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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与德国命题的重现:欧洲的德国还是世界的德国

王一鸣
2017-03-28 16: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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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以后,整整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一直纠结于是成为一个欧洲的德国还是世界的德国,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用几代人的时间探寻这一命题的终极答案,并以数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为之献祭。

那以后许久,这项命题不复存在,因为德国本身已不复存在。东西德统一的那一天,民主德国的一名叫默克尔的少女没有第一时间随着人流涌向闪烁着西方世界光芒的库达姆大街,她安静地洗了蒸气浴,走进西柏林的一户民居,她看到屋里有酒,还有一部电话。而后她默默回了家。

那是伟大的一天。对于默克尔而言,她长达35年灰色布景下的生活结束了,理性为自由所释放,一种新生在向她召唤。对于德国而言,伴随着欧洲聚合的脚步,那项古老的国家命题开始重新酝酿。

时间快进到2016新年前夜,科隆。成千上万德国人站在铁路站台上欢迎难民的日子永远不会再出现。那一晚,数十名年轻妇女遭到阿拉伯和北非模样男子团伙的性侵和抢劫。在反对派的咒骂声中,一向以保守节制著称的德国选民放下手中的工作,抬起头来凝望默克尔。

在此之前,希腊极端主义分子已经寄来了炸弹包裹,法国和意大利已然对德国的财政紧缩政策怨声载道,部分绝望的英国人把退欧的原因归咎于默克尔。最终,难民问题成为这一切的高潮,一向稳定的国内政治基础开始离析。大选前的最后一年,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最先出现的5场地方选举中全部失利。环顾四周,特朗普在大洋彼岸肆意拒斥传统价值和全球主义,荷兰、法国正在尽力应对极右翼势力的疯狂挑战,英国脱欧引发的离散情结正在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持续发酵,这场自煤钢联营以来启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聚合运动正在垂殁。

这是一个默克尔不熟悉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她所不熟悉的欧洲和德国。然而与以往所有的噩梦所不同的是,德国目前的孤独状态,并不是因其自身的行为不端所致,而是因为周遭的世界正在快速变化,这一次,德国成了落伍者。当人们将目光普遍转向视默克尔,并视之为民主世界最后的护卫者时,这位当代最富有传统政治意象的国务家隐隐地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帝国责任正在蔓延,那个熟悉的追问正在以另一种方式重现——是成为欧洲的德国还是世界的德国?!

默克尔的审慎

人们始终不明白,2015年的夏天,默克尔为何突然做出接纳难民的决定。7月时缠绕她的明明还是第三轮希腊债务谈判和乌克兰危机,在罗斯托克见到巴勒斯坦小姑娘里姆·萨维尔时,她给出的还是标准的默克尔式的审慎回答,“我们不能干脆地说,你们都可以来,非洲的所有人也可以来,我们应付不了这么多人。”人们一度以为德国会同捷克、匈牙利做出一样的决定,让这些2000公里以外跋涉而来的难民沿着东欧的版图继续绕行去碰运气。全世界的媒体都记得,那位巴勒斯坦小姑娘泣不成声。

这是人们熟悉的那个默克尔,她的思想里没有无缘故的感性,没有同情滥觞的空间。这是民主德国35年的生活培育出的品质,秩序、计划、方案才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即便失去惊喜,也要保持有序。她保留了德意志最为宝贵的品质,多年来审慎、节制、缓慢甚或乏味地推行着她认为国务上应有的一切帕累托改进。这场工程持续了三届政府,并且永远不会止息。这个国家的政体和选民都是极其成熟的,这片土地上长期弥漫着一种深入骨髓的保守政治文化,人们的要求很简单——“缓慢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同时避免灾难。”他们与默克尔形成了一种相互间尽可能少说话来施行政策的默契,甚至一个新动词已为之诞生——“Merkeln”——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她的任何决定、任何表态都是沉默的,她说,“沉默,对我来说是非常美的东西”。她的一个幕僚曾经指出,“不会出现一个新默克尔,这个古怪的人再也不会改变了。”
然而在这次的难民问题上,人们感觉到这并不是一个传统的默克尔。“我们可以做这个”的决定宣布得太过突然,不够审慎。在他们看来,那次与巴勒斯坦小姑娘的严肃对话后,漫天的媒体批评触碰到了默克尔软肋,她被那些高举道义和价值的左派作家、媒体和娱乐明星欺骗了。反对派激烈抨击道,德国的民族疆域从来都是用铁与血的勾勒出来的,不能容忍“妈妈”式的包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提到了德国在战后一直拒斥的一个单词,他指责默克尔的情感滥觞为“道德帝国主义”。

