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恐袭令人悲伤，伊拉克被波及的女性同样无助

本文转载自中东研究通讯（微信号：MenaStudies）。

3月22日，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发生袭击事件，导致5人死亡，40人受伤。袭击者是现年52岁的卡里德·马苏德，曾一度被警方列为潜在暴力极端分子，随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阿玛克新闻社宣布对袭击负责，并称马苏德是“一名‘伊斯兰国’战士，他响应了袭击盟国公民的号召”。

难以界定的“恐怖主义”

近两年欧洲不断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让全世界为之悲伤，从巴黎到比利时再到伦敦，原本在人们印象里安全平静祥和的欧洲，本不该被暴力和血腥污染。也正是因为欧洲一贯安宁而充满高雅艺术气息的形象，街头的鲜血在这里更不可被接受。

不仅欧洲，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所显示的情况，从2014年11月到2016年11月，西欧共有超过400人因恐怖袭击导致伤亡，而在中东和北非，同期的伤亡数字是400的90倍。

比如土耳其在巴黎恐袭前后共遭到多次爆炸袭击，包括今年新年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夜总会造成至少39人死亡近70人受伤的枪击事件、去年6月造成41死239伤的安卡拉机场爆炸式袭击，而安卡拉从2015年10月到2016年3月短短九个月内就发生6起袭击共造成200多人死亡。

任何生命的消逝都值得痛惜，而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这些边缘群体却因为没有国际主流话语权或是常年处于纷飞的炮火中而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而讨论恐怖袭击的第一步是厘清“恐怖主义”的概念，但目前对于“恐怖主义（Terrorism）”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概念界定。学术研究对“恐怖主义”的描述有上百种，政府的界定又掺入了立场与利益之争，从法律的层面来看，各国在反恐刑事律法上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都有所差别，将对立者非法化导致“恐怖主义”的定义争议不断而且无法确定。

此外，恐怖主义并不是21世纪的产物，只是由于现代社会网络的发达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恐怖主义得到了大众更多的关注。实际上，恐怖主义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治运动中。比如“匕首党(Sicarri)”就是早期反抗罗马人对以色列统治的犹太恐怖组织“奋锐党(Zealotry)”的一支，而在20世纪之前恐怖主义也被用来形容暴政，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统治。

大众对现代“恐怖主义”概念的成形主要是随着二战后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恐怖主义”逐渐变得团体化和个人化，近年来随着“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崛起，以及ISIS利用社交网络进行的宣传攻势，大众对“恐怖主义”的认知更多贴上了宗教的标签。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建立的世界范围内与恐怖主义活动相关的数据库RDWTI（The RAND 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Incidents）在建构数据收集框架时采用了如下定义：

“恐怖主义”应该以事件及当事人行为本身的性质而非行凶者的身份认同、或事件的缘由来定义。因此它应该具备以下几个要素：

·暴力或暴力威胁

·故意制造恐慌或含有警告意味的动机

·故意胁迫他人去做不愿做的事

·动机中有政治目的

·一般会针对平民

·团伙或者单人作案

兰德数据库的概念界定被认为与布鲁斯·霍夫曼在其2013年的著作为“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相似：

我们现在尝试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在以暴力行动或暴力威胁追求政治变革的过程中故意制造或利用恐慌的行为。

所有的恐怖活动都有暴力与暴力威胁的成分在内。恐怖主义的关注点不会局限于当下的袭击所造成的短期伤亡和破坏，而是会着眼于袭击事件给受害群体或事件关注者带来的长期的心理影响。

他们希望能够激起受害群体内部对他们的恐惧，并借此向真正的“目标”发出信号，警告与之对立的民族或宗教群体、持不同立场的国家、政府或政党，或者是为了操控舆论进而影响公众意见。

恐怖主义的目的是想要在权力真空的地方得到权力、或者在影响力不够的地方增大影响力。暴力行为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恐怖组织将借此提高自己的本土或国际影响力，以谋求影响政治进程的筹码。

