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走出上海”……之后的早期电影景观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上海”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核心地标已经在不同的现代史研究领域中越来越显露出来。这个核心地标的首要意义是揭示出与革命叙事并行的现代性叙事的客观存在，以及与前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次是把中国的现代性叙事纳入国际性、全球性的叙事中，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以及其“全球化”特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来得更早。因此，类似“上海摩登”或“来自上海”这样的主题论述在努力还原这个核心地标的历史景观的同时，也难免在反固化的主流史观的过程中呈现出某种优越感，由此形成新的中心论，并且似乎也正在产生对区域差异性和整体发展中的多元性的遮蔽。

尤其是在民国文化艺术史的研究视野中，“上海”的光荣与骄傲既重构了一个过去被遗忘的“摩登时代”，但同时也在中国文艺的现代性图景中吸引了过多的目光。当然，中心的颠覆与反颠覆也正是现代史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上海”这个概念中挖掘过去被遮蔽的现代性与揭示被“上海”这个概念所遮蔽的其他区域的现代性，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前段时间我在上海参加一个题为“来自上海”的现代摄影研讨会，在发言中谈到从“来自上海”到“来自延安”的历史轨迹，中心的位移取决于现实中两种叙事的升降变化，因此也触到了“上海”概念中的历史隐痛。

在这里应该顺带提到的是荷兰学者冯客的《简明中国现代史》（陈瑶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3 月），该书以“开放性”作为重新解读民国历史的关键词，以“民国时期的全球化经验”为主题，虽然与“简明中国现代史”这顶帽子在论述框架上并不吻合，但作为一种重新解读民国史的角度与“上海叙事”却是有紧密的关联。而且，作者还提到开放性并没有局限在上海和北京的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在地方上的小学校、在乡村的宗教运动中都产生了世界性的视野和与全球问题的联系（102—103页）。他以曲折的历史轨迹认识“上海叙事”的真实价值，同时认识不同区域的多元化历史景观中被遗忘的开放性，这真的是现代中国史研究中意味深长的议题。

《走出上海：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叶月瑜、冯筱才、傅葆石、刘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性和研究视角。这个书名把关于“上海”作为一个电影史书写的核心符号的被建构与被固化的问题意识强烈地凸显出来，但在叙述策略上仍然首先通过三个区域例子肯定了上海在广义华语电影史论的中心位置。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这是历史的客观景观，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固化的上海电影中心论的反思和突破意图，针对的是单一视角所造成的中心论和模糊不实的、虚泛的早期电影多元性论述。

作者也意识到有学者提出“上海电影”概念的用意是把上海电影从官方电影通史叙事的压制下释放出来，但又不能止步于此。因此该书有意“突破中国电影史向来以上海为中心的叙事起点，以民国报纸作为研究的新起点，关注香港、广州、杭州、天津这些城市的早期影业生态，并勾勒以城市为框架的早期电影史。”（该书介绍语）应该说这是实话。至于说“以新挖掘的资料挑战现行史论，将电影研究从艺术和政治的单一视角中释放出来，建构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则还可以有更谨慎的检视和评述。

该书是一个集体研究项目的成果，分“研究论文”（六篇）和“新史料汇编”（1900—1940年的八份华文报纸中与电影相关的文献资料）两部分，另外还有一个与公众分享的电子资料数据库《早期华文报纸电影史料库》，是对现代史研究公共资源的重要贡献。叶月瑜、刘辉在该书的“导论”中谈到电影史写作中的“通史焦虑”问题，指出：“现在的影史多是影人心迹、艺术流变、政治影响等剥离的文本，缺少技术变革、市场框架、商业策略、地域分布、观众接受等真实的历史因素，展现‘电影’波折的现代命运。……但是目前大多数的中国电影史著述，不论是已出的还是进行中的，仍在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受限于电影的宣传功能和媒介管制，无力也无心于真正影史的厘清。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中国电影的真实历史是模糊的！”（第7页）

可以说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通病。两位作者接着从研究资料的角度指出造成这种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认为从民国地方报纸入手可以“寻找电影中民国历史环境中的真实呈现”。关于民国报纸资料的电影史研究价值，作者认为“能更清楚地构筑早期电影景观，一窥电影与工商业、社会风俗、政府控制、小区营建、消闲文化和对外接触的情景。此外，随着报纸成为民国时期一重要公共空间，电影评论也开始涉及国家民族论述、教育与文化建设，成为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第6页）于是选择了香港、广州、杭州和天津的八份报纸作为调查、抄录和整理的对象——具体的整理和研究方法在刘辉的《探究民国时期地域电影和都市文化的关系：从广州报纸出发》与罗娟的《早期电影史料汇编与考证：以民国时期广州报纸为例》这两篇论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冯筱才教授

历史学家冯筱才的《形塑党国：1930年代之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是一篇很有历史感和现实意义的电影政治学研究论文，该文以《东南日报》《浙江商报》为主要依据，研究国民党中宣部和教育部于1930年代大力推行的电影教育运动为何在浙江有突出的表现，阐释了运动背后的政治动机、运作机制以及在运动本身进程中呈现的各种现象，为研究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文宣政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个案。作者在论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意识远超出电影史研究的范围：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基层是如何推行的？如何与民众发生互动？‘党国’如何通过一些渠道实现自我合法性建构？政客如何将‘党国意识’渗入民众大脑，或在民众间建立对‘党国’之认同？党国体制中之宣传事务如何进行，其效率如何？”（90页）

这是政治学中的体制与政策、政党与民众的研究议题，但必须放在各种现实政治与文化场域中才能真正落实。在该文中的相关表述就是“党国宣传如何运用电影技术来实现宣传目标？电影业的发展与政治之关系如何？”（同上）。关于在党国体制中生产出来的“教育电影”的实际效果与作用，一般而言总有两种不同的评估，一是来自官方本身，总会强调和夸大它对国民的宣传、教育作用；另一种常出自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因为瞧不起这些电影而低估其影响，就如日本学者佐藤忠男说的，当日本政府和军部已经通过战争题材电影向国民灌输仇恨中国思想时，知识分子和评论家却认识不到这些被他们瞧不起的电影对改变国民精神状态的作用和军国主义文化降临的危险（《炮声中的电影——中日电影前史》，岳远坤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

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估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的实际效果？作者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是官方以数字表功的政绩策略，是常见的官僚主义评价方式；其次是从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弱势特征入手，通过与中共的宣传实践相比较而获得大致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估，那就是实际效果很有限；最后是属于政治宣传的副产品：电影第一次深入到乡村，电影文化的普及效果不容抹杀；客观上也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科学教育启蒙作用（118页）。看起来，“走出上海”之后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电影景观同时也是民国文化的政治景观，所谓的“另类景观”实际上蕴含着文化与政治的必然联系。

点击下方链接，阅读李公明的“一周书记”系列：