默克尔的包容

然而默克尔是从属于新一代德国的。

1945年以来,这个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敢过分言及伟大繁盛的价值。为了避免再次凝聚起一种不应有的道德冲动,德国小心的将各种多元、独立和富有批判性的思考胎死腹中。战后的首任德国总理阿登纳的竞选口号是:“不做实验。”而后的继任者施密特则给出了著名的建议:“有想象力的人都应该去看医生”。默克尔的导师科尔总理总是提出旧时代的教诲,他说他们小时候喜欢把划分德法边界的路障推倒,他还希望默克尔站在法国国旗面前时最好鞠两次躬。

默克尔并不认同。她出生的时候,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她勇敢地接受多元价值,相信心底的道德判断,在接受《明镜周刊》的访问时,她在以下这段对话中所呈现的风貌是完完全全代表新时期的——

“我不觉得德国人特别糟糕或者特别优秀。我非常爱吃土耳其烤肉和比萨,我觉得走在人行道上的意大利人特别漂亮,还知道太阳在瑞士照的时间比较长……当我用‘祖国’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或者关键。我用这个词的含义是,这是我的语言,这里有我的树木、我的湖,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喜欢住在这里,我信任这个国家”。

默克尔的德国是健康的、崭新的,更是包容的。2007年在竞选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时,默克尔以一场被誉为“包容演讲”的演说深刻地陈述了沉甸甸的欧洲信仰和责任,她还引用了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话,“欧洲的造物者把它做的小小的,甚至分成微小的一块块,所以我们的心不为大小而喜悦,而是为了多元化”。她在结尾时着重说道,“欧洲的灵魂是包容,欧洲是包容的大陆”。

这不是一句口号,这句话解释了默克尔为什么在八年之后会敞开怀抱拥抱那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她反复告诉德国民众,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良好的人,德国目前老龄化严重,我们正缺乏来自东南方向的技术工人来促进新一轮的工业增长。她一次又一次捡起德国的人口志,这个国家的8100万人口中有超过800万是移民。二战结束后,1300万来自东欧的被驱逐者在西德安家;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有300万人来到这里;1990年10月3日,1600万东德人一觉醒来,发现已身处一个新国家里。历史远非定数,身份认同只是一个选择问题,德国战后的移民史深刻地揭示,这个国家在风土上是开放、自由且包容的。在那些选择了德国的难民身上,默克尔看到了自己。

所以当欧尔班在一场欧盟峰会上揶揄默克尔“迟早会把铁丝网架起来”时,默克尔转向欧尔班愤怒地说道,“我在铁丝网后面已经住得久到不想让那段噩梦重现。”一位接近默克尔的人士解释,她从小就曾经被这样教导:“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门前,你让他进来并给予帮助,而当你让他们进来了,就不要冲他们扮鬼脸”。这样的教诲在默克尔后来的话中能够找到一些影子:“当人们从2000公里以外来投奔我们,而你能够一边接纳他们一边却在埋怨,你们在这儿就不能友好点儿吗?”

默克尔的自由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以政治之名的“道德必须”。但默克尔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看淡标签的国务家,她从不在乎那些加注到她身上的类似传统、道德、人性等等闪烁着光芒的价值意象,她从不大哭或者大笑,从不突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从未替自己的难民政策做过任何过多的宣扬、辩解和注释,她从不会抱怨任何不公,也很少通过情感描述自己对政策和历史的看法。她将价值观视为一种个人的东西,她极度在意的是属于自身内心的自由,而不是自由价值的斗士,这是一种个人体验,而绝非政治教条。

很少有人看到,默克尔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守自己的政策,乃是因为在心底对于这种涌向异乡的流亡有着深刻的价值认同。她的一本传记提到,默克尔对于流亡的概念认知来自以色列,在她小时候每年都会有一次前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远足,在那些长达几十公里的跋涉中,默克尔听说了犹太人的悲惨命运。长期以来,她一直勇于承认德国在面对异族的生存祈求时所犯下的不可推卸的罪行,并肯定犹太人向东南方向的流亡,甚至将捍卫以色列的本土安全视为德国的国家义务。

默克尔是如此渴慕并信奉自由,她很多次提到,“自由是我人生中最为幸运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她已经将这种流亡视为一种对个体自由的勇敢竞逐,并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对默克尔而言,德国是这种竞逐的最大受益者。她始终坚定地认为,是美国将德国从纳粹的野蛮行为中解救出来,并义无反顾地支持德国统一。因此长期以来,她一直视美国为自由价值的典范,她崇拜里根在冷战对峙中的坚定和勇敢;她和克林顿、赖斯几乎第一面就成了好朋友;她和丈夫的第一个蜜月会选择去加州的洛杉矶,那是他们生活中最为美好的回忆;她曾经亲赴美国接受奥巴马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在仪式过后的晚宴上,菜单的正中心别有心裁地印着一份赞誉——“默克尔博士是自由胜利的象征,她是在统一德国的总理府内任职的第一位民主德国人”。