从马里兰大学数据来看，总体来说中东破碎地带、北非、拉丁美洲西部、甚至东南亚都面对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而Datagraver的数据显示，如果把恐怖主义放在较广的概念范围内，西欧的安全程度较20世纪提高不少。

根据和平与冲突国际组织的观察，2001年9/11之后恐怖袭击最密集发生的国家是伊拉克。

在伊拉克，多年的战争和后战争冲突早已将这个国家撕的粉碎。而这种权力真空和动荡混乱状态又给了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生存崛起的土壤。在战争后遗症、恐怖主义和反恐行动的夹缝中，普通百姓生存艰难，尊严受到极大创伤。

来自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莱塔·泰勒讲述了一个22岁伊拉克女子纳迪亚的故事，她从被“伊斯兰国”阴影笼罩下的家庭到被塞进库尔德监狱的逃亡历程。

从一座监牢走向另一座

普通而合身的便裤，一件带着假毛领子的绸缎紧身短马甲，一条裹的松松的黑色头巾，监狱里22岁的纳迪亚将她的身体放在这些衣物里面，只露出年轻的面庞带着阴郁平淡的语气讲述她的逃亡之旅。她的丈夫是一位逃跑未遂的“伊斯兰国”成员，粗鲁且喜欢对她使用暴力，自今年3月逃离他们的家庭后，她至今未再见到自己3岁的女儿。

这位女子的真名并不是纳迪亚，她是来自伊拉克中北部撒拉丁省的逊尼派阿拉伯人。2012年，她嫁给了当地的一位农夫，虽是被安排的婚姻，但最开始的相处还算融洽，自从2014年ISIS占领了他们居住的村庄后一切都变了。

村民纷纷逃离，但纳迪亚的丈夫坚持要留下照管农场里的牛。伊拉克政府军在几个月后驱离了ISIS，原先撤走的老人又搬了回去，并且驱逐了没有随他们一起逃离的村民，指责他们对ISIS“抱有同情”。

这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女儿搬到摩苏尔，因为找不到工作，她的丈夫加入ISIS，为其检查关卡站岗。虽然最开始加入ISIS只是为了支撑家庭维持生计，但他逐渐“被洗脑”，对妻子越来越暴力。

“在加入ISIS之前他从没打过我，”纳迪亚说，“他们改变了他，他们毁掉了他脑子里的东西。”因为无法忍受，纳迪亚曾说起要离开她的丈夫，可是却被他威胁要杀死她或夺走她的女儿。

但当ISIS想让纳迪亚的丈夫成为前线战士时，他拒绝了。为此，他在监牢里遭受了两个月的殴打折磨，在2015年11月被释放的当天，他偷渡逃到了土耳其。

ISIS发现后强迫纳迪亚说出丈夫的下落，纳迪亚拒绝了，他们用步枪枪托狠狠的打她的头并威胁要杀掉她。纳迪亚的公婆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劝说她和女儿偷渡去土耳其和丈夫团聚。

纳迪亚和女儿在经过了一周漫长的跋涉并易手两拨走私团伙之后终于抵达了土耳其。在进入叙利亚时她们躲在卡车后车厢里装满沙土的麻袋下面，哨卡的卫兵会用棍子戳破麻袋检查是否有人躲藏，惊吓会让女儿哭泣，她不得不给她用了麻醉剂。

但躲过了旅途的种种凶险换来的却是丈夫变本加厉的家暴，当他发现纳迪亚在悄悄计划和女儿返回伊拉克时，“他把我扔出公寓，当着我的面摔上了门”，她无法带走女儿。

纳迪亚心里充满恐惧，她孤身一人越过了土伊边境，进入库尔德斯坦。她以为找到了庇护之所，因为库尔德武装是国际反恐联盟的关键一支。但在大量伊拉克人从ISIS占领区逃向库尔德自治区时，出于对极端分子混入其中的担心，库尔德自治政府逮捕了大量“可疑人员”，包括一些并不欢迎ISIS暴政的妇女儿童。

