诉我。“我们没法儿和那些叙利亚的同学比,他们能和老师就一些问题深入讨论,但我们却连他们在说什么都听不懂。”
此外,课程表的安排也很有问题。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学生们必须一直坐在教室里,三个老师轮流上课,而学生并没有休息时间,这让他们想起了近年来已经被中国抛弃的“填鸭式”教学。“我们在这儿学习,就像走在一条看不到光亮的漫漫长路上,内心无比沮丧,可是,家里人还日复一日地唠叨着问我们什么时候毕业。”
在中国,大部分人依然推崇按部就班的人生模式。毕业是第一步,学历是好工作的敲门砖,接着就是结婚生子。这一过程严格遵循时间序列。即使我已经拿到了学位,仍承受着同法蒂玛一样的社会压力——从大众化的(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脱轨——就因为我单身。
“学生城”的路边咖啡馆,这是埃及(男)人最重要的休闲活动场所,最美妙的夜晚是在这里抽着水烟,喝着咖啡或红茶,看着埃及足球队比赛。杨珊 摄
这批艾资哈尔留学生,在中国是整个家族的榜样与荣光,在开罗却只能无奈当一个后进生,两者之间的落差就成为了厌倦的根源。学生们必须做点什么填补这个缺口,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以及有可能的话,重拾生命的意义。一事无成地回到家乡,极可能在熟人社会中招来闲言碎语,让父母蒙羞,显然不是好的选择。
因此,对于在开罗的年轻学生们来说,做一些小买卖就成为首选,其中,“换钱”和“背货”往往是最先考虑的行当,因为这两项有着相对较高的利润和较大的市场需求。
最初,贸易商人垄断了货币兑换业务。埃及商人需要进口中国的商品,而中国商人也需要进口大理石、铁石等原材料。合法渠道是用美元结算。但他们不愿意通过银行渠道多付一笔手续费,而是直接用人民币兑换埃镑进行秘密交易,以摆脱美元结算,规避政府法规。黑市就是在这些秘密交易中出现的。
此外,由于埃镑贬值,从客人手中收到大量埃镑的中国餐馆老板,为了保值也迫切地想要把埃镑兑换成人民币。
最开始,艾资哈尔的学生仅为埃及贸易商人担任翻译。从而逐渐积累了自己的人脉,并经手数额庞大的埃镑,工作更像中间商。后来,他们把普通生活在埃及的中国人也发展进来,成为黑市交易的顾客,同时中国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又反过来带动了黑市的繁荣。尽管都参与其中,但没人可以完整的绘出这个地下货币市场的全貌。
以我自己为例,我的埃镑完全来自黑市,最主要图方便,而且我可以比较不同中间商给出的不同汇率,从而选择最实惠的一个。如果我想从一个官方合法的渠道获得埃镑,就必须带着美元来埃及,然后在埃及银行将他们兑换成埃镑,因为中埃两国的银行都不为个人提供直接的人民币与埃镑兑换服务。我已经忘记是谁为我介绍了我的第一个中间商,但很快就不再找他换钱。因为我加入了各种埃及华人微信群,经过鉴别、甄选与初次合作,逐渐有了可靠而固定的换钱、买中国调味品与食材以及订购饺子的途径。
去年十二月我甚至尝试了一次“背货”服务,从中国把我冬天的衣服运过来。这显然是团队合作。他们给了我一个北京地址,然后,我让我妈把冬天衣服按这个地址寄过去。两天后,有人带着我的衣服和他们在北京收到的其他货物飞到开罗。我的包裹是7公斤,为此付给他们1000埃镑(约63美元)。“背货”业务钻了乘飞机时免费手提与托运行李的空子。比如,搭乘往返中埃的埃及航空,可以托运两件单件不超过23公斤的行李,并随身携带一件不超过8公斤的行李,加起来是54公斤的免费行李,这项业务的成本只是两张往返机票的价格,大概7700埃及磅(481美元)。我听到的传奇人物一个月能够往返七八趟。
法蒂玛告诉我这一行业里最大的地下组织叫“中埃快递”,它不满足于纯粹的人力运输利润,开发了小商品国际贸易业务,比如虎皮膏药和埃及护肤品。受益于中国大陆繁荣的网购服务,这些商品运回国后很快售罄。
加上出售货物的利润,他们单程航班可能会赚到多达2万埃镑。利益的驱动下,“学生城”里越来越多的学生试水“背货”,并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其中,一些人选择兼顾学业,但许多人因此退学全身心投入到赚钱事业。
一切都在暗中进行,这些年轻的投机者们彼此竞争激烈,但是最主要的威胁还是来自于中埃政府。用法蒂玛的话来说,他们都活在夹缝里。
去年就碰上了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当时埃镑大幅度贬值,埃及政府开始打击这些地下交易。去年8月底我初到埃及时,1块人民币可以兑换1.2埃镑,五个月后,我可以拿到2.8埃镑。
转折点是11月3日,那一天,埃及政府为拿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主动将埃及镑贬值48%。在此前后,数十名中国学生因为大量“背货”并逃避缴纳关税被关起来。法蒂玛转述了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当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去机场确认学生的中国公民身份时,显然觉得很丢脸,当场质问学生,为什么其他外国留学生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而只有中国学生忙着人力背货。
与此同时,埃及警察也瞄准了中国黑市和非法移民。他们设了钓鱼执法的圈套,潜入了埃及华人微信群,与中国中间商进行换钱交易。一旦这些中间商中计,带着现金去约好的地点准备交易时,立刻被埃及警方逮捕,手里握着的大量现金也随之被没收。
埃及警方也开始查过期签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移民,初到埃及时只持有15天的旅游签证,最长延期到三个月。
但如果你想停留超过三个月,就必须取得学生签、工作签或居留签这样的长期签证。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准艾资哈尔学生们经常自嘲说,每个艾资哈尔人都有一段“黑”着的历史。因为上文提到的程序,他们必须至少等待一年才能入学成为正式学生,从而取得学生签。去年十一月,埃及警察不仅拘留了几名持有过期签证的中国居民,而且还查出倒卖艾资哈尔及埃及其他大学学生签证的大规模非法交易。
警方的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据传闻,起因是位于马阿迪(Maadi)的一家埃及工厂被人举报从其他工厂偷电,埃及警察前去调查时迷路了找不到这家埃及工厂。一个中国工人给警察指路时给错了方向,导致警察最后来到一家中国工厂。警察这时意外发现,这家工厂里的中国劳工持有的是从黑市里买来的学生签证。一张学生签证的价格大约是5000埃镑。
这只是冰山一角。腐败的埃及官员与聪明的中国投机客从来不缺“创意”。有一个故事流传甚广,移民局的一个埃及官员在他下班后,盗用公章,为中国护照办签证。此外,最荒唐的一个案件主犯是一个中国商人,既不是学生也不是穆斯林,他私刻了埃及移民局的公章,从而制作假签证卖给中国人。据说他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每顿饭只吃1埃镑能买3个的埃及面包。
一个月后,我离开“学生城”,搬到了瑞海博(el-Rehab),在那里认识了几位中国商人,他们上个世纪90年代都曾是艾资哈尔的学生,也都从学生转为商人,是中国穆斯林在开罗经商成功的典范。现在他们都已到不惑之年,是“学生城”穆斯林社群眼中的成功人士。
他们中没有一个取得艾资哈尔的本科学历,却也并不认同那些一直在“学生城”埋头念书而不走出去的同学,常拿一个因此而“读疯了”的同学为例子。中国人才市场不承认艾资哈尔的学历也是他们对拿学历丧失热情的原因之一。他们提到那些从大学部毕业的同学只能进高校当老师,现在只想着评职称,宗教研究兴趣寥寥时,言语中也有着几分不屑。当然,经商也让他们不能恪守穆斯林的仪规,比如饭局上被迫饮酒,没办法做礼拜。
当我向他们讲述“学生城”的故事时,从这些年轻学生身上,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往,青春年华,枯燥课程,拮据生活……他们一遍遍地告诉了我:除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
(文中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李丹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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