所以,当美国的自由价值散去,当看到特朗普在民粹的喧嚣中走上山颠之城,我们可以想象默克尔心头的绝望。在祝贺特朗普当选的电报里,默克尔话里有话地提醒道,“德国和美国是通过价值观捆绑在一起的。民主、自由、尊重法治和人类尊严——无论出身、肤色、性别、性取向或政治观点如何”。她说,柏林方面将“在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上”与美国新政府密切合作。在《华盛顿邮报》看来,虽然默克尔言辞优雅,但与其说这是一份祝福,毋宁是一封警告信。当特朗普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进行严厉的抨击时,默克尔立即作出了强硬的回应——“欧洲人的命运应掌握在自己手中”。

默克尔对自由是如此的敏感,生怕好不容易获得的一切美好轻易散去,她总是强调,“我在专制政权下生活35年,它与我的过去密不可分,有人说这不会再发生了,但我总是存有疑虑”。现在这一切如预想般地发生了,当奥巴马把最后一个电话拨向默克尔,将整个自由世界的旗帜亲手奉上,默克尔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无援。她清晰地记得2008年的夏天,这位心怀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一次来到柏林,在庞大而狂热的人群面前发表了充满自由色彩的讲话。转眼8年过去,一切全都结束了,在她看来,这是即将改变世界命运的历史节点。默克尔深爱歌剧,特别是瓦格纳谱写的意涵着巨大悲怆命运的作品。她对《尼贝龙根的指环》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反而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永远不会回到好的结果上来”。她所信仰的瓦格纳哲学深刻地启引着她——“起步对,步步皆对。然而事情永远无法从出口倒转,这让我觉得悲痛”。

默克尔的困境

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以后,特别是与特朗普会见结束以来,默克尔心头的忧虑应该更深。特朗普对于“搭便车”拥有一种原罪般的厌恶,他永远不可能理解当年杜鲁门和马歇尔做出这一慈善政策所蕴涵的巨大深意,而只会将之视为是自己的买卖没有占到便宜。他的态度是如此的糟糕,在媒体见面会上,面对所有在场记者要求两位领导人握一下手的请求,在默克尔轻声的提醒面前,特朗普纹丝不动,甚至不愿正眼瞧向默克尔一眼。抛开礼仪和教养不谈,特朗普的行为显著地传递出他对于德国在欧盟甚至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道德角色充满厌恶。

慕尼黑会议结束后,一名美国官员在面对《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开心地提到,“再次身处一个正常国家的感觉真好”。这句话的讽刺意味是如此之强:整个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德国的反常举动而深陷浩劫,是威尔逊主义的深刻力量使得美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救世主,并带来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稳定结构;然而现在,美国要回到19世纪的孤立主义,反倒是德国成为了普世价值的捍卫者,然而却要再一次被抨击为是反常的。德国语言批判行动评委会日前公布的2016年的“年度恶词”显示,具有鲜明的纳粹时代色彩的“人民叛徒”成为2016年“最恶词汇”。2015年8月,当默克尔在一家难民中心参观时,示威者就对她使用了这样的称呼;第二年的德国国庆日,默克尔在进入德累斯顿圣母教堂时再次被示威者以“人民叛徒”之名咒骂。在勇敢地担负起新时期德国命题的同时,这个世界的政治生态正在深刻地发生变化,默克尔顶在最前面,被迫承受了历史极大的不公。

默克尔的窗外

荷兰选举结果出来以后,默克尔像个孩子般高兴。维尔德斯没有当选,自英国大选以来延续了一年的黑天鹅事件暂时止住了。在法国,菲永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支持率正在快速回升,一切看起来都在好转,那种氤氲在欧洲上空的糟糕气氛正在散去。在向荷兰新任领导人的祝贺中,默克尔提到这个结果“是民主的好日子”,她说“很高兴看到高投票率取得了一个绝对支持欧洲的结果,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默克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总是倾向于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尽管她经常不苟言笑。自从走出民主德国的精神压抑以来,默克尔在心底对这个世界是充满感恩的。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当被问及“德国”这个词会让她想起什么,她的回答是——“精美、挡风的窗户”。

在这个充满童趣的比喻里,我们可以愉快地感到厚重的责任、坚定的守卫等很多意象,似乎也可以看到窗外灿烂的生活。她是如此深爱自己的国家,她曾经勇敢地带领德国走向欧洲,现在她已决心再次走向世界,这是一份受邀请的责任——护卫全世界脆弱而正在淡去的民主希望。

这是默克尔的第四次竞选,很长时间以来,她没有想好自己是否还要继续这样一种严肃的生活。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十几分钟里,默克尔解释了为什么第9次竞选党主席,第4次竞选德国总理。她说许多人告诉她:“你一定要这样做”,这让她很感动。接着她大声向与会者发出呼吁:“你们一定要帮助我”。这段讲话为她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在最为焦虑的时刻,默克尔将永远相信歌德在《象征》里的那句著名的呼唤——“我要你们怀抱希望”。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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