在一次安全检查时纳迪亚被逮捕了，因为库尔德控制区安全警察在她的手机里搜出了她戴着印有ISIS标志帽子的照片。她解释道戴着ISIS帽子并露出有着精致妆容的脸是为了反抗ISIS对女性的束缚，她逃亡就是为了离开曾参加过ISIS的丈夫，但是警察并不相信她。

纳迪亚已在埃尔比勒的妇女儿童劳改看守所里被拘留了12个月，现在她被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活动，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

在被收押的最初半个月里，安全部门将她单独隔离，企图让她承认曾对ISIS宣誓效忠，这是不人道的。她的隔间没有暖气，厕所是坏的，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有两扇极小的窗户，整整四个月里她不可以使用通讯设备或见到家人，甚至至今都没有配备律师。

被波及的妇女儿童

恐怖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值得痛惜，而被恐怖主义与反恐波及的妇女儿童境遇也很糟糕。纳迪亚只是泰勒在埃尔比勒妇女儿童改造看守所采访的十位女性之一，其中两位女性确认曾试图进行自杀式袭击，但其他八名被指控的都只是因为与ISIS或“基地”组织成员有血缘关联或婚姻关系。

她们在监狱里的时间从一到九个月不等，期间没有接触过任何律师或被传讯，六位女性的孩子年龄从十个月大到八岁，也在监狱中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丁达尔·泽巴里是库尔德自治政府负责与非政府组织联络的官员，他否认了任何对被拘留者的不公正对待，由于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案件比普通犯罪更复杂，所需时间更长，因此库尔德自治政府在竭力确保公正断案。泽巴里认为纳迪亚手机里的照片确实是她“支持ISIS的证据”，他表示法庭会为她们提供律师，如果她们自己无法雇佣的话。

今年2月22日，埃尔比勒法庭赦免了巴瑟玛·达维什，一位有三个孩子的雅迪兹母亲，她曾被一位ISIS领袖强暴并奴役。

库尔德政府指控达维什是2014年10月ISIS策划的谋杀案的共犯，但达维什告诉法庭库尔德安全警察在审问时曾殴打并以强暴威胁她，迫使她承认参与过这起谋杀案。她虽最终被法庭赦免，但正义来的却很晚，达维什已经在监狱里待了28个月，并且还要再被拘禁30天，直到案件所有的后续工作尘埃落定。

另一位同样不愿透露性命的女性在2008年被捕时是一个十六岁的寡妇。当年伊拉克“基地”组织告诉她应该为被美军杀死的丈夫报仇，她被雇佣穿着自杀式袭击马甲进入埃尔比勒时被抓捕，直到现在她服刑期满已达20个月，但仍未被释放。

库尔德政府官方称她在服刑期间与ISIS保持联络，所以不能离开监狱，尽管一位法官表示没有充足的证据把她继续留在那里。

在等待审讯的被监押女性中，一位因为儿子在十年前加入“基地”组织而被捕，尽管她已经切断了和儿子的所有联系。另一位的亲戚是ISIS的高官，但她只在2002年家庭聚会上见过他一次并且从未和他讲过话。

第三位女性的丈夫曾是伊拉克警官，但被怀疑为ISIS成员因为他家在ISIS占领村庄后唯一没有被毁坏的房子，尽管她说那是因为ISIS夺走了房子还把他们赶出家门。

还有两位女性的家人惨遭ISIS杀害，另外三位女性包括纳迪亚则因为丈夫是ISIS成员并对他们实行家暴或夺走她们抚养孩子的权力而离开。

纳迪亚将在4月18日参加审讯，依据是库尔德政府2006年通过的反恐法，而这部法律已在去年七月失效。这就意味着她很可能和其他1500名“嫌犯”一起处于被遗忘或待定的状态。

恐怖主义的威胁日益严重，尤其是社交网络和交通发达便利的今天，恐怖组织利用媒体平台宣传动员的能力、以及向不同地域渗透的能力不容小觑，反恐工作艰巨。

在恐怖主义与反恐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群体，也许数量对人类来说是个小数字，却并非微不足道，若缺乏聚焦的眼睛，则有将他们推向